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與城市】里約熱內盧:失控的上帝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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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沙灘、嘉年華、敞開懷抱的耶穌像……除了這些經常被印成廉價明信片販售的印象,世人或許還會在選購夾腳拖、觀賞維多利亞秘密內衣秀的時候想起巴西,陽光的巴西。

世界知名的巴西夾腳拖品牌之一 Ipanema(伊帕內瑪)販賣的,正是這樣明媚的形象。伊帕內瑪與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南方、緊靠海灘的地域同名,當地的氣氛也最符合觀光客想像中的巴西風情:依山傍水,時髦而悠閒,沙灘美景洋傘與雞尾酒,性感活潑又適可而止。

伊帕內瑪沙灘。圖片來源

如果要選擇可以輸出到全球的代表性地方形象,巴西里約肯定相當樂於欽點伊帕內瑪,因為它政治夠正確。在那裡,一切顯得如此風調雨順,人們健美樂觀,即使海水偶爾有點臭。

不過,事與願違,流行天王麥可.傑克森 1996 年不顧官方抗議與阻撓,跑到里約拍了一支 MV,歌名是〈They Don’t Care About Us〉。為了闡述符合歌名的社會關懷,MV 自然沒有讓伊帕內瑪入鏡,而是在當地黑幫護航下,深入里約貧民窟聖馬爾塔(Santa Marta)取景,並且讓 MV 裡的警察看起來有點窩囊。

更火上加油的是,2002 年《無法無天》(Cidade de Deus這部紅極一時的里約幫派電影出現了,自此宛如厄夜叢林的「上帝之城」名號也與里約結下不解之緣,從此里約貧窮、毒品泛濫、黑幫橫行、官方腐敗的暴戾面從此更為具象,而人們提到「City of God」這個神性的名字,總是不懷好意──「根本是遭上帝遺忘的地方吧」,眾人不免如此聯想。《無法無天》甚至有句台詞是:「里約熱內盧已經忘了我們。」在流行文化的推波助瀾下,里約再也無法假裝開朗無事。那個腥風血海的「上帝之城」里約,那個孤苦無依、「They Don’t Care About Us」的里約,特別有種跪喊「天公伯啊──」的悲悽感。

《無法無天》海灘上經典劇照

台灣八旗文化不久前出版的《里約熱內盧》(副標:陽光、森巴、基督像背後的危城真面目),英文原名是 Dancing With the Devil in the City of God ,自然也是利用了「City of God」這個文化符碼的反諷特質,強調「與惡魔共舞」的那一面,從天災人禍、性別平權、貧富不均、公共建設這幾個面相,拼湊出里約「出賣靈魂、玩火自焚」的種種顯性與隱形暴力。

此書作者茱莉安娜.芭芭莎(Juliana Barbassa)是道地巴西人,但長年在外地受教育與工作。《里約熱內盧》是她 2009 至 2014 年擔任里約特派記者時整匯的系列報導,也是一本罕見兼具「外地人」與「在地人」,以及記者「旁觀」與「介入」雙重視角的作品。讀者可以從她坦白的敘述中,感受到這些雙重視角所帶給她的感動與痛苦──如同許多曾經長期在外地生活後返回故里的遊子,茱莉安娜詳實記錄了熟悉的故鄉帶來的「逆向文化衝擊」。

比起茱莉安娜的溯源之旅,另一部在國際上廣為人知的巴西電影《中央車站》拍攝手法簡直像教孝月宣導勵志片,柔焦且過於單薄(不過,此片的正向力量,或許稍微平衡了前兩年麥可 MV 為里約官方帶來的羞辱)。

相較起來,社會暴力寫實派的《無法無天》,甚至幾十年前海克特.巴班克(Héctor Babenco)早已完成的電影《街童日記》(Pixote簡直像重金屬搖滾。片中一幫孽子地獄般的際遇相當驚世駭俗,而最可怕的是,這些片子僅僅只是呈現了現實困頓的冰山一角。《里約熱內盧》這本書可說是一本費盡力氣潛入水平面之下,關照問題本體的作品。

