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歷史傷口──在德國,一場追尋正義的漫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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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 哥寧(Oskar Gröning,註一),奧許威辛集中營的簿記員,1921 年 6 月 10 ⽇出生,成長於不來梅 (Bremen)30 英里外的小城寧布格(Nienburg)。父親是紡織廠工人,狂熱的德意志民族主義信仰者,亦是反對威瑪共和政府與凡爾賽條約的鋼盔黨(Der Stahlhelm)成員。

哥寧家隔壁是一家由猶太人所經營的五金行,哥寧經常跟老闆的女兒安妮一起玩彈珠。納粹掌權後,開始有人在店前舉著「德國人不跟猶太人買東西」的標語,因此兩人改在庭院裏,而不是在大街上玩耍。哥寧在十二歲時加入鋼盔黨青年團,熱愛其團服以及軍樂。

鋼盔黨別針 "Stahlhelm (N&H) obverse 1" by Von tempest - Own work.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ahlhelm_(N%26H)_obverse_1.JPG#mediaviewer/File:Stahlhelm_(N%26H)_obverse_1.JPG
鋼盔黨別針 “Stahlhelm (N&H) obverse 1” by Von tempest – Own work.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tahlhelm_(N%26H)_obverse_1.JPG#mediaviewer/File:Stahlhelm_(N%26H)_obverse_1.JPG

哥寧不太熱衷於學習,1938 年高中畢業後開始在當地的銀行工作。二戰爆發後加入納粹,並且成為武裝親衛隊(Waffen S.S.)的義務成員。他看到雜誌上的親衛隊照片,覺得那樣十分帥氣。

「那是一種自發性的狂熱,整個周遭環境讓你不想當最後一個加入的人。」六十多年後,他回想起當時參軍的決定時這樣答辯。一張舊照片,透露了這個當時一臉稚氣未脫的青年、戴著黑框眼鏡、頭頂著裝飾著骷髏頭和老鷹標誌的帽子。

也許是因為他在銀行的工作經驗,哥寧最初被指派到納粹親衛隊的薪資辦公室工作,然後被轉派到奧許威辛。他在那裏的工作內容,在某種意思上與銀行相關。他必須要從奧許威辛囚犯的家當中挑揀出財物,整理後定期送往柏林。

「基本上,我看過世界上所有的貨幣。」他有一次這樣描述:「我看過義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匈牙利跟墨西哥貨幣、還有美元跟英鎊。」

哥寧知道奧許威辛這些囚犯會被處死,但在當時這沒有讓他覺得困擾。猶太人是敵人,是他從加入鋼盔黨青年團時開始被灌輸的想法。猶太人密謀反對德國,所以必須要處理。他有過一次操作毒氣室的經驗,毒氣室對他來講,只是一個戰爭的工具,一種先進的方法。

不過奧許威辛集中營裡的一些事情的確讓他覺得沮喪,某次當他輪值時,整批剛被送進集中營囚犯在分類之後的情景,根據他的形容:「就像是露天市集一樣。分類後留下許多垃圾,在這些垃圾當中,還有因為生病而太過虛弱、無法行走的人。」

有一個小孩攤在斜坡上,守衛拽著他的腿要把他扯下來。「所以小孩像一隻病雞一樣尖叫,他們把他揍得鼻青臉腫後就不再叫了。」哥寧跟上司報告此事,認為如果要消滅猶太人,「那麼至少要有一個固定的處理流程」。上司向他保證,那些「多餘」的狀況只是例外。

哥寧那時決定請調,但被駁回。1944 年時他被轉派到負責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的實戰部隊後,腳部受到槍擊,幾個月後被盟軍俘虜,在英國作為戰犯服刑兩年。

之後他回到德國與妻子相聚,他們在戰時結婚,沒有太深刻的感情基礎。1950 年,他們有了兩個男孩。他告訴妻子他不想談論任何服役期間的事,他的妻子曾是希特勒青年團的女幹部,也不願意詢問任何有關的話題。哥寧得到了一個在玻璃工廠的作業員工作,後來升為人力資源部門的主管。

