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華帝國到日本帝國,臺北經歷了什麼樣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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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碩斌(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副教授)

臺北如何成為知識分子朝聖中心

1895年之前的臺北是艋舺、大稻埕與城內分離的「三市街」,與今天我們熟悉的「一個臺北市」不同。分隔的三個市街變成一個城市,並不全是自然發展的過程,而是近代國家空間治理技術實踐的結果。換個角度來看,臺灣原本在清廷統治下保有的在地共同體,在日本殖民統治後應是逐漸消散在近代空間之中。

1895年臺灣從隸屬中華帝國轉換為日本帝國,是「兩種帝國」的統轄權變化,也意謂臺灣人生活世界的變化。何謂生活世界的變化?本文將特別關注人的空間觀及人群的結合模式之面向。

甲午戰爭中的平壤戰役,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甲午戰爭中的平壤戰役,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日本帝國形成的基礎不同於清帝國。清帝國的世界秩序,是基於朝貢、冊封的非實質支配關係而構成,是擬制的君臣關係;相對地,日本帝國的世界秩序,則基於明治維新後接納的現代公法概念,是合法且實質的法制支配關係。傳統中國是「古典帝國」的運作邏輯,而日本則是新式的「近代帝國」運作邏輯。

帝國的定義雖多指涉政治支配關係,例如一般界定之「地理上範圍廣大的一群國家或一群人,而由中央集權的統治者(如皇帝)所支配」,但事實上帝國也指涉人們的時間觀與空間觀,不同歷史形式的帝國也必然形塑人們的不同時間觀與空間觀。

研究當代全球帝國的思想家Michael Hardt及Antonio Negri即深入指出「帝國」的本質性特徵是:一、帝國內含空間的整體性,帝國從不認為其統治有邊界限制;二、帝國內含時間的永恆性,帝國從不認為其統治是特定的歷史。只是,古典及現代的帝國,無限空間與永恆時間的意義,在歷史上卻有極為不同的操作。

歷史上的轉折,出現在十八世紀以後。自古以來本質是「空間無邊」的古典帝國,開始轉而成為競相爭奪、擴張海外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表面上服膺不斷擴張的「空間無邊」原則,實際上卻是邊界清楚的「空間封閉」意義。

Hardt及Negri認為,原本帝國是由空洞而神聖的皇權分封而下,到最底層的共同體則保有實質的「家父產制」及「主權專制」;然而,當資本主義現代性在十八世紀發展形成之時,因工商業能力提升,「家父產制」及「主權專制」漸漸擺脫空洞的皇權,逐漸以特定時間、有限空間的視野落實而穩定下來,隨即形成「民族國家」這種更穩定的統治工具。

Hardt及Negri這段「帝國主義世界地圖中各種明顯的民族國家色彩」的論證,是解釋日本統治的臺灣社會認同之重要洞見。換個角度由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概念來理解,民族國家作為想像出來「有主權、有邊界」的文化政治實體,歷史上就始自殖民帝國主義的時期,大致有相同的理論關懷。

亦即,「古典帝國」統治之下,共同體只需尊奉帝國皇權、即可擁有自主支配的社會秩序,空間的「無邊」意謂著象徵性、空虛性的支配。但是,「近代帝國」統治下的地方,則都被「有主權、有邊界」的現代國家納入統治,空間的「無邊」意謂著公法性、實質性的支配。

若以此解釋近代臺灣的空間認同範圍,若林正丈曾借用土屋健治的「朝聖圈」討論國族想像,認為臺灣在中華古典帝國統治下,知識分子活在以北京為中心「士大夫朝聖圈」,而在日本近代殖民統治下,則創造出以臺北為中心的「臺灣大朝聖圈」。

「士大夫朝聖圈」轉為「臺灣大朝聖圈」,並非隨著政權名號的更迭就瞬間完成,而必須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經歷「空間爭奪」過程。[⋯⋯]

