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綱微調不是一個爭議,而是一連串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到底要教給下一代怎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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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士誠

一直以來,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飽受批評;但平心而論,那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的黃麗生、世新大學的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喻蓉蓉等人,確實都有歷史學位;即令專研哲學的王曉波,也有一些台灣史著作。

當然,他們的「中國史觀」引起許多人不安,但研究中國史者來編擬課綱,錯在哪?莫非只准「台灣史觀」進課綱?那不是一言堂嗎?

正因此,有人言之鑿鑿,認為課綱微調不過是史觀的「爭議」。

史學問題:王曉波等人,小看了中國史的格局。

但政治大學歷史系的金仕起老師顯然不同意,他認為那是大問題:「首先是程序問題。不管哪個政黨上台,一定有政治立場;只能用程序來規範,讓歷史當事人的聲音可以彰顯。而現在行政裁量權太大了。」

當行政權幾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指定任何人介入課綱,就會出現第二個問題:「王曉波不是學歷史的,史學界不認可。要說歷史專業,你得在學術領域活躍、有一些代表作品,可是他沒有。所以去年微調課綱一出來,史學界抗議,近一四○個學者聯名,前所未有。」金仕起說。

但小組裡的黃麗生、李功勤等人,確實是歷史科班出身,也有歷史作品;所謂「沒有歷史專業」,從何說起?難道真的只是「中國派」和「台灣派」的史觀之爭?

「就歷史研究來說,他們的觀點起碼比最新的學術研究晚了五十到七十年。而這個觀點卻不成比例地大,大到妨礙學生瞭解其他文明。」

金仕起專研中國史,他指出:根據研究,早在數千年前,中國就透過北亞草原的活動,跟西亞、歐洲連在一起;我們常說的「絲路」,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最具體的例子。

「唐太宗說『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研究顯示銅鏡可能是從西方傳來的。連青銅器的使用,都可能和西方有關。」金仕起說:「王曉波他們講到隋唐,就說是開放的帝國;講到漢朝,就說那是強大的國家。但是唐朝的開放、漢朝的強大是什麼樣子?應該丟掉這種孤立地看一個個朝代、再一個個歌功頌德的史觀!」

中國與世界連結,而造就了豐富文化;不仔細考察之,而只專注稱頌王朝的「輝煌」,是把中國史的格局看得小了。

教育問題之一:接受偏狹史觀的下一代,無法與人對話

世界史學者、台大歷史系的花亦芬老師,看法也相似:「他們用傳統的『固定疆域』來講中國史,好像中國就是一群人,長期被釘在一塊土地上發展,事實並非如此。」

單一民族,在固有土地上開展「偉大文明」…聽起來好像很耳熟?「這其實是納粹式的史觀,扭曲了人們歷史認識的能力,讓人不能獨立思考。」花亦芬直指。納粹當年塑造了「日耳曼榮光」的民族神話,最終釀成大禍,人人均知。

花亦芬又舉例:二二八事件,如果硬要說是「暴民」引起的,很多人都不接受;有個原因是,如此一來,「暴民」的後代和「受害者」的後代,要如何相處?

「人不能獨立於過去而存在,對過去的解釋,會影響人現在怎麼看待事情,所以不同的解釋彼此要能對話。至少,要透過學術來對話。」

花亦芬補充:「我們會笑『天龍國人』,可是他們真的是因為生性冷漠才那樣嗎?實際上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教導怎麼看過去和現在的關係,當然就覺得很多事和他們無關。」

思考過去和現在?怎麼聽起來是在唱高調?事實上,這與我們的生活再貼近也不過。

金仕起說:「課本在這種史觀下,很少介紹中國以外的文明。連日本、韓國離我們那麼近,課本都幾乎只談他們的儒學、漢化。他們只有儒學嗎?」社會上總有人說年輕人只懂得哈日、哈韓,但就此來看,又怎怪得了他們?