他在 1980 年中期退休,他的生活在那時有些改變——對他來可以稱為崩壞。他開始熱衷集郵,集郵同伴之一是一名大屠殺否定論者,這位友人給他一本《奧許威辛謊言》的小冊子,哥寧知道這些被稱作謊言的內容真實存在過,這些事情確實發生在奧許威辛。

他知道,因為他在場。

哥寧在冊子上寫了一些註解後寄回。幾個月後,那些文字被以讀者投書的形式出現給極右的雜誌社。這位過去的納粹份子,開始接到新納粹份子的憤怒騷擾電話。

哥寧因此開始著手編寫年史來記錄他所看到的,他把草稿的交給了他的兒子們。他的長子沒有回覆他,他的幼子則是送回校後的文章。他反覆改寫了這篇文稿將近 20 年。

根據 2013 年《漢諾威廣訊報》的採訪,他表示:「我不認為我自己有罪,因為我甚至不曾打過任何人耳光。」

哥寧目前是位不良於行的 93 歲鰥夫。幾個月前,他被控 30 萬項謀殺共犯罪,審判在德國呂訥堡舉行,庭期預定在今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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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金恩有一句名言:「長路漫漫,終歸向正義(The arc of the moral universe is long, but it bends towards justice)。」可以適用這個戰後到哥寧審判間的七十年等待——去年九月,我看到相關報導時直覺想到這句話。

當時我正準備前往柏林參加一場活動——被稱為 「絆腳石(Stolperstein)」的小型紀念碑開幕儀式——紀念我那位在奧許威辛被謀殺的曾祖母。我猜想:哥寧當年或許經手過她的德國馬克——兩者之間似乎有點詭異的連接點。

絆腳石 "Stolpersteine Frankfurter Allee, Berlin".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絆腳石 “Stolpersteine Frankfurter Allee, Berlin“.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的祖父母跟哥寧一樣,很少討論戰爭的事,雖然他們可以討論許多納粹以外的話題。我的祖母在柏林市郊的 Grünewald 長大,出生於戰爭爆發的前一年,我的祖父當法學院學生的家教(他很自豪其中包括威廉二世的孫子)。

我不知道為何當年曾祖母被留在柏林,而沒有跟著一起移民到紐約,也覺得很難向祖父母開口詢問。

當德國人談論二次世界大戰時,通常會用世代來切割,先是那些犯罪者的一代(Täter Generation),那些發動戰爭的軍人們,我的祖父母跟哥寧同輩,成為了難民;再來是戰爭之子(zweite Generation),哥寧的兒子那一代,還有我在柏林出生的母親;然後是犯罪者的孫子輩(dritte Generation)。

審判這些納粹戰犯的正義性也被粗分為三階段,用電影的敘事手法來講,這些惡人最先被描述成惡魔一樣,經過一些修辭轉化後,結束於絞刑套索那令人滿意的一幕。

在最初的紐倫堡大審,四名法官分別來自法國、英國、美國以及蘇聯,將十二位納粹主要幹部——包含空軍司令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等人——判處死刑。(希特勒的機要秘書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缺席,後來被發現在戰爭最後幾天時死亡。)戈林在處刑前自殺,其餘則被處決,屍體焚化後灑在流經德奧的伊薩爾河。美國繼續在紐倫堡審理其他高位階的納粹官員,12 人被處死刑、 85 人被處徒刑。

其後是較低位階的納粹份子,那些在第一線執行猶太人滅絕計畫的人。應該有一條無形的線劃分有罪與無辜之人,但那條界線在哪?任何一位曾在集中營工作過的士兵、或是任何跟這些集中營囚犯有關聯的人都應該被起訴嗎?哥寧在《漢諾威廣訊報》的採訪中這樣辯解,如果任何像他一樣的人都被起訴,「那麼什麼時候你會停止?你難道也起訴那些開往奧許威辛火車的駕駛?那些管理交通信號的人?」