臺北三市街地方社會

傳統中國政治對人民生活世界的支配是一種「兩段式統治」,亦即中央政府以鬆散的方式維繫整個國家的統合,但民間社會的實質支配則交由地方自主。兩段式統治,其實正是古典帝國「空間無邊」本質的表現,因為它們都具有「征服須集中兵力,統治須分散兵力」的矛盾,因而歷史上乃以建立附庸統治、強化軍力部署、形成經濟統制、運用意識型態支配等策略來填補。Michael Mann稱傳統中華帝國即是利用意識型態進行支配,亦即在地方社會中利用「士紳」統治階級,化解力有未逮的統治矛盾。

中華帝國底下的地方,只要不挑戰皇權要求的「時間永恆性、空間無邊性」,就被容許以「陽奉陰違」的方式治理。用楊慶堃的話來說,「兩段式統治」的第一段是單一科層的中央機構統治、第二段是無數異質的地方社區統治,而雙軌或兩段統治的交界,在鄉村是鄉紳地主可以統領「縣」的層級,對臺北來說,也就是「市街」的層級。

1895年日本殖民以前的臺北,是由三個各有歷史的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所組成。而城內其實是因為臺北設府而新建的區塊,本身缺乏固有商業基礎,不只生意仰賴艋舺和大稻埕,聚落也集中在北門及西門二端。亦即臺北市街社會基本上就是艋舺、大稻埕的地方社會。

臺北艋舺龍山寺,現在的地名為萬華。初次興建於清乾隆三年(1738),在二戰中全毀,現在的建築為戰後所建。Goranq攝於01.24.2013,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臺北艋舺龍山寺,現在的地名為萬華。初次興建於清乾隆三年(1738),在二戰中全毀,現在的建築為戰後所建。Goranq攝於01.24.2013,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艋舺自1738年開始形成漢人市街聚落,就是以龍山寺為核心而進行「行郊」、「宗姓」與「信仰」三種勢力的相互連結。艋舺市街不只是貨物流動、商人集結之地,也是權力結構完整、擁有相當自主性的社會,甚至發展出與國家相抗衡的機制。而大稻埕的狀況亦然,雖然茶市場由洋行帶動,但是華商茶行的發展幾乎主宰了日治前二十年的市街秩序,以廈郊金同順為名的同業組織,也具有半官方性質的準司法效力。用黃宗智的概念語彙,也就是說,清末的臺北具有「第三領域」(the third realm)的特質。

第三領域的意思,是指中國基層社會的司法運作,並非「正式」的官方衙門審判系統與「非正式」的氏族、宗族內部的民間調解系統二元對立的狀況,而是另外存在一個「半制度化的司法體系」游移中介於官府和地方領導組織之間,這個隨制的互動並不正式存在,假若雙方在非正式的調解講和,則官府亦會接受其效力,形同結案。

清代中國市街秩序的承載者,主要就是有實質財富的郊商,及有政治特權的士紳,而在清末臺北,郊商和士紳更是形成合流。因此,臺北兩大市街的「郊」不僅具有商業財富,也多具有政治勢力。

臺北郊商制定的郊規,是地方社會最明確的證詞。郊不僅約束郊商內部成員,效力甚至及於市街的日常買賣,包括竹筏工錢、銀砣價格、運輸資費議定,或是交易地區限制等,都在規範之列。更有甚者,郊的公所裡面還置有公秤、公砣、公斗、公量等標準化度量器具,以作為解決糾紛的評判準則,經公秤等物秤量後稱為公覆,不許個別商人抗違。

「郊」亦有權力調解地方事務,不僅設有公所,備有公戳、擁有獨立財產,並能排解糾紛。巿街庄的運作基礎,迥異於當今講求權利義務對等的法人,而像是人情共識的民間領袖。例如〈大稻埕金同順(廈郊)規約〉所列的條文,推斷郊對當時社會秩序的重要性:

