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經費來源的研究,就百分百可信嗎?你所不知道的科學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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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邦彥

林鳳營 X 泛科學的爭議,近日在網路上延燒。

一開始,溫朗東先生在臉書批評:「泛科學很坦然承認,有收味全的錢來製作採訪專輯,然而也會秉持著科學精神,來檢驗林鳳營牛奶的品質。據此,面對公眾的質疑,泛科學架起了一道以科學為名的防線,覺得科學歸科學、社會歸社會、政治歸政治。」[1]言下之意,批評者認為沒有純粹的科學和政治,泛科學利用科學的修辭,迴避它的社會責任。

泛科學的主編於是做出如下回覆:「溫先生以為我們是把科學歸科學,社會歸社會,政治歸政治,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一直認為科學跟社會跟一切是分不開的。做這個案子的前提也是如此。」[2]接著他說:「我希望測試大家對於收費這件事的判斷。」看起來泛科學是有意識地在進行一場攸關政治與社會的試驗,而以它科學知識傳播者(甚至是生產者)的媒體屬性為籌碼。

科學與政治的關係,似乎在一開始就成為攻防的焦點。而這個焦點也是 STS(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簡稱 STS)一直以來關心的課題。此刻,網路上已有許多立場紛雜的評論,身為 STS 研究者,與其立刻選擇一個立場,我想先來談談在學科發展史上,科學與政治發生過哪幾種可能的關係?

STS 如何看待科學和政治的關係?

主張一:科學獨立於政治

我們經常聽見一種相似的修辭:讓 XX 歸 XX,OO 歸 OO。

這樣的修辭也經常出現在科學社群的內部,科學家們往往主張:不要讓政治干預科學,科學家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算計或利益。

這個立場並非科學家所獨有。二次戰後的美國學界,曾見證納粹對科學的濫用,也在美、蘇對峙的架構下,以自由的名號,譴責蘇聯政府「科學為政治服務」的政治宣傳。美國科學社會學的代表人物莫頓(Robert Merton),便在 1940 年代提出膾炙人口的「莫頓規範」(Mertonian norms),用來描述現代科學應該具備的倫理精神(ethos)。莫頓的這個「制度性規範」,可以被歸結為四項要求(imperatives)[3]

  1. 普遍主義(universalism):關於真理的斷言,必須要是非關個人的。也就是說,要排除任何關於科學家種族、國籍、宗教的特殊主義考量。
  2. 共有性(communism):科學的實質發現是社會協作的產物,因而屬於整體社群。科學家對智慧財產權的宣稱,應只侷限於「承認」(recognition)和「尊重」(esteem)。
  3. 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科學家應將自身的工作置放於同儕的嚴格審視之下,不可為了私利而捏造科學成果,或利用外行人的輕信建立自己的權威。
  4. 有組織的懷疑(organized skepticism):科學家必須依照經驗與邏輯的標準,不妄下定論,對信念進行超然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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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頓(Robert Merton)

你會問:莫頓會不會太天真了?居然相信科學社群如此高風亮節,每個科學家都像聖人一樣。

其實也不盡然。例如,莫頓曾經在著名的《科學》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裡頭他提出一個概念:馬太效應。它的意思是:「越有聲望的科學家,越有可能受認定具有特定科學貢獻,而對尚未成名的科學家,這種承認會越難獲得。」說白話一點:莫頓觀察到在科學界內部,相同的研究成果,如果由資深教授發表,大家都會拍手說你真的好棒、好有貢獻;但如果由一個魯蛇研究生發表,大家可能就直接無視了。[4]

不過,即使莫頓看到科學社群存在缺陷,他仍然傾向於認為規範的力量可以抑制偏差行為;在所有領域中,科學最有機會維持它的自主性,而不受到外界的政治干擾。也因此,科學家有必要維護自身的科學權威,以真理之名,避免「民粹」、輿論、政治利益的左右。