這個劃線的困難任務被留給德國人自己。已故的德國記者 Ralph Giordano,戰爭時與他的半猶太血統家族藏身在地下室裏逃過一劫,將劃線這個問題稱之為德國的第二宗罪(zweite Schuld),他形容多數德國人漠視當時正在發生的大屠殺,在戰後依然扭過頭忽視而讓罪魁禍首脫逃。

紐倫堡大審 "Nuremberg Trials retouched" by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 Nuremberg-1-.jpg.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紐倫堡大審 “Nuremberg Trials retouched” by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 Nuremberg-1-.jpg.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在戰後最初的幾年,前納粹份子可以服公職,甚至在一些重要政府機構任職。從一份幾年前德國內政司出版的名單可以發現,德國聯邦政府官員中,有至少 25 名 內閣成員與一名主席。例如 Hans Globke 為西德政府十分倚賴的行政顧問、還有 Konrad Adenauer(制訂納粹政府種族法者)。(關於任用 Globke,據說 Adenauer 曾辯稱:「當你沒有任何乾淨的水源時,你不會倒掉整杯髒水。」)

1958 年後,西德才建立戰爭調查機關,但該機關沒有實質權力,只能將案件分派給地區檢察官處理。而當時德國的司法單位被前納粹份子佔據,形成自己人處理自己人的案件。

有一個早期的關鍵案件,在審理過程無視種族屠殺的指控。波蘭籍難民 Raphael Lemkin 在紐倫堡大審時的證詞,被作為聯合國 1948 年訂立防治與懲治滅種罪公約(Genocide Convention)的立法依據,許多國家擬定相關法規也將其作為參考。但當時該案的德國法官卻拒絕使用該份證詞,他們爭論公約在納粹犯罪行為後才制定,所以該份證詞在法律上無關聯(不溯及既往原則)。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危害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適用性(註二)——另一個戰後才制定的法律。法院稱該溯及效力只能在再犯時處理。

假如種族屠殺以及危害人道罪無法適用,這些過去的屠殺指控就懸而未決,即使被慘忍殺害的數百萬人的事實確實存在著。而德國司法體系依舊不情不願地遵循這種處理方式。1962 年的一個關鍵判決中,最高法院在判決理由中表示:這些遵循長官指示或是被政治宣傳影響者,不應該被認定為殺人罪,因為他們沒有刑法理論中的主觀上犯意。因此,一名射殺數百猶太人、毒氣謀害數千人的武裝親衛隊成員,被判決缺乏犯意而不構成謀殺罪。

劃分有罪與無辜之人的那條線,實際應用在前納粹判決上的效果很差。在奧許威辛、貝爾賽克、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發生的大量謀殺,遠遠超過當時營區規則所能影響的殘虐程度。能作證的受害者多已被殺害,檢察官如何成立這些控訴?

1974 年,一位奧許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Willi Sawatzki,被指控參與謀殺 400 名匈牙利籍的猶太兒童,將其推進坑內活活燒死(由於毒氣罐短缺)。但由於關鍵證人的證詞被認定為不適當,Sawatzki 被無罪釋放。

約有百萬猶太人在奧許威辛被殺害,另外至少有數以千百計的波蘭人、羅姆人、以及蘇聯戰犯受害。 根據德國歷史學者 Andreas Eichmuller 的研究,有 6500 位武裝親衛隊成員曾在集中營服役,但只有不到一百位成員接受審判,其中僅有 55 位被判決有罪。