所有本街事情,不論大小強弱,皆率而廈郊公斷,或在爐主店中,或媽祖宮內,皆係廣眾之場,俱顯大公之念,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無事,即或一二好控告在官者,亦蒙官長論著本街據實稟明,雖有事亦旋了而無事,所以本街之通商最多,而滋事最少,迨于今四十餘年矣。

這份規約記於日治時期《臺灣私法》調查年間,即1903至1910年,往回推溯,應在描述1860年大稻埕建街後的巿街,也說明了清末大稻埕名街商的地方糾紛,多由郊行處置;在郊行介入調處後,可能就直接對當事人做出罰戲、分檳榔、罰燈彩的處分。可見郊對街商的仲裁,並非外於官府的私領域排解,而是受到官府衙門承認並與之互動的半制度司法體系。

清末臺北社會並非獨立於國家之外;國家權力也並非完全不及於社會,而是與地方團體共同構築一個特殊的運作空間,藉以連繫國家與社會。

「郊」對臺北地方社會的實質約束力,至清朝中後期雖遭受一些挑戰,如道光年間曾有跨國性大蕭條,使大稻埕的榮景也受影響,但當時臺灣商人仍多與中國大陸有貿易夥伴關係,因此商機雖挫但並未式微,在咸豐、光緒年間行郊即又再現榮景。在1860年開港「西力東漸」之後,商船數量明顯減少,推論臺灣行郊因洋貨打擊、道德沒落、港口淤積等因素而衰微。雖然生意變差妨礙郊費的收入,但當時社會並未發展出新的社會機制,郊仍然繼續存在於地方社會,至少一直運作到清末。

台北 / Taipei - 艋舺剝皮寮老街
艋舺剝尼寮老街

清末的臺北社會,就是中國皇權無力貫穿到基層,地方的紳、商因而相互合作,並且光明正大形成權力的空隙。這個中華帝國統治下的臺北三巿街,本文因此稱為「地方社會」。地方這二個字,還兼蘊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意義,借用段義孚(Yi-Fu Tuan)對於地方(place)和空間(space)兩個概念的界定可以理解,地方是由人類經驗賦予「意義」的安全且封閉性處所,空間則未被賦予完整意義而呈現為危險的開放性處所。

在清帝國,不朽而遙遠的皇權雖是不可挑戰,但卻是「虛」的象徵權威,而是由紳商將官民銜接起來,運作出「實」的秩序意義,此即本文稱之「地方」社會的原因。

空間的概念則反之。空間不被認為有意義,甚至被現代科學視為清澈透明、空無一物、等待填充的背景,因此,「空間的作用力」在歷史、哲學、政治等研究領域之中,一直不成為問題。空間純淨假說,在1970年代受到法國思想家Henri Lefebvre批判而開始被質疑。Lefebvre 指出,就因為空間被認為是空無一物、不具意義,因此人類在認知上也就不設防,其結果,統治權力反而隱匿在空間的配置之中進行。

因此,結合段義孚、Lefebvre的理論,本文試著指出,「沒有意義附著」的空間,是一種近代統治術的工具,並且是一種歷史的過程,因為「空間」必須將原本附著的「地方」意義剝除,才能為統治者所運用。

空間批判的理論,提醒我們去觀察近代帝國的統治對象,必須是空間而不能是地方。因此,日本帝國對臺灣的都巿治理,必須重新整編舊社會的「土地與人民」,而將之吸納為「國土與國民」的架構。近代國家在對土地空間的制度性改革,無非就是在製造「均質連續空間」的國土。這種空間,在歷史上就以公共的(public)、客觀的(objective)面貌呈現,正是伴隨著標榜科學理性的近代國家、市民社會而來,甚至也大量出現在西方國家經營的殖民地之間。

因此,中華帝國治下的臺北地方社會,到了日本帝國的近代統治之手,必然就是等待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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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第一章〈空間治理與地方夾縫:日本近代帝國統治下的臺北社會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