「再說,來台工作的東南亞人越來越多,我們對中南半島的文明卻不瞭解,要怎麼看他們?」東南亞移工常被歧視,根源或許就在這裡?

「最近很熱門的伊斯蘭國,很多人都說那是『壞人』,但不是應該先知道穆斯林的文化和英美對伊斯蘭國家的政策,再來看嗎?」

列出一長串實例後,金仕起接著說:「現在的年輕人,拿起手機上網,就能和全世界的人連在一起,可是他們在學校卻要被『中國史觀』綁住,不瞭解其他文明,未來要如何跟人相處?」

王曉波等人的史觀,就算真落後於現代研究,也不能說是大錯特錯。真正嚴重的錯,是將它當成唯一的教學內容──那將教出難以與人對話、共處的下一代。

教育問題之二:犧牲老師的尊嚴、自主,與學生的興趣

甚至不用談到「未來的對話」,光看眼前,我們就會發現這套課綱有多麼不顧現實。

花亦芬也提起當前網路時代的特色:「現在的學生,活在網路時代,隨時可以看到與課本不同的觀點,以及歷史真相。當他們發現老師照著課本告訴他的,和他知道的不同,甚至不是真相,會怎麼想?」

「現代師生關係,不再是老師怎麼說、學生怎麼聽。老師講的如果不是真相,學生很可能會看不起老師,連帶地看不起歷史課。」

說「看不起」或許太嚴重,但對歷史課失去興趣,卻極有可能。

金仕起則從另一個角度來推論學生對歷史課的看法:「照大考中心的統計,近年的指考,選考歷史的學生常常不足四十%。由此反思,學生把歷史當成什麼?我覺得歷史教育已經僵化,學生對學歷史沒有感覺,當然更不會選考。」

「所以,我參與的九八歷史課綱──就是後來被鄭瑞城部長一句話凍結的那個──在十八週課程裡,只排了十三週的內容,讓老師有時間帶學生操作史學方法:搜集資料、討論、專題分析等等。」

「課綱不塞滿,老師的教學才會有主體性。否則進度壓力大,要一直趕,老師很累,學生也失去興趣,這對老師是一種打擊,很不公平。」

姑不論王曉波等人史觀的先進與否、是非曲直,但其單一價值,完全不適合資訊多元發展的現今社會,當然也就不利於老師的專業發展與學生的學習。

國家認同問題:走進國家認同的死胡同

而如果,王曉波等人的史觀既落後,又無助於學生未來生活和教師專業自主,他們為什麼要硬將其「調」進課綱裡?

花亦芬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已分析過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那顯然是死胡同。

那麼,活路在哪?「如果我們給年輕人一個可以照顧他們、可以公開提出任何意見的國家,他們體會到這點,自然會對國家有認同,不是嗎?」花亦芬進一步說:「王曉波他們不懂年輕世代的想法和環境,只想用過時的『傳統』來灌年輕人的腦袋。從前我們都以為文史是『背科』,背起來就好了,但文史應該是要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是背誦。」

「世界已經改變,越來越多元,過去的觀點不再能保障年輕人的未來。我們應該反過來看怎麼幫年輕人,而不是用過去那套來框住年輕人。應該從小讓學生為未來做好準備,也就是培養思考、熱愛學習、探索的能力。」

思考、學習、探索…教育本該如此。王曉波等人將歷史當成塑造國家認同的工具,背離教育,終將徒勞。

圖為一位日本學生在讀教科書。在日本,歷史教科書同樣引起激烈的爭論,極右派宣稱歷史應該讓年輕一代有「國家光榮感」,並將反省日本在二戰中責任的歷史敘述描述為「自虐史觀」。(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圖為一位日本學生在讀教科書。在日本,歷史教科書同樣引起激烈的爭論,極右派宣稱歷史應該讓年輕一代有「國家光榮感」,並將反省日本在二戰中責任的歷史敘述描述為「自虐史觀」。(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本文原刊登於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