這樣的紀錄,令哥寧不太害怕出現在公開場合。畢竟,他說他甚至從未打過任何囚犯耳光。只是他沒有預見——也沒有其他人預料到——納粹戰犯審判的第三階段。

正義始於約翰·德米揚魯克(John Demjanjuk)的判決,更明確地說,在他的第二次審理時。

第二次的審判舉行在 2009 年的慕尼黑,歷時將近兩年。這也是最近一本新書《對的錯的人:約翰·德米揚魯克與最後的納粹戰犯大審 The Right Wrong Man: John Demjanjuk and the ʻLast Great Nazi War-Crime Trial’》所闡述的內容。作者 Lawrence Douglas 是美國麻州安默斯特學院的教授,專長是戰爭犯罪,他將這個案件形容為法學史上的關鍵事件,也是這場黑色喜劇的最終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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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揚魯克的審判 “Flickr –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GPO) – SUPREME COURT JUSTICE DOV LEVIN DISTRICT AND COURT JUDGE DALIA DORNER LOOKING AT A PHOTO ALBUM DURING THE TRIAL OF JOHN (IVAN) DEMJANJUK” by SA’AR YA’ACOV – http://www.flickr.com/photos/government_press_office/6470376309/.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被告德米揚魯克比哥寧較年長,出生在烏克蘭的一個小鎮,被徵招進蘇聯紅軍時,因為家貧負擔不起基本軍需的兩套內衣,根據他的說法,隔年由於蘇聯被侵略的事態緊急,第二次徵招時軍隊不在乎他有沒有內衣。

1942 年他在克里米亞被德軍俘虜,成為武裝親衛隊的輔助人員,指派到波蘭東部索比布爾(Sobibor)一處集中營當守衛,他在那裡的八個月裡,有 15000 名猶太人被害。德米揚魯克跟哥寧某種程度的關聯,是兩者同樣在左手臂上有血型分類的刺青。

戰後許多年,德米揚魯克輾轉在不同的戰爭難民營中(Displaced-Persons Camp),直到冷戰時期,美國更改移民政策以利蘇聯鐵幕下的移民申請者,他成為受惠者。1952 年,他搬到美國俄亥俄州並在福特找到一份工作,1958 年取得美國公民資格,並且從伊凡(Ivan)改名為約翰(John),他與妻子和三個孩子住在克里夫蘭郊區。

1970 年中期,不少類似這樣利用政策漏洞入境美國的難民被發現。有個不太知名的案例 Hermine Braunsteiner Ryan,她是一名住在皇后區的主婦,當她在邁丹尼克集中營擔任守衛時被稱為「跺腳的母馬」,原因於她經常殘酷地用軍靴痛踢囚犯。(當《時代雜誌》記者 Joseph Lelyveld 出現在她家門前時,她回應:「我的一切都結束了。」)

根據該書描述,蘇聯當時見有機可乘,在 1975 年將一份住在美國的戰犯名單交給了在美國的烏克蘭社群報紙,名單中剛好有伊凡·德米揚魯克(Ivan Demjanjuk)。

美國移民單位開始調查伊凡.德米揚魯克的過去。他曾經在一份文件中描述自己是流離失所的難民,但沒有提到他擔任過集中營守衛的過去。他把集中營所在的索比布爾列為戰時的主要居住地,由於這個小鎮在戰時的主要作用是處決猶太人,多少還是暗示了這層可能性。

"John Demjanjuk 2" by Unknown - http://revisor.od.ua/pics/apicturepicture8891_92144.jpg.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John Demjanjuk 2” by Unknown – http://revisor.od.ua/pics/apicturepicture8891_92144.jpg.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這個事件的後續或許可以被科恩兄弟拿來寫電影劇本。許多屠殺倖存者出面指認德米揚魯克、他也被誤認為另一個在百里外的特雷布林卡集中營守衛伊凡——那個被稱為暴君伊凡的伊凡。他因此被(美國)註銷公民身分,送到以色列等待審判。

