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裡的文青角落:明星咖啡館與白先勇的臺北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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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臺北人》早已成為臺灣文學史中的經典之作,從尹雪豔到金大班,從孤戀花到遊園驚夢,白先勇以一群隨著國民政府流離遷徙來到臺灣的人物,描寫1949年之後落腳於這座城市的新住民,以及他們各形各色的生活。

但臺北也是白先勇的成長之地,在小說之外,他也曾以其他方式為這座城市留下了記錄。配合【臺北.故事】專題,編輯部徵得白先生同意,從他過去的作品中,摘錄出與臺北相關的片段,包括他最喜愛的明星咖啡館,還有位於松江路的老家,由此呈現一個文學青年的都市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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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 明星咖啡館 Facebook 粉絲頁
白先勇筆下的明星咖啡館
「明星」大概是台北最有歷史的咖啡館了。
記得二十年前還在大學時代,「明星」便常常是我們聚會的所在。那時候,「明星」的老闆是一個白俄,蛋糕做得特別考究,奶油新鮮,又不甜膩,清新可口,頗有從前上海霞飛路上白俄西點店的風味。二樓陳設簡樸,帶著些許歐洲古風。那個時期,在台北上咖啡館還是一種小小的奢侈,有點洋派,有點沙龍氣息。幸而「明星」的咖啡價錢並不算貴,偶爾為之,大家還去得起。
「明星」在武昌街,靠近重慶南路,門口騎樓下有一個書攤,這個書攤與眾不同,不賣通俗雜誌,也不賣武俠小說,有不少詩集詩刊,也有《現代文學》,那便是孤獨國主周夢蝶的詩之王國。周夢蝶隱於市,在車馬喧囂中,參悟到明年髑髏的眼中,虞美人仍舊抽發茁長。《現代文學》常常剩下許多賣不出去的舊雜誌,我們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讓周夢蝶掛在孤獨國的寶座上,然後步上「明星」的二樓,喝一杯濃郁的咖啡,度過一個文學的下午。
那時節「明星」文風蔚然。
《創世紀》常在那裡校稿,後來《文學季刊》也在「明星」聚會。記得一次看到黃春明和施叔青便在「明星」二樓。六十年代的文學活動大多是同仁式的,一群文友,一本雜誌,大家就這樣樂此不疲的做了下去。
當時我們寫作,好像也並沒有什麼崇高的使命感,沒有叫出驚人的口號──就是叫口號,恐怕也無人理睬。寫現代詩、現代小說,六十年代初,還在拓荒階段,一般人眼中,總有點行徑怪異,難以理解。寫出來的東西,多傳閱於同仁之間,朋友們一兩句好話,就算是莫大的鼓勵了。
然而在那片文學的寂天寞地中,默默耕耘,也自有一番不足與外人道的酸甜苦辣。於是台灣六十年的現代詩、現代小說,羼著明星咖啡的濃香,就那樣,一朵朵靜靜的萌芽、開花。
這幾年來,台北滄海桑田,面目全非,踟躕街頭,有時竟不知身在何方。
東區新建的高樓大廈,巍巍然排山倒海而來,目為之眩。台北飯館多,其來有自,但是這次回來,我發覺台北的咖啡館,竟也大街小巷,櫛比鱗次起來,猶如雨後春筍,完全取代了早年的「純喫茶」。而裝潢之瑰麗,五光十色,紐約東京瞠乎其後。有些名字取得妙──「夢咖啡」。
聽說還有一家叫「杜鵑窩」的,不知道什麼人去光顧。價錢也不對了,坐下去就是六十塊,咖啡味道倒未必佳。或許是我的偏見,這些新興的咖啡館,豪華是豪華,但太過炫耀了,有點暴發戶。我還是喜歡武昌街上那間灰撲撲的「明星」,「明星」的咖啡,「明星」的蛋糕,二十年來,香醇依舊。
──本文摘自〈明星咖啡館 Astoria〉,原發表於《聯合報》1979年10月18日副刊
周夢蝶│舊日明星咖啡館
周夢蝶與明星咖啡館。 左圖:莊靈攝,1970。 右圖:引用自 明星咖啡館 Facebook 粉絲頁
白先勇與明星咖啡館
阿錐會注意到他,是因為其他作家多半奮筆疾書,或是對著稿紙若有所思,但他卻較少在明星寫作,有時是和幾個大陸口音的文人聊著,有時是不疾不徐和幾個大學生模樣的人談論文章。
有一次,他點了一份羅宋湯,阿錐印象更深了。當時,在明星寫作的作家多半未成名,收入僅靠微薄稿費。在店裡寫稿,常是點上一杯咖啡坐上一天,頂多吃上一盤蛋炒飯,若是領到稿費,才會開心地吃個蛋糕。點羅宋湯的作家,太少見了。
……一次攀談,男作家告訴阿錐:「我小時候曾隨爸爸住過上海,爸爸也曾帶我到上海霞飛路的ASTORIA喝羅宋湯。」男作家侃侃而談,上海ASTORIA也是由白俄人經營,在當時多家上海西餐廳中,ASTORIA的羅宋湯價格算是實惠。