《街童日記》左方的小男孩在現實生活中也加入幫派,十九歲遭警方擊斃。

《無法無天》與《街童日記》不約而同地使用出身貧民窟的非專業演員,直言黑白兩道的腐敗、視法律於無物,並置入許多里約海灘的場景,但這些海灘和伊帕內瑪的風騷徹底絕緣,都是憂傷的伏筆。無主的孩童在街頭被追殺的畫面,在兩部片子裡面都如此鮮明強烈,讓人深深感受到活在那樣的環境中疲於奔命的無助倉皇。

如果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情去觀賞這些電影,那麼這些慘絕人寰的遭遇,或許會讓人有浮誇的印象;但是只要讀過《里約熱內盧》超過三分之一詳解幫派與貧民窟來歷的篇幅,很快就能理解一切並非兒戲。如果說這些電影提供的是窺伺巴西黑暗面的放大鏡,那麼一本合適且盡責的報導文學,提供的便是切開表面的刀。它賦予旁觀者更多理解這一切的重要社會歷史脈絡。

《無法無天》經典鏡頭

黑幫與里約兩者間的歷史密不可分,毒品交易與武裝暴力深深影響它的文化與風貌,貧民窟的特殊地理環境與資源匱乏則成為罪惡的溫床。里約黑幫的崛起、壯大,與這些嚴重的現象息息相關。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里約長年以來的問題:自從民主化之後,無論政府或黑幫勢力,數十年來經常以「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無法狀態豪奪強取,導致社會民生的運作空轉。

里約的罪惡淵藪或許可以從 60 年代談起:1964 年發動政變而掌權的軍事極權政府統治了巴西二十一年;1968 年的《國家安全法》將一群企圖推翻政權的政治犯逮捕入獄。這群人出獄後,有些人走上仕途(比如前陣子才被彈劾下台、民運出身的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ff]),另外一群人則成為里約最兇狠的黑幫,持續造成里約的震盪長達四十年。80 年代古柯鹼的出現,使得幫派更為富裕,開始進口威力超越警方的武器,甚至像小政府一樣支配、金援貧民窟,使得貧民窟與幫派的依賴關係更加緊密沉重。

《無法無天》中的旁白者,是同時介入與旁觀歷史的攝影者

助長幫派擴張的里約貧民窟起源於 1960 及 70 年代。當時工業化與都市化急遽發展,大批民眾從廣大的內陸地區遷往里約,由於沒有負擔得起的住宅,便自己動手蓋房子,最後形成了里約近郊超過一千座貧民窟的窘境。

在里約,貧民窟又稱為「山丘」(morro,多建於危險的山坡),非貧民窟的地區則稱為「柏油」(asfalto,只有貧民窟之外才會有柏油路)。「山丘」缺乏最基本的基礎建設,缺水缺電。我們可以把這些貧民窟想像成香港九龍城寨打碎後、灑在山坡上的有機體,只不過就算惡名昭彰的九龍城寨,還是有郵差服務;里約的郵差則是不上山送信/送死的。過去,甚至連垃圾車和警察都不過去,是那樣棄絕的化外之境。

《無法無天》與《街童日記》的主要發生背景都在 80 年代。當時幫派或黑、白兩道的地盤之爭,經常爆發激烈槍戰(而且警方往往屈居下風),州政府與毒販間的衝突,經常被比喻為「戰爭」。在《無法無天》片中,毒梟的地盤爭奪戰甚至被拿來與「越戰」相提並論。在政府失能、官警腐敗的狀態下,黑幫無法無天的影響力囂張到什麼地步呢?毒梟埃斯卡丁亞(Escadinha)竟然是搭乘空降監獄的直升機飛天越獄的。

巴西政府一直要到近十年來,才勉強在幾次(號召陸軍、空軍支援的)浴血大戰或突襲中,搶下黑幫在貧民窟的部分勢力範圍,並且讓綏靖警察(簡稱 UPP)取代黑幫進駐貧民窟,但貧民窟的問題依舊是春風吹又生。