審判在耶路撒冷舉行,德米揚魯克堅稱他沒有在特雷布林卡,也否認他曾在索比布爾,他只是隨便從地圖挑出一個地方來填寫表格。他反問:「如果我真的在那個可怕的地方,我何必這麼愚蠢地說出來呢?」一位特雷布林卡集中營幸存者的證言中有這麼一句:「這個惡魔如影隨形,我在哪裡都看到他。」

德米揚魯克被判有罪並處死刑(但最後一名在以色列執行死刑的納粹戰犯是 1962 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由於被求處重刑,他提起上訴,卻因蘇聯垮台導致許多重要關聯文件無法取得——其中包含那些可直接證明他曾經在集中營工作的文件——以色列法院在 1993 年撤銷對他的控訴。

從那時開始,德米揚魯克成為一名無國籍者。他被允許回美國,但是已被剝奪美國公民資格的他,轉往德國試圖申請德國國籍。在 2009 年判決審理時,可以指控他的證人多已去世,德米揚魯克出庭時也多仰賴輪椅或病床。這個案件也許會是最後一個納粹戰犯判決,但很有可能跟一些早先的類似案件一樣以失敗告終。

熟悉追訴納粹時期犯罪的荷蘭專家 Christiaan Rüter 表示:「任何一個熟悉德國司法系統的人都會覺得疑惑:為何德米揚魯克的案件可以憑藉這種證據定罪。」2011年五月, 德米揚魯克被判 28,060 項協助謀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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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曾祖母的了解全部來自於一個盒子。2009 年祖母去世時,我跟母親一起回到了她在(紐約市)皇后區法拉盛的住所,一個櫃子的抽屜裏塞滿畫著漫畫的舊紙片。

其中有一封信通知我那曾經在柏林擔任法官的祖母:「閣下的退休決議乃根據公職恢復法案(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註三)。」

還有一封信件影本來自紐約的軍情單位,感謝我祖父「慷慨」出借手裡的資料。我的祖父曾寄了一些逃難時帶著的手帳,裡面有些照片記錄,是當時他認為對美軍選擇轟炸地點的有用資訊。還有一些祖父跟紐約民防隊單位(Air Warden Service,在空襲時通知避難)的往來信件,他很沮喪自己不能擔任民防隊員,因為紐約的單位主管質疑他的敵國國籍,還有好幾疊法律信函(祖父當時在紐約重新讀了法學院,也順利通過了律師考試)。

在這些紙堆裡,有些尺寸較小張的,是曾祖母透過德國紅十字會寄來的紙卡,曾祖母只有祖父這一個孩子,她在 1929 年成為寡婦後搬去柏林與他同住。這類訊息的格式只能容納 25 個字,曾祖母總是寫到剛好的字數。

「我很長時間都想著你。」其中一封這樣寫:「我向神祈禱能再次見到你。」

「儘管一月一信還是沒有你的消息。」另一封這樣感嘆。

「親愛的孩子」第三封這樣寫:「我很想你。我好寂寞。」

上面署名為「Franziska Sara Maass」,Sara 不是我曾祖母的中間名。另一個納粹的傑作是強迫猶太人改名,女性稱 Sara、男性稱 Isreal 以方便辨識。

這些來自曾祖母的信件寄送日期在 1942 年 3 月到 10 月之間。那年的 12 月 14 日,她跟柏林以及鄰近地區的八百餘人一起被集中運送到奧許威辛。在名單中她被註記為能勞動,她當時 62 歲。

"Birkenau a group of Jews walking towards the gas chambers and crematoria" by anonymous, possibly SS photographers E. Hoffmann & B. Walter - Yad Vashem.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奧許威辛集中營場景,猶太人正被送往毒氣室 “Birkenau a group of Jews walking towards the gas chambers and crematoria” by anonymous, possibly SS photographers E. Hoffmann & B. Walter – Yad Vashem.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當然,在那之後再也沒有 25 字的信件了。我的祖父卻始終懷抱希望認為她還活著。1945 年 5 月 5 日,勝利紀念日的前三天,祖父向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以及蘇聯大使館寄了信,信件內容說明他會「非常感謝」他們幫忙「尋找及協助」他的母親。他相信,因此這樣寫著:「她跟其他住在柏林的猶太人一起被送走。」我不知道祖父是不是知道她已經去世了,我也無從得知她怎麼去世的,納粹並沒有這類記錄。

