【說書】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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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琳(文字工作者)

我們之所以不斷重新書寫歷史,是因為每一代年輕人都會向過去提出截然不同的問題。我們之所以對許多事情仍一無所知,只是因為還沒有人提出適切的問題。
──艾波比

曾經,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僅止於朝代更易、名人政要,也以為那才是重要且值得流傳給下一代的事。

然而曾幾何時,我們開始留意起過往出現過的各種面孔,以及各種真實可親的常民生活?

誠如書腰所問:「什麼時候,我們開始關注女人、奴隸、中產階級或者異教徒的人生?什麼時候,我們開始用說故事的方式呈現歷史?」這本書沒有給一個具體的答案,但是它介紹了十個人的一生:是他們在一樣的時代,看出不一樣的事;是他們讓我們發現,原來世界也可以這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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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先行者

《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收錄九位西方當代學者在哈斯金斯講座的演講稿,外加一篇學者介紹。講座主題是「the life of learning」,由每位學者自述生平背景與學思歷程,主辦單位ACLS的主席余寶琳明白表示,希望講者能從中「反省作為學者的人生,關於研究的動力、決心、所獲得的滿足(以及破滅)感」,以及他們在學術組織中的生活和學習經驗,「我們不希望講者只談論自己的學術成就,而是與其他學者分享他個人的學思歷程。」

講座每年邀請一位學者,其研究領域各有擅場,本書從中選錄影響當代史學發展的重要九家,分別是: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彼得‧布朗(Peter Brown)、彼得‧蓋伊(Peter Gay)、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喬伊斯‧艾波比(Joyce Appleby),最後另收一篇關於社會學家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的述介。

十位學者儘管領域各異(如社會學家提利、人類學家紀爾茲),但不論題材的開拓、方法的創新,或者跨域的整合,無一不影響現當代的史學研究:

史東在量化主流下,主張復興「說故事」的敘事傳統,不惜與學界當權的老友反目,重新滿足人們對歷史最純粹的渴望;休斯克突破當時學科分立、史學與其他學門互相隔絕的處境,毅然跨入文學藝術與音樂領域,以內在分析看待藝術本身的表現,從中交織出一整個時代的思想史;克里斯特勒對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重新定義;戴維斯突破固有學術體制,透過電影將史學研究的成果面向大眾,呈現過往未曾被訴說的邊緣人的歷史。

人類學大師紀爾茲倡議的文化詮釋廣為當代史家吸收化用;布朗開闢了「晚期古典」此一嶄新的研究領域,引領無數後繼者跟進深化;蓋伊從事「觀念的社會史研究」,並大膽融合佛洛伊德心理分析,三十幾歲就公然挑戰過往對啟蒙運動的認知,引起名家與各界抨擊,勇於為大眾自以為熟知的領域揭示新貌;勒納將過往不被討論的女性重新放回歷史研究的視域,且付諸具體行動,創建婦女史研究課程,讓女性史正式成為一個學門。

艾波比的美國史研究啟發讀者反思國家力量灌輸的史觀是否片段,是否真實;一生究心於民族國家發展和社會進程的提利,在主流尚未肯認的情況下,甘冒教職受阻的風險,毅然倡議歷史社會學,將「時間的因果關係」導入向來訴諸當下時空的社會學研究,在史學和社會學都具有重大的開創性。

這樣的陣容,鎖定的目標讀者自然是歷史學界。

書前的三篇序文也著眼於此:李弘祺教授的萬言導論〈近代西洋史學200年〉不惜細說從頭,以精準的速寫勾勒出近代史學發展的輪廓,讓讀者迅速掌握這十位學者的意義;蔣竹山教授〈我的當代文化史大師的閱讀之旅〉具體列舉這些「夫子自道」對於中文世界的史學研究者而言,究竟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解脈絡。

主編陳建守的序文篇名更是毫無懸念的直指本書就是「致歷史學徒的十封信」,這些學者們的啟蒙過程、師友往還以及研究取向的轉折,甚至是某些研究撇步(例如克里斯特勒分享,尋找文獻不要只翻索引,還要盡可能瀏覽所有的印刷目錄和未出版清單),都是學徒們參考借鑑的典範。

那些填鴨式教育、課綱爭議、學術商品化,從來就不是現在才有的事

然而,閱讀的趣味總在意想不到之處蔓延開來。即使是沒聽過這十位主角的「非理想讀者」,也可以很簡單的看這本書,並從中得到啟發。這其實就是十個人的生命故事──好吧,再加一個共同點:十位人文學者的生命故事。你在書中看見他們如何面對每一個人生的重要考驗,看見他們回顧一生經歷時,如何揀選/指認那些「導致他們成為現在這個人」的轉捩點。