阿錐這才知道,這位年輕自己四、五歲的溫文男子,正是陸軍一級上將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
 ──簡錦錐口述,謝祝芬撰文,《明星咖啡館》(臺北:印刻文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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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Emptiless Ever’s flickr
臺北。1950年代的綠海與稻浪
1950年代,台北市曾有這樣一幅景觀;松江路自長春路口以下一直推往圓山,是千百頃一望無垠的稻田。春夏之際,禾苗茁長,頃刻間黃土地變成綠海洋,春風驟起,稻浪一波推一波,一片綠,直往那天涯盡處翻滾過去,那是欣欣向榮的綠、歡騰鼓舞的綠、洋溢著禾香稻香的綠天綠地。
青油油的稻田中,有成千上擺的白鷺鷥,隨著禾浪的起伏,載浮載沉,如同一千疋舒展不盡的綠綢緞上,綴滿了朵朵雪白的睡蓮花。時而群鳥驚起,滿天白羽分飛,圓山落日,霞光萬丈,把白禽背上,染得通紅。夕照點點片片灑落在稻海上,億萬禾苗燃起閃閃金光,造就了千頃的金碧輝煌。
1950年代,我的家就住在松江路與長春路的交口處,清晨推窗,到甜的綠波便倏地湧了進來,從頭到腳替我沐浴一輪,如醍醐灌頂,一切煩囂即時淨滅。那時候的台北尚未被毒化、被腐化、被污染。那時候,台北還是一座處女城,曾經擁有一片生機盎然的綠。
 ──白先勇,〈臺北pastoral──為黃銘昌的田園畫而寫〉
臺北。白先勇筆下的的松江路

50年代的時候,臺北市的松江路還未經開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嶇的亂石泥徑,長滿了茅草,兩旁鋪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狹窄,有汽車迎面馳來,騎腳踏車靠邊閃讓,不小心就會沖滑到泥坑裡去。松江路靠近南京東路的那一帶,一排排蓋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軍服的草綠色,看起來倒像是一大片軍營。那些房子是公家蓋的,大概那時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選中了那一帶。不過的確也有許多軍眷住在那裡,都是空軍。
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顫巍巍扶著她的小孫子到我們家來借用軍用電話,老太太滿面惶急,原來她的飛行員兒子值勤晚歸,老母親等得驚慌起來。省政府的官員住在那裡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們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買下來的。那時聶華苓也住在不遠那麼一棟綠色木板屋裡,倒是忘了問她住屋是公家還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麼單位。總而言之,住在那一帶的居民,不管什麼來路,總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暫時落腳的所在,將就一下,挺過去再說。沒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幾二十年,一直到60年代末,松江路開成大馬路,那些軍營似的綠色木板房子才一棟棟被打掉鏟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樓大廈。我們家那棟木板屋,也要等到1966年父親過世後才賣出去。
 ──白先勇,〈鄰舍的南瓜〉
臺北。白先勇回憶裡的白崇禧故居
……1950年代的松江路,還是臺北市的邊陲地帶,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兩旁鋪有柏油,那一帶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臨時蓋起來的公務員宿舍。我們家是兩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人多,單棟不夠住。依我們家當時的經濟情況,大概可以住進一幢比較像樣的房屋。那時臺北的房價還很低,但父母親一向不講究場面,「國難當前」,大家一起克難,也就無所謂了。 