我沒有想到該做什麼來紀念我的曾祖母,一直到幾年前,柏林的朋友告訴我「絆腳石 (stolpersteine)」這個活動。它們遍佈整個城市,在某些街道上可能只有一個,另一條街可能有一堆。當我深入了解後,發現它是一個公共藝術計畫,由一位住在科隆的德國畫家龔特·德姆寧(Gunter Demnig)發起。

跟大部分引人注目的猶太紀念碑不同,「絆腳石」,望文生義,它存在在你腳下。在每一塊水泥磚中間鑲上一塊刻上文字的銅板,水泥磚大概只有魔術方塊大小。絆腳石被鋪設在人行道上,因此銅板表面會被磨得光亮。每一塊碑文都是手工雕刻,根據德姆寧的說法,是為了要跟殺人機器的集中營做對比。典型的絆腳石在我住的社區裡會像這樣:

QUI ABITAVA(這裡曾住著)
GIACOMO SPIZZICHINO(人名)
NATO 1920(出生於 1920 年)
ARRESTATO 1.1.1944(1944 年 1 月 1 日被逮捕)
DEPORTATO
KZ MAUTHAUSEN(遣送至茅特豪森集中營)
ASSASSINATO 19.4.1945(1945 年 4 月 9 日被殺)

德姆寧在 1995 年開始有了這個計畫,在沒有官方的允許下,他在科隆的公有地上第一次鋪設了絆腳石。第二次則是在柏林,一樣也沒有經過允許。最年輕的犯罪者那一代大約 70 多歲了,當時的倖存者也因逐漸老去而減少,作為目擊者的他們,對絆腳石的興趣呈現反比。

在柏林有住民組成團體整理出那些當初被逐出社區的名單交給德姆寧(在此同時,市府合法化這些先前未經允許便裝設的石頭),這類活動散播到其他的德國城市——漢堡、法蘭克福、斯圖加特——也傳到其他國家:荷蘭 2008 年、比利時 2009 年、義大利 2010 年、還有法國 2013 年。

柏林有超過六千個絆腳石,歐洲其他地區則有五萬多個。這個計畫被稱作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紀念碑。德姆寧親自鋪設了絕大多數的絆腳石,這幾乎佔據了他所有的時間。

「我從未想過,能到得到這麼多響應。」他這樣告訴我:「彷彿毫無止盡。」我最近看了這個計畫的官方網站:它列出了德姆寧的墊腳石鋪設日程,幾乎沒有空檔。

任何人都可以贊助絆腳石,成本約為 120 歐元。我在 2013 年的秋天為曾祖母填了一份。通常絆腳石會鋪設在這個人被驅逐或處刑前最後居住的地方,曾祖母當時住在柏林西南,以華格納筆下角色為名的街區裡,一棟公寓單人房(她很可能被納粹逼迫搬到這樣狹小的房間)。當時的寄件地址是 Sieglinde 街 1 號。

舖設絆腳石„ Stolperstein Robert Remak, Berlin 02“ von Axel Mauruszat - Eigenes Werk. Lizenziert unter CC BY 2.0 de über Wikimedia Commons.
舖設絆腳石„ Stolperstein Robert Remak, Berlin 02“ von Axel Mauruszat – Eigenes Werk. Lizenziert unter CC BY 2.0 de über Wikimedia Commons.

