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帝國的野心還是亞洲的覺醒?──「大東亞共榮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上)

Print Friendly

作者:約翰.托蘭(John Toland)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政治目標的主要工具還是「大東亞共榮圈」,如果說日本在生產量方面已經輸了一回,那麼在整個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宣傳戰中卻是扳回一城。這個政策是要亞洲「以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精神」團結在日本的領導下,由天皇來分配各國的「應有地位」,就能帶來和平與繁榮。這是第一任近衛政府在一九三八年所建立的政策,已經誘使數百萬的亞洲人在戰爭中和日本人合作對抗西方人。

這是那些希望從被西方白人剝削中解放亞洲的理想主義者所建立起的策略。就像許多夢想一樣,被現實主義者給接手,進而加以利用。

首先是那些想要倚重東南亞的豐富自然資源,好作為日本經濟疲態解決方案的那群人;日本是不能在西方羞辱性的宰制貿易之下,維持現代化國家的狀態而存在。軍國主義分子也認為這個政策是他們最為迫切需求──戰爭中的原物料──的解決之道,因此成為這項政策最積極的擁護者。

從理想主義出發而現在卻發展成機會主義,似乎已經不可能兼容並蓄了。雖然軍國主義分子和民族主義支持者已經篡改了共榮圈的概念,對有所訴求的群眾而言,其所呼籲的泛亞主義卻沒有大幅消退的跡象。

001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書籍中關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插圖。

殖民主義與其伴隨而來的剝削,曾經協助亞洲從過去的泥沼中抽身而出。但是到了世紀交替之時,已經完成了歷史性的角色,殖民主義本身也受到民族主義興起的挑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伍德羅.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提出民族自決的要求,不但能適用於歐洲人之上,也可供亞洲人使用。

但是,所應許的民主制度從來就不曾來到東方,在那,殖民地依然是殖民地;西方人有兩種自由的標準,其中一種是給自己人使用的,而另外一套則用在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以東的地區。隨著西方主人們,特別是那些英國人,也只是提出些東拼西湊的改革方案,東方和西方的隔閡則年復一年地愈來愈深。

革命時機應該已經成熟的一片大陸卻還在沉睡之中,但中國是例外,各國的叛亂分子都在等待其他人首先舉事起義。他們已經不再期望民主領袖,理想人物反而是像希特勒這樣的獨裁者,能夠對英國和法國取得大幅度的外交和軍事勝利。在整個亞洲,法西斯式的敬禮模式以及工人緊握著的拳頭圖樣,正相互在爭奪人心的向背。

英國試圖爭取亞洲人支持他們去對抗軸心國的戰爭,卻遭到了譏笑。一九四○年,在劍橋大學受過教育,後來成為緬甸首任總理的巴莫博士(Ba Mao)就告誡他的議會,要記得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理想主義」的戰爭目標:

英國用著同樣的道德狂熱,宣稱對德國的奮戰是在保護弱小國家,是為了世界民主安全存在而戰……而且絕對沒有領土野心……但是結果又是如何?當戰爭也打完了,口號也喊完了,而勝利者也獲取了勝利,又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戰爭的結果,大英帝國本身大約又增加了一百五十萬平方英里的新領地。那些個民族自決的信條又如何了?當我和過去一樣輕率地在要制定緬甸憲法的聯合選拔委員會(Joint Select Committee)上提到自決時,英國代表們卻覺得好笑。

但是,英國人這回對這番煽動性的言論卻不覺得好笑了,而把巴莫關進監獄之內。

隔年,邱吉爾和羅斯福簽署了「大西洋憲章」,再度給部分的亞洲政治領袖們帶來一絲期望,認為西方終於拋棄了對自由的雙重標準。那份憲章不是宣稱「所有人民都有權去選擇在他們將要生活的地區的政府形式」?不過邱吉爾很快又明確表示,該份憲章只適用於英國殖民地──換言之,只適用於白種人國家。

002
1941年8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經過會商,對外宣布兩國在政策上的共同原則,是為大西洋憲章( The Atlantic Charter)。 (使用來自 維基共享資源條款授權)

因此,廣泛接受日本人對泛亞體系號召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自從上個世紀的中期以來,日本在國際上的自主性,一直都是喚起亞洲人能夠獲取自由的目標。一九○五年,東鄉將軍擊潰俄國艦隊,這標示出亞洲人從西方的宰制下崛起,並且給予所有東方人一種驕傲感。一九四二年,新加坡的陷落則更是白種人並非牢不可破的重要明證。對於眼見到英軍全面的棄守,亞洲人是陶醉其中的,而該大陸的許多地區對於要和勝利者的積極結盟,也是準備就緒了。