主張二:科學、政治不可分

我們姑且稱有一派的科學研究者,叫做「社會建構論者」,雖然這是一頂人人都有意見的大帽子,也可能是個稻草人。但總之,許多人在學術上受到涂爾幹、維根斯坦、孔恩等人的影響,思想上則對過去二元對立的知識論、存有論範疇產生質疑(例如:科學/意識型態、理論/實作、自然/社會、人/非人),而他們成長的時代則是六、七○年代歐美風起雲湧、反國家壓迫、反科學宰制的社會運動的年代。

於是,這些學者紛紛開始從不同的角度,批判性地質疑「以真理為名」的科學實作。他們主張,科學家、科學知識、科學研究方法,不過就是「社會」的產物,依賴特定社會中人們共有的信念,以及在行動中創設出來的規則,並與權力緊緊糾纏。事實上,可能根本沒有一個已經在那裡的「自然」,先驗地指引我們應該要如何從事科學研究。「自然」不會說話,「自然」甚至是被人為地分離、製造出來的。

在社會建構論陣營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他們主張,我們應該要用「對稱性」的角度去研究科學知識。[5]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要強調的是,我們過去習慣將科學區分成 (1) 成功的、經過充分驗證的「好科學」;以及 (2) 失敗的、禁不起檢驗只能被淘汰的「壞科學」。我們看待「好科學」的方式,往往是去稱讚為什麼科學家這麼棒、他在理論或實驗技術上有哪些突破,使科學知識更符合「自然」。這一切好像理所當然必須是如此。

相反的,我們看待「壞科學」的方式,則習慣去問到底這些科學家受到哪些階級利益、意識形態、或各種誘因的蒙蔽、蠱惑,才讓他們沒有看見真實。

SSK 學者們說:不!我們不應該有大小眼!即使是「好科學」,也參雜了許許多多社會因素,我們應該用相同的方式分析成功和失敗的科學。

在 STS 領域,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利維坦與空氣泵浦》,作者是兩位科學史家:史蒂文.謝平和賽門.夏佛。[6]這本書描寫一段霍布斯和波以爾的論爭。我們現在都公認波以爾是成功的科學家,而霍布斯是政治哲學家;但在十七世紀,兩人其實都積極投身在政治活動和科學研究上。

當時的科學爭論是:真空到底存不存在?

霍布斯是個空間普滿論者,反對真空存在;波以爾則主張,這個爭議應該交由實驗來解決。

然而,波以爾的實驗畢竟是在少數人才能參與的實驗室中進行,實驗的見證者也都經過篩選。霍布斯批評,這種實驗根本就是密室黑箱,最後只會變成眾說紛紜,而無法真正解決爭議,大家各有說法,豈不是進入內戰狀態?他指出,無可置疑的知識應該是透過演繹法推理而得出的。在十七世紀英國的政治紛亂中,這兩人對知識有效性的爭論,其實不只牽涉科學方法,更涉及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皇家科學會的鬥爭。

換言之,作者想指出的是,不同的科學觀點,往往與不同的政治主張相互糾纏;知識問題的解答,其實扣連了社會秩序問題與政治權力應如何安排的解答。

話雖如此,但假如科學無法避免政治,那我們除了描寫一段又一段「科學的社會史」外,還能做些什麼?如果說莫頓太過理想化科學家的角色,社會建構論者會不會有淪為相對主義的危險,使科學失去「規範」的必要?或者將科學好壞的區分判準,化約為政治鬥爭、策略選擇的成敗,一切都只關乎權力的運作?