我完成申請後的隔年夏天,收到了德姆寧的通知,該年的 10 月 16 日 11 點 50 分裝設紀念曾祖母的絆腳石。在那不久,我又收到一封意想不到的信件,一對來自柏林的情侶檔說明,他們是來自該區負責贊助以及尋找絆腳石地點的當地團體,他們剛好負責 Sieglinde 街該區的絆腳石鋪設。我突然了解,多虧了第三帝國的記錄文件,關於曾祖母最後的一段日子,他們知道的比我還多。

納粹有計畫性的謀殺執行者,給了曾祖母一些表格填寫,其中一份是非常長並且非常多細節的問卷,包括她名下的資產,表格的完成日期剛好在她被驅逐前的幾天。她當時沒有任何財產,所以表格大部分是空白。在第 16 頁的最後,她簽名以示屬實,她被告知任何虛偽或填寫不實會被處罰(該份文件目前被保存在波茲坦博登堡檔案館)。

1943 年 2 月 2 日,曾祖母的所有物為:兩張單人床、兩座床邊櫃、一張貴妃椅、一塊地毯、還有一個破舊有點脫線的床單,根據當時的物價標準被註記為總價 490 德國馬克。這份明細作成時,曾祖母已是將死之人。

一位僅僅曾經在索比布爾集中營擔任守衛的德米揚魯克,終結了 50 年餘的法學思辨。在這個判例中,法官表示:「德米魯揚克是『處刑機器』的一部份,但這並不代表死亡罪名不能歸咎於他,他依然有罪。」這項裁決意見被許多德國境內或他國的類似案件引用,德國《明鏡週刊》稱這個判決為轉捩點。

「這些無法伸冤的受難者需要更多的幫助。」週刊這樣形容:「我們很輕易就忘記,那些數千數百位陷他們於牢獄的人。就是太多被遺忘的部分,它們必須做個決斷。」研究種族屠殺的學者 Deborah Lipstadt,在判決後出刊的《時代雜誌》中稱其為:「證明了法網恢恢,雖然過程漫長。」也有學者認為這項判決顯示出法律原則自我糾正的機制。

德國的納粹罪行調查辦公室對此表示,會開始處理關於 50 位奧許威辛集中營守衛的案件:「這些可怕的罪行,必須要向倖存者及受害人有所回應,不能以時間已久來搪塞。」該機關的主管 Kurt Schrimm 這樣說。

當然,時間實際上真的過了很久。2013 年 9 月,該機關公佈調查進度,50 名守衛中有 9 位在調查期間死亡,部分不知所蹤,被告訴人的可能範圍縮小為 30 名。

2014 年 2 月,調查員對其中 12 位嫌疑人出示搜索狀,最年輕的 88 歲,最年長的近百歲,其中三位被拘留後不久便被釋放。一位前奧許威辛守衛 Johann Breyer 住在美國賓州,在法官發出引渡要求的前一晚去世。德米揚魯克死在慕尼黑郊外的一處安養院,沒有等到他的案子上訴。

原則上,德米揚魯克的判例可以開啟數千數百的審判,但實際上沒有幾件案子能成。這讓人更難對這最後一波的調查做出感想。這是最後一次清算德國罪行嗎?或是相反?該怎麼評論這種曠日費時的法律自我糾正機制?

馬丁路德·金恩的洋洋灑灑、法網恢恢終究只有短暫的時間可以做出行動對應:「對這個生命與歷史的難題而言,為時已晚。」

去年夏天,我試圖聯繫德姆寧,我詢問有關絆腳石計畫的信件沒有得到回覆。我四處探訪後知道,在 Sieglinde 街的鋪設進度前,他會先在柏林他處裝設絆腳石,我拿到行程進度後決定,到第一個地點去找他。

當我抵達在十字山(Kreuzberg)的鬧區公寓時,已經有不少人聚集在公寓前,德姆寧開著一輛紅色小貨車,他一頭狂野的灰髮和一雙哀傷的眼睛,讓我連想到綠野仙蹤的 Bert Lahr。他戴著呢帽、穿著木鞋跟膝蓋補丁的卡其褲,蹲下把人行道的一些石磚挖起來,然後從小貨車後座中搬出絆腳石開始鋪設,他抹上一些水泥然後開始排列這些石磚。