姬賽兒在奧運的漫長獨步。圖片來源

以上種種,讓里約奧運邀請《無法無天》導演費爾南多.梅里爾斯(Fernando Meirelles)指導開幕式這個安排顯得特別矛盾。大家都知道費爾南多不會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而奧運本身為這個國家帶來的社會問題,恐怕比他們想排除的還要多。

民間甚至謠傳一個相當無厘頭的小道消息:導演會故意安排姬賽兒(Gisele Bundchen)在開幕式上一邊走台步,一邊表演被搶劫的劇碼(到底是誰想出來的冷笑話),以忠實反映社會現實。這則謠言並沒有成真。在奧運場外,在軍警荷槍實彈保衛的狀態下,姬賽兒終究只是孤零零地一個人在開幕典禮上走了好長一段路,像一名稱職的外交人員。

數日之前,新上任的羅馬市長公開表明不支持羅馬申辦 2024 年奧運。如同《奧運的詛咒》一書所唱衰的那樣,她認為無論是債務壓力,或者大興土木的「混凝土奧運」,皆無法帶給市民永續的公共利益。

巴西處心積慮爭取世界賽事主辦權以彰顯國威,《里約熱內盧》對這件事也有同樣的疑慮。作者從經濟、外交、環保與建設等面向探討這個問題,揭露行政單位每次因應國際賽事而急就章的偽善,並藉由這樣的疑慮,去思索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為何。在「帶給人民基本的生活條件」與「爭取國家顏面」之間,為何國家總是汲汲於後者?

麥可‧傑克森拍攝 MV 的聖馬爾塔是第一個有警察入駐的貧民窟,也已被打造成另類體驗的「觀光勝地」。圖片來源

在巴西美化國家顏面的過程中,即便有這麼多掩耳盜鈴的行徑,但我們也從書中得知,在所有的貧民窟之中,麥可拍 MV 的那個聖馬爾塔與《無法無天》影射的上帝之城確實是最早有綏靖警察進駐、獲得額外眷顧的兩個社區,最後還變成了一些外國名人訪客(瑪丹娜、碧昂絲、歐巴馬等等)經常指定參訪的「模範社區」。

顯然,整肅這幾個最為人所熟知的貧民窟,使其「觀光化」、迎合觀光客與國際輿論的凝視,也是政府在爭取近幾年重要國際賽事主辦權時的策略性考量。但更重要的是,這也說明了具有社會批判性的電影與音樂等藝術創作,有能力在新聞媒體的監督體制外,發揮實質的社會影響力,帶來真正的地景與文化轉變。

《里約熱內盧》一書與電影《無法無天》的共通點是:文本的敘述者都是記者。前者是文字記者,後者是攝影,兩者皆展示了可觀的社會能動性。他們見證事情的發生,以鏡頭與筆尖將觀眾帶入了「禁地」的核心,提供了外人或掌權者視而不見的汙濁細節,豐富了旁觀者的視角,繼而動搖舊體制。

《薩爾加多的凝視》

紀錄片《薩爾多加的凝視》(Salt of the Earth, 2014)去年在台灣上映,講述社會紀實攝影師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環遊世界、追逐影像的心路歷程。滄海桑田,薩爾加多在目睹種種人世間的苦難後,回到故鄉巴西展開自我療癒。

片中最撼動人心的一部分,是薩爾加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在曾經因濫伐而寸草不生的祖傳土地上緩慢植樹,最終養回了一座森林,將瀑布與生態重新召喚了回來。

良藥苦口的《里約熱內盧》、《無法無天》等等,恐怕與薩爾加多的志業相去不遠。無論是自然保育或社會人文關懷,灑下足夠的種子,就有重見森林的可能。

本文原刊載於【說書】網站sobooks.tw/失控的上帝之城:《里約熱內盧》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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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逸

包子逸

熱衷挖掘老東西與新鮮事。喜歡溫暖的幽默,常在荒謬中發現真理。
影評發表於《放映週報》、《映畫手民》。
曾獲台北文學、時報文學、林榮三文學散文獎,梁實秋文學譯文首獎。偶爾寫詩。作品收錄於《九歌103年散文選》、《九歌104年散文選》。第一本散文集孵化中。

【故事】專欄:電影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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