主張三:科學是內在地政治的(intrinsically political),但它應該拒斥成為外在地政治(extrinsically political)

英國社會學家柯林斯(Harry Collins)提出第三種說明科學和政治關係的方案,嘗試彌補現象和規範間可能的落差。

他指出,科學家無可避免地有各自的偏好,這些偏好可能來自不同的社會位置和生命經驗,但科學家必須努力保持自覺,設法讓自己的研究意圖(intentions)不受政治左右,避免自我合理化自己的政治動機。

政治和科學的差別在於,政治在「詮釋的正當性」上傾向開放的一端,所有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立場發表意見。但科學不同,並非每個人對科學知識的判斷都同等有效,「詮釋的正當性」應該要保留給該領域的專家,而專家的資格來自於他在相關領域的經驗,而非文憑或事蹟(track record)。[7]

柯林斯的說法和科學哲學家們對「發現的脈絡」和「證成的脈絡」的區分似有呼應。所謂「發現的脈絡」,指的是科學知識是在什麼情境下被發現的,這可以包含各種政治、宗教、經濟、與其他非理性的理由。「證成的脈絡」,則是指科學知識依據哪些判準被承認有效,而這有賴於科學理性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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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Harry Collins)

但柯林斯更強調,即使專家們秉持科學理性,努力保有非政治的意圖,科學爭議仍然處處存在。例如:重力波存在與否的問題,讓物理學家爭辯了近一個世紀;維骨力對退化性關節炎、高劑量維他命 C 對癌症的效果,也引起醫學內部不同的聲音;至於頂新油又是否對人體造成實質傷害?或許在法庭上,流行病學家、毒理學家又會各自有一番辯論。

看起來,柯林斯似乎縫合了前兩種主張之間的衝突,提供有說服力的說法。但他的區分在現實情境中,真的能夠保住這條內外分界嗎?大家可能更關心的,是科學家的良善意圖,能否抵擋內溢進來的權力和利益衝突。

公開經費來源的「利益揭露」就足夠了嗎?

目前網路上已經有許多精采的分析,討論傳播媒體收錢製作報導的現實處境、界線拿捏、以及利益揭露的義務。而我想指出的是,泛科學重疊了傳播媒體和科普知識的生產者(生產不一定要原創,也不一定需要一個實驗室)的雙重角色,使得討論更加複雜。

在急於回答「利益揭露」是否能正當化泛科學的作為前,或許我們可以思考另一類例子,也就是以科學之名,收受藥廠贊助進行的臨床藥物試驗。

2010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科學報告(Science Report)指出,科學期刊的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問題日益嚴重,並呼籲期刊應該建立一套共同標準,處理「近年來介於既得利益和獨立科學家間,愈加複雜和增多的財務安排。」[8]

然而,科學期刊要求發表者揭露研究經費來源,並不是最近幾年才出現的新規定,為何問題卻愈來愈嚴重?當然,一個主要理由是公部門研究預算削減,但另一方面,也代表除了交代經費,還有許多可操弄的空間。

其中一個例子是「幽靈寫作」(ghost writing)。

這類研究通常由藥廠主導,並讓該領域素有名聲的科學家掛名發表,從研究、寫作到發表,有一套縝密的出版規畫。藥廠藉助這些科學家在相關研究領域的聲譽,而得以順利刊登在一流科學期刊,擴大自家產品的知名度和信心。例如:2009 年一份美國法院文件揭露,從 1998 到 2005 年之間,惠氏(Wyeth)藥廠利用幽靈寫手,發表總共 26 篇科學論文,用來支持女性的荷爾蒙替代療法(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9]

另一個例子是隱藏失敗數據。

受贊助的科學家們仍然可以用嚴謹的實驗設計,驗證、比較藥物的療效和安全性。他們不需要造假,但假如實驗結果不如預期,他們或藥廠可能選擇不公開研究成果。於是乎,我們往往見到較多的正向研究報告,而缺乏足夠有力的反對研究。

最後,即使我們擁有原始數據,如何解讀也是可操弄的。不同的統計方法、分類方式,都有可能讓原先無意義的數字,呈現統計學上的顯著。因此,知名期刊 JAMA 從 2005 年開始規定,凡是由藥廠聘僱的統計學家進行資料分析的研究,都必須公開原始數據,並交由第三方獨立生物統計學家檢視,才能獲得刊登。[10]