Mamoru_Shigemitsu
重光葵(1987-1957),曾任日本駐中華民國大使、外務副大臣、 滿州國副總理,日本戰敗後代表日本與盟國簽訂投降條約。 (使用來自 維基共享資源的公共領域條款授權)

當然,中國戰場是最耀眼的例外,數十萬的日軍還深陷在一場令人沮喪而又毫無止盡的戰役中。大多數的日本人都不理解蔣介石繼續戰鬥的原因。難道他被邱吉爾和羅斯福當成工具還夠不明顯嗎?[1]

不過,也有部分的日本自由派人士一直以來都是反對佔領中國的。其中之一就是駐節南京傀儡政府的大使重光葵。他當時主張,共榮圈的成功之處,有賴於公共地解決中國問題。日本怎麼能夠一面號召要終結殖民主義,卻又同時把中國大部分地區當成是殖民地來對待?應該廢除和南京政府之間存在的不平等條約,並毫無限制地提供經濟援助。

東條英機曾經以軍國主義者的身分全力支持對中國的戰事,但是身為首相後,用了不同的觀點來看待這個議題,並且對重光的提議表示歡迎。不過陸軍領袖們還是頑固地進行抗拒,到了一九四三年初,東條說服他們,要從中國取得原物料最好的方式就是採行重光的計劃。

日本安排把位於蘇州、漢口和天津的租借地都歸還給南京政府,並且協議簽訂新的條約。東京方面召回重光去擔任新外相,他在國會中再三不斷地力促要把「整個」東亞地區都從軍事佔領中解放出來,並且給予政治自由。他表示:「對於日本而言,這意味著建立『睦鄰』(good neighbors)政策,同時要改善我方的國際關係。」

Hideki_Tojo
東條英機(1884-1948), 日本陸軍軍人、政治家,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代表人物,曾參與策劃珍珠港事件。戰後被處以絞刑。(使用來自 維基共享資源公共領域條款授權)

是重光發想出這場戰鬥的新階段,不過卻是東條來領路。他在國會內宣布,在年底之前緬甸就會是個獨立的國家。

三月時,緬甸代表團應邀前往東京。團長巴莫在英國撤離緬甸之前才從監獄中逃脫。緬甸人受到熱情的招待。巴莫被周遭愛國之情的浪潮淹沒了。日本「正是整個亞洲衝突的旋渦」。東條、杉山上將、嶋田海軍上將以及重光等人都讓巴莫感到,他們都是「亞洲爆炸性世紀」的真正產物,「朝氣蓬勃、行動果敢,充滿著構成大東亞共榮圈概念的新亞洲意識」。而且,東條還展現出「驚人的遠見」,決心在給予被佔領國家獨力這方面「確實擁有政治願景 」。

在美國,幾乎所有人都嘲弄共榮圈這一詞,將它視為極其粗糙的宣傳口號,可是作家賽珍珠卻試著警醒她的同胞們,泛亞洲主義(Pan-Asianism)確實是深植人心。在珍珠港事件後的幾天,她寫信給羅斯福總統夫人,信中她說:

「在所有東方人的內心中,白種人是,或是說可能是他們共同的敵人,歸結而言,即使是現在中國人和日本人彼此為敵,而這些人會重新團結一致,以有色人種來來對抗白種人,這樣的可能性依舊是存在的。他們現在還沒到達那樣的程度,但是此種可能性都一直存在於他們的心中。近來有名中國教授所說的話很清楚地說明了這點:『雖然日本人現在是我們的敵人,但是如果要做出最終選擇的話,我們寧可成為日本的附庸國,而不是美國的,因為至少日本人並沒有把我們當成劣等民族來對待。』」

「真實的狀況是,這些東方人,就算是現在和我同盟的那些人們,都會私下很注意我們將他們視為不同種族的行為,如果他們有所害怕的話,那就是我們終究不會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對待他們,他們和我們結盟,只端靠他們暫時性的目標能夠走到多遠而已,然後就會反過來,把我們當成歷史上侵略以及剝削他們的白人種族來加以抵抗,至少是以他們的觀點來看是如此的。」

她警告著:

「除非我們極為明智和謹慎來處理,當這些政治覺醒的亞洲人們能夠認知到他們自己時,(檯面下有色種族的團結)在全世界逐漸增長,而這種覺醒的結果對我們而言是極具災難性的……我們白種人大多數都是無視於此,或是忘卻有這樣的事實,那就是可能會把這樣的抗爭,擴大成為只是依據種族或是膚色的全新種族聯盟,不過亞洲人永遠不會忘記這種的可能性,而且他們所要做的一切,都是為那個新聯盟做出必要性的保留。