這顆絆腳石是為了紀念一位作家 Erich Knauf,上面刻著不尋常的描述:Knauf,由於失敗主義的言論而被判決死刑,1944 年 5 月 2日被處斷頭之刑(我後來知道,這位作家的妻子收到了一張 585 德國馬克的帳單,要求支付審判與處決費用)。

„Stolperstein Dudenstr 10 (Kreuz) Erich Knauf“ von OTFW, Berlin - Selbst fotografiert. Lizenziert unter CC BY-SA 3.0 über Wikimedia Commons.
Stolperstein Dudenstr 10 (Kreuz) Erich Knauf“ von OTFW, Berlin – Selbst fotografiert. Lizenziert unter CC BY-SA 3.0 über Wikimedia Commons.

德姆寧沈默不語,圍觀者有人帶來鮮花擺設在人行道旁。我向德姆寧表明來意,他答應載我一趟到下一個地點。德姆寧在那裡進行了一樣的動作,這次是為了紀念 Martin 跟 Erna Wedell 夫婦,他們在 1943 年 3 月 2 日被驅逐,然後在奧許威辛被殺害。

然後繼續到第三、 第四個地點。德姆寧跟我解釋,他怎麼開始這個計畫。1990 年時,他決定在科隆的街道上畫條白線來表現當時羅姆人被驅逐到火車站的路線,幾年後絆腳石的具體想法才形成。

我們也聊到他的家人,德姆寧已經 67 歲,勉強算上戰後第二代。他的父親在西班牙作戰,戰爭結束後不願意告訴他任何跟戰爭有關的事:「你無法從他身上挖掘出任何東西。」

「他去世很久了。」他補充道。

隔天在 Sieglinde 街的絆腳石,是這次德姆寧計畫中的第八個鋪設點,我的父母從紐約趕來,在預定時間的 15 分鐘前抵達,德姆寧正在整理打包他的工具,下午還有好幾個點要跑所以沒有久留。我的父母早先邀請了一些漢堡以及慕尼黑的友人來參觀,負責勘察的那對情侶也到場,他們在公寓前貼了告示寫著:「我們歡迎這個活動!」

那是個陰雨天,絆腳石剛鋪設好,沒有人知道後面的流程應該怎麼進行。在場唯一位曾經跟曾祖母對話過的,是我祖父秘書的女兒,目前還住在柏林,她說了幾句話。我母親離開德國時只有六個月大,她帶來一些黃玫瑰佈置在人行道旁,她也說了幾句話。這個儀式後來因為我提早離開而草草結束。

也許,納粹大屠殺永遠等不到正義,以及一個算總帳的機會。這些絆腳石,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這件事,卻也沒有過於張牙武爪地傳達這個訊息。或許,追訴哥寧以及其他類似的案子,正在追尋著同樣的道理,那些判決只是被認為是一種儀式,另一種主題不太恰當的公共藝術。


註一:本文關於哥寧的言論與身平資料,主要參考 2003 年與 2004 年 BBC 所做的採訪,以及 2005 年德國《鏡報》長達 5 小時的訪談記錄。

註二:不溯及既往原則,派生自罪刑法定原則,係指刑法效力僅及於法律生效後的行為。台灣採其例外為從輕從舊,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註三:該法被認為是第一個反猶太法案,又被稱亞利安條款,該法強迫所有猶太人辭去教師等公職,1933 年由時任首相的希特勒迫使國會通過並施行。

*本文作者 Elizabeth Kolbert 為美國記者,在《紐約客》雜誌負責環境相關議題以及評論,成名作品為《災異手記 Fiel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本文以「來自柏林的信」為名,發表於 2 月 16 日的《紐約客》雜誌。


觀念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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