但論文沒有問題,不代表科學正在進步。我們往往以為一個設計良好的「隨機對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幫助我們不帶偏見地看見科學真相,但有可能它只是遮蔽真相的道具。

最有名的例子是 1980 年代葛蘭素(Glaxo)藥廠為了行銷它的主力藥物 Zantac(一種 H2-blocker 抗胃酸藥物),進行數個隨機對照研究,證明抗胃酸藥物可以治療胃潰瘍。同一時期,發現胃潰瘍致病因是幽門螺旋菌感染的 Barry Marshall 醫師,曾與藥廠聯繫,希望它們進行抗生素治療胃潰瘍的研究,但藥廠考量 Zantac 的龐大利益,置之不理。Zantac 的隨機對照研究,在八○年代儼然就成了掩飾幽門螺旋菌致病因發現的最佳道具。[11]

以上的例子,是要說明科學知識的生產,有時更像一個黑箱,我們只能看見有現象觀察、描述紀錄進入箱子之中,最後箱子吐出一個科學結論和幾張統計表格。但我們並無法總是知道當中哪些東西被重新安排、哪些東西遭到省略。這未必是造假,卻充斥著策略、算計和選擇。

結語

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於論斷泛科學的作法是否恰當,畢竟事件還在發展中,也不會是唯一一個廣告案,可以確定的是爭議還會延燒一陣子。但這是一個機會,讓我們檢視不同團體與個人的利益和關切,如何展現在他們選擇的立場上;以及觀察一個科學知識傳播媒體在社會中的自我定位,和它被期待承擔的社會責任。

或許就像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提出的「心志倫理」(Gesinnungsethik)和「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的區分。當科學成為組織現代生活的基本形式的一部分時,科學家、科學知識傳播者固然必須肩負起求真、求實的科學精神的召喚,卻也同時必須體認到,每個抉擇都會產生一定的政治後果或社會影響。良善的科學意圖,未必能證成普遍的社會利益。這可能是一股無法化約的張力。

關於科學傳播媒體是否適宜接受廠商(特別是爭議廠商)的委託進行節目製作,恐怕不是一個能夠輕易回答的問題,也不宜太過理念先行地予以拒斥或捍衛。但身為一個關切媒體和科學知識生產的人,仍應該在論述上、行動上,持續追蹤事件演變的每個當下,而非直接封閉討論的餘地。

[1] https://www.facebook.com/kookisky/posts/1430298133663032

[2] http://pansci.asia/archives/100209

[3] Robert K. Merton (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67-278.

[4] Robert K. Merton (1968),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Science, 159(3810): 56-63.這個概念的典故來自馬太福音:「因為凡是有的,還要賜給他,使他豐足有餘;那沒有的,連他有的也將從他那裡被拿走。」

[5] David Bloor (1991),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 (2006),《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台北:行人。

[7] Harry Collins (2007), Rethinking Expertis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UNESCO Science Report (2010), Growing concern about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scientific journals, p. 48.

[9] http://www.nytimes.com/2009/08/05/health/research/05ghost.html。相關討論可參考廖偉翔對STS學者Sismondo訪台演講紀錄http://pubmedtw.blogspot.tw/2014/04/sts-sergio-sismondo.html

[10] Fontanarosa PB, Flanagin A, DeAngelis CD. Report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financial aspects of research, and role of sponsors in funded studies [editorial]. JAMA 2005;294(1):110-111

[11] David Healy (2012), Pharmaged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49-50;另可參考:http://davidhealy.org/not-so-bad-pharma/

作者介紹:張邦彥。陽明大學醫學士,目前就讀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生性疏懶,卻經常為形勢所逼。興趣是躺在床上無所事事。

本文由STS多重奏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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