讓我感到懼怕的是,在許多美國的有色人種心中存有這樣的保留態度,認為他們與生俱來也冀望會忠於我國,但是因為冥頑不靈的種族偏見,還有他們自身的經歷以及日本人的宣傳,都在在讓他們相信不需要對白種人的公平對待有所期待,有色人種必須要團結一致並且征服白種人,這才有可能消除種族偏見的桎梏。」[2]

就在中途島之戰前的一週,賽珍珠在《紐約時報雜誌》上刊登一篇文章公開地表示了她的憂慮:

「……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是因為日本採行了一種新形態而又危險的形式。雖然我們或許不想了解這點,但是很可能我們已經步上這場人類戰爭中,最嚴峻且最耗時的道路之上,這場東西方之間的戰爭,也意味著白種人和白種人世界,與有色人種和有色人種世界之間的戰爭……

在印度,種族問題是燃眉之急,其火焰每個小時不斷地在升高;在緬甸,這已經是一片大火;在爪哇,也是如此;而在菲律賓和中國亦然。

現今,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主要障礙,是白種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優越感,而有色人種再也不願意忍受這種劣勢……白種人落後有色人種有一個世紀之久。白種人還在以殖民地和殖民地政府的角度來思考。有色人種知道殖民地和殖民主義思維都是過時的。不論白種人是否了解,但殖民生活方式已經結束了,所剩下來的只是要剔除掉這些繭殼而已。今日的亞洲人不是殖民地的人民,而他們已經下定決心永遠再也不會成為被殖民者。

……總之,如果白種人現在還沒發現到所有人類都是生而自由平等,進而能因此拯救自己,那麼很可能就完全無法自救了。因為,有色人種正堅持著人類平等和自由……」

很不幸的是,賽珍珠有如先知般的文章對華盛頓當局並沒有引起多大的作用。對於亞洲人對美國有色人種偏見的指控,美國當局並沒有進行反制措施。相反地,政府變本加厲地虐待日裔美國公民,更加重了這些指控。就在珍珠港事件後,美國西岸一片驚恐,要求將不論具有公民身分與否的日本人都撤離到內地。

USSArizona_PearlHarbor
1941年底,日本突擊美國珍珠港,擊沉並重創美軍艦隊,造成了2,402人殉職和1,282人受傷。圖為燃燒中的亞利桑納號。(使用來自維基共享資源公共領域條款授權)

「西方防衛司令部」(Western Defense Command)指揮官約翰.德威特(John DeWitt)將軍在電話中告訴憲兵司令:「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做法。美國公民終究是美國公民。他們可能都不太忠誠,我想我們能夠除去那些不忠於國家的人,如有必要,再把他們給關起來。」

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但是隨著每次日本的戰勝,就會激怒起整個西海岸。加州的檢察官厄爾.華倫(Earl Warren)警告說,除非迅速撤離日裔美國人,否則就可能會重演一次珍珠港事件。

奧勒崗州州長查爾斯.史巴克(Charles Spraque)發電報給司法部長,要求「更全面的行動來保護可能對抗的外族行動,特別是定居在西海岸的日本人」。西雅圖市長厄爾.米利金(Earl Milikin)甚至宣稱,該城市中約有八千名日本人,「大約七千九百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其他的一百人會燒掉這個城市,還會把日本戰機帶引進來,並且要造成讓珍珠港相形見絀的事件」。

絕對不是只有西岸才有高漲的反日情緒。在一份全國的調查報告當中,百分之四十一的人相信「日本人總是想要發動戰爭,以使自己盡可能地強大」;二十一個百分點的人認為,德國人是天生的軍國主義分子。因此,可以理解到像羅斯福那樣圓通的政治人物會聽到這些聲音的──那年還是總統選舉年──而他抗拒了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建議,下令陸軍部執行大規模的第二代日裔美國人的撤離行動。最高法院支持這項行動的合法性。起初,是要將這些日裔美國人遷移到內地定居,但是該地區的居民強烈地抗議,因此認為較為明智的方式是安置這些「囚徒」在政府的營區。

003
美國在歷經日本珍珠港攻擊之後,反日情緒高漲,圖為描寫報復珍珠港事件的海報。(使用來自維基共享資源公共領域條款授權)

還有類似要把德裔和義大利裔的僑民遷移的計劃引起抗議,政府只好宣布取消,解釋說這將會影響經濟結構,並且降低這些民族公民的士氣。但是,卻沒有人站出來為這些「二世」說話,他們也是公民,不過通常被稱為「外國人」──因為他們的膚色不同。