這棟木造屋,給我們留下許多記憶,克難歲月,也有溫馨的時刻。有一年遇到颱風過境,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親房中探視她,發覺她端坐在床上,地上擺了面盆、鋁桶,原來我們那間木造屋抵擋不住颱風的侵襲,開始漏水了。房中叮叮咚咚,雨水從屋頂滴到盆中,母親看我進來指了一下屋漏,放聲哈哈笑起來。我看見這個場景,也忍不住跟著笑了。是母親的朗笑聲,把我們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驅逐得一乾二淨。
 ──白先勇口述白崇禧晚年:他去臺灣,是為了給歷史一個交代
1955年白先勇與家人合影於臺北松江路寓所。六十年過去,照片裡的竹籬笆、電線桿、矮房子以及一望無際的稻田,都已消失於時光的漩渦當中,再不復見。 轉引自白先勇編著,《父親與民國》(臺北:時報文化,2012),頁263。
臺北。白先勇的老家 
如果你現在走到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舉目一望,那一片車水馬龍、高樓雲集鬧市中的景象,你很難想像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從六福客棧以下,一直到圓山,竟是延綿不斷一大片綠波滾滾的稻田,那恐怕是當時台北市區最遼闊的一塊野生地了。那一帶的地形我極熟悉,因為六十年代我家的舊址就在六福客棧,當時是松江路一三三號。父母親住在松江路一二七號──現在好像變成了「豐田汽車」。家裡太擁擠,我上大學時便遷到一三三號,那是松江路右側最後一棟宿舍,是間拼拼湊湊搭起來的木造屋,頗有點違章建築的風貌。
松江路顧名思義,是台北市東北角的邊陲地帶,相當於中國地圖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頂端。一三三號裡有一條狼狗、一隻火雞、一棵夾竹桃,還有我一個人,在那棟木造屋裡起勁的辦《現代文學》,為那本雜誌趕寫小說。屋後那一頃廣袤的稻田,充當了我的後園,是我經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裡,點綴著成千上百的白鷺鷥,倏地一行白鷺上青天,統統沖了起來,滿天白羽紛飛,煞是好看──能想像得出台北也曾擁有過這麼多美麗的白鳥嗎?現在台北連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讓噪音嚇跑了吧。
原題名為「不信青春喚不回──寫在《現文因緣》出版之前」,發表於《聯合報》1992年3月21日副刊
臺北。白先勇與三毛的相遇 
不知不覺,我不上課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時的長春路、建國北路和松江路都還沒有打通,荒荒涼涼的地段是晚飯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兒離家近,一個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們的近鄰,白家的孩子我們當然是面熟的。 
《現代文學》刊出我的短文過了一陣,我一個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鑽出鑽進的玩。空寂的斜陽荒草邊,遠遠有個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閒閒的晃了過來,我靜靜的站著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嗎? 
確定來的人是他,轉身就跑,他跟本不認識我的,我卻一直跑到家裡,跑進自己的房間裡,砰一下把門關上了。背靠著門,心還在狂跳。 
「差點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時候——」在畫室裡我跟顧福生說。 
「後來呢?」 
「逃走了!嚇都嚇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覺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師問說。他這一問,我又畏縮了。 
沒有朋友,沒有什麼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師和我的書。
──三毛,〈驀然回首〉
1956航照
1956年美軍航照圖中的臺北,如白先勇所述,在他長春路的房舍以北,到圓山的大片範圍,仍是一大片的青綠稻田。那年他與三毛的相遇,也發生在這一大片綠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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