一位猶太女孩如何成為女性研究的先鋒?一名左翼學者如何走過冷戰時期美國社會的抵制,透過電影等大眾媒材,探討農民、奴隸、罪犯和其他邊緣人的一生?他們將自己的人生拿出來訴說、現示,讀著讀者,宛若一條河流就這麼從眼前流過。

這其中呈現出某些當時的歷史共相,像是二戰期間,納粹政府禁止猶太人從事教職,猶太身分迫使克里斯特勒二度移民、出身奧地利猶太家庭的勒納,也曾被納粹當作誘使父親出面的人質而遭到隔離入獄、蓋伊為了逃離納粹德國而淪為難民……;另一方面,更反映了不少跨越時空依舊存在的學術阻力。你能從本書看見他們置身理想與現實的天人交戰中,如何抉擇。而這些抉擇,很可能你我都正在面對。

好比開啟敘事史學的史東,原來也成長於填鴨式教育。他自況少年時期當了「為期八年的奴隸」:「我在八到十六歲這八年歲月裡,幾乎可以說唯一學到的,便是把《泰晤士報》的社論從英文散文翻譯成拉丁文散文;從拉丁文散文翻成拉丁文韻文;從拉丁文韻文譯成希臘文散文,然後又從希臘文散文再譯回英文散文。」

「我無法看出這到底對我的人生有何益處,現在仍是如此。」縱使來到牛津大學,學校一味固守於英國政治史和憲法史,學生對於英國和歐陸以外的歷史普遍一無所知,也不覺得必須知道的教學模式,也讓史東覺得「令人窒息」。

英國牛津大學Keble College Chaple,Diliff攝於2006.10.15,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英國牛津大學Keble College Chaple,Diliff攝於2006.10.15,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又如學術環境的消長變化,總是難料:休斯克曾親歷一段由史學主導各領域、甚至取代了哲學的黃金時期,晚年卻親見史學喪失領導地位,其他學科紛紛「去歷史化」的鉅變。成長於大蕭條的紀爾茲,青年時期受惠於戰後「退伍軍人安置法案」,遇上美國高教的榮景,唯今反觀當前的學術界,他直言學術淪為商品化,獎學金和終身教職越來越難取得,人文研究者的處境日益艱辛。

布朗則戳破體制現實的一面,躋身學界不代表進入天堂,往往是踏進去之後,才看見其中醜惡:「我們選擇相信,每一所大學都有兩種人:學者和弄權者。我們知道弄權者是誰,也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時他們能幫上忙,但更多時候他們危及了我們的崇高目的。我們常常認為,他們在休息室、辦公室和會議上耍弄的手段,是時不時考驗聖人耐性的種種折磨。但我現在吃驚地看到的,是非常不同的景象:有學問的學者自己在使政治手段。」

甚至是關於歷史與集體記憶、關於課綱這回事,遠在半個地球之外,專研美國史的艾波比早已發出這樣的喟歎:「我是後來才逐漸體會到,寫作並且教導自己國家的歷史,代表了一個特殊的知識事業。」

1995年,艾波比的同事蓋瑞‧納什的新課程標準草案,正式遭到美國眾議院的否決與譴責。她切身感受到國家/政治對於歷史論述的介入,並清醒的看出這是研究本國史必然面臨的問題。畢竟對於某些美國人來說,關於奴隸、女性、勞工、移民以及其他邊緣族群無情甚至殘酷的故事,都有可能破壞美利堅民族英雄般的傳說。

這些困局想必台灣的人文學界定不陌生。它們在不同時空中輪番上演固然令人沮喪,然而幸運的是,這十位學者也以自身貢獻證明了環境再壞,人還是能開出不一樣的路。或許,對於人文研究者來說,從來就不存在一個擁有所謂美好學術環境的時代,問題只在於我們如何突破重圍,回應並且開創屬於自己的時代。

面向學術,還是面向當下社會?