幾乎有十一萬忠誠的美國人被迫變賣家財掃地出門,而他們唯一的罪過只是因為祖先是日本人。他們被拘留在延著海岸而建的、有著鐵絲網圍繞的、情況只比集中營好一些的「疏散中心」,許多人甚至被剝奪了銀行儲蓄。[3]

繼續閱讀:「大東亞共榮圈」是怎麼一回事?(下)


[1] 原註:從《日本時報》等報為勝利標語所舉辦的競賽中,就可以看出日本大眾只看到了共榮圈中的理想主義層面: 「日本行動解讀為建設 敵軍的則是自我毀滅」,「我們堅定地奮戰 我們仁慈地建設」,「奮戰至亞洲為我所屬方休」,「東方的自由在於西方的和平」

[2] 原註:弔詭的是,皮膚白皙自遠古以來都被日本人當做是女性美麗的標記。有句古老諺語:「一白遮七醜。」明治初期,作家們開始表達對西方人白皙皮膚的讚賞,一九二〇年代,日本最受歡迎的電影明星還是克拉拉寶(Clara Bow)、葛洛莉亞史旺森(Gloria Swanson)和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等人。在谷崎潤一郎的《痴人之愛》小說中正好說明了這種偏好。他把一名日本女子奈緒美和俄國女子做了比較:

「後者的皮膚……是如此地白皙,幾乎就像妖怪般的美女,皮膚下淡紫色的血管依稀可見,有如大理石上的紋路一般。與此肌膚相比,奈緒美的皮膚就缺少了透通感和色澤,看起來是相當無光澤的。」

當日本人在這場對抗「白種人」的大戰中宣稱自己是「有色人種國家的捍衛者」時,也禁止表達對白皙膚色和西方人種特徵的偏好。不過事實上,日本人依然並不認為他們自己是「黃種人」。日本女性喜歡說自己的皮膚是「小麥色」,皮膚較為淡色的部分才用「白」,迄今依然如此。傳統上,白色是美德的代表色,例如,歌舞伎中的主角總是畫上讓人目眩神迷的白妝,類似的象徵就像美國電影中「好」牛仔總是戴上白色牛仔帽一樣。

[3] 原註:在戰爭歇斯底里的壓力下,這些行為或許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戰後政府的態度是難以和民主劃等號的。那些無辜受害損失土地和大部分私財的人們,只得到少許的賠償。損失估計達到四億美金,不過賠償金額只有四千萬美金——百分之十而已。

政府對於橫濱正金銀行加州分行的大約四千名存款戶一案則是特別可恥的。政府把銀行所有的資產都當成「敵方物資」,凍結這些存戶的儲蓄。直到一九五七年,外僑資產管理局(Office of Alien Property)才決定歸還這筆款項——以一美元兌換兩美分的比例歸還。因為金額太少,只有一千六百名存戶申請歸還。這些人對此低比率歸還一事提起訴訟,法院最後判決外僑資產管理局要將餘數歸還他們。獲知此訊息後,另外兩千四百名存戶要求歸還其存款,不過該局卻告知喪失領款資格,因為他們忽略了當初百分之二的比例條件。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幾乎就是珍珠港事件的二十五年後,最高法院終於同意接受他們的訴訟。隔年的四月十日,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決,並將此案轉給華盛頓特區巡迴上訴法院,「依據此見解做進一步審判」。一九六九年八月一日,此案件終於對這些存戶做出有利的判決,「以大約戰前的匯率按無息的方式」歸還。


本文選自八旗出版《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1936-1945》

(八旗)0UMA0008帝國落日-下冊立體一72dpi .jpg《帝國落日》是美國歷史學家約翰.托蘭所寫的一部以二戰為題材的長篇歷史鉅著,描述了大日本帝國於1936至1945年間,和西方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遙相呼應,在東方開闢戰場,入侵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直至最後被迫求和的歷程。

作者簡介:

約翰.托蘭 (John Toland, 1912-2004)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1912年出生於威斯康辛州,大學學過戲劇創作,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研究者來說,歷史是審慎研究的結果,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相 與來龍去脈;對於一般人而言,歷史是身臨其境的感受和心靈深處的記憶。對於約翰.托蘭來說,歷史則是兩者的融合。其主要作品有:《從乞丐到元首——希特勒傳》、《醜聞:珍珠港事件及其後果》、《佔領日本》、《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1971年以《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 亡,1936-1945》一書榮獲美國普立茲新聞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