談到時代,終究要回歸到「學術研究是否應該與時代對話?又應該如何對話?」的古老命題。

本書介紹的學者,各有各的人生選擇。既有強烈主張「為學術而學術」、自認「終其一生從事研究從來不是出於個人或政治目的」的克里斯特勒,也有訴諸行動的勒納。十位學者分別座落於光譜之間,各有取捨定向。

其中,史東可謂以學術研究體現其現實關懷。他認為,「歷史是兼具道德與學術的事業,它既不應也不該與當代的世界觀和秩序毫無關聯。」對公眾事務的關心,更從兩種形式影響了他的學術。一是在形式上訴求更廣泛的讀者(包括論述方式以及書籍的裝禎設定),二是在選題上會因當下刺激,而導致探究過往類似的議題。

不過史東也高度自覺的反省了這種研究取向的風險與平衡之道:「這樣的歷史生產究竟是好是壞,我無從得知。但像這樣由現實關懷驅動的歷史探究,即便在進行之時並非有意為之,也會包藏嚴重的禍心,亦即過去是透過未來的觀點,而不是在它自身的條件下被省視。如果歷史學家心中最至高無上的主要問題,為我們如何用過去饜足現在,就會冒著很明顯的輝格式目的論的扭曲之風險。另一方面,正是這個對當下事件解釋的需要,才是人們會對歷史有興趣的主要理由。」

「遠離目的論式的扭曲的主要防衛措施,就是要在心裡牢記著過去的人們跟我們是不同的,而且彼此間的差異始終必須要被調查與闡明。更進一步的防衛措施,是一直要在心裡惦記著,在歷史裡會有偶發事件的因素,承認在任何時候,歷史都有朝另一個方向發展的可能性。」

休斯克則主張,政治特別重要,它不只是決定生活的主要力量,也是一種倫理責任。

他曾宣讀牛津誓言,矢志絕不支持政府任何戰爭行動,卻也親身見證了政治無孔不入,即便是向來抵抗政治力入侵的堅強學術保壘,哈佛大學面對1938年美國是否應該參戰亦曾激烈討論:「究竟要認同超脫世俗政治的文學共和國,還是要效忠自己的國家?」這樣的經歷,促使休斯克從中領悟到過往實證主義史家未曾思及之處:「吾人在研究歷史之時,其實也是身處歷史之中。」「這樣的理解使我們意識到,史家的現實社會立場,可能對歷史研究產生影響。」

Cambridge - Harvard Square: Harvard University - John Harvard
哈佛大學內的John Harvard銅像。

相較之下,書中收錄的兩位女性學者對於社會改革更為積極。戴維斯在大學時代便積極參加社會運動,在一片肅殺的麥卡錫主義下,她鮮明的左派立場吃了許多虧,甚至因此護照遭到沒收,無法出國蒐羅研究的史料。

同時,戴維斯在學術上的選題,也始終將非主流群體甚至是邊緣人視為其研究的核心關注所在,這甚至是她的生命母題:「我把工人寫入歷史,然後是女性、猶太人,接著是美洲印地安人以及非洲人,就好像一次次從事解放的使命。歷史書寫本身究竟是不是就只是一種自我的書寫,不管我們如何尊重過去所賜予的文本,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另一位成長於奧地利內戰硝煙下的學者勒納,早在十五歲時就參與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動,此後陸續投身各種爭取民權與女性平等的運動,學術上則極力爭取將婦女納入史學研究的視域中。她於1972年首創婦女史的碩士課程,正式奠定婦女史的地位。

當信念與關懷最終匯流,學術與行動真正結合,無怪乎勒納能貼切自陳:「我對婦女史的熱情奉獻深深植基於我的生命。」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勒納的貢獻除了婦女史,還有更具開拓性的意義:「我們已經指出過去的『無名氏』實有他們的聲音,並且能夠述說自己的故事。我們讓過去被忽略的史料重見天日,並且學習到新的詮釋方式。」

上述這些史家,主動參與社運者有之,默默沉潛於研究者有之,趣舍萬殊。畢竟生命從來就不是二選一,也不是只有一種可能。抉擇的關鍵,在於你如何看待自己與世界的關係,你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或許這也呼應了本書獲選為中小學生優良讀物時,主編的感言:「希望這群天真的心靈,可以細細品索這十位學者的人生經歷,可以體會這些學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為現在的模樣,進而引發他們去思考自己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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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抉擇與渴求,影響了他們探索的方向,影響了我們對歷史的認知。

然而不論方向是什麼,誠如篇前那兩句出自艾波比的引文,歷史都會不斷重新書寫──因為我們對世界的探索將永無止盡,而這一切探索,也將返諸我們自身。

We shall not cease from exploration
And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Will be to arrive where we started
And know the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T.S. Eli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