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那些被寫進課本的「愛國」少男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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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課本除了封面、封底以外,最重要的組成元素就是「課文」。現在的老師雖然會在課堂上進行多元的課外補充,但各科課本仍然是最重要的教學工具。仔細想想,如果單以各年級的國語和歷史課本來思考,課文的編排、撰寫內容可是藏著大大的玄機。換句話說,許多「魔鬼」就藏在「課文」中。(相關請見〈課綱微調不是一個爭議,而是一連串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到底要教給下一代怎樣的歷史?〉)

曾經接受過義務教育的人,肯定對於「課本」一點也不陌生。勤學的學生在上面作滿了筆記,認真的學生在裡面貼滿了標籤紙。正所謂高手在民間,在有才學生的揮毫下,課本再也不是死氣沉沉的教科書。

(不負責評論)在課本中看到這樣黃春明老師,是不是也滿可愛的呢?圖片來源:Dcard
(不負責評論)在課本中看到這樣的黃春明老師,是不是也滿可愛的呢?圖片來源:Dcard

看似單純的課本,卻可以從內文的篩選到架構的編排中,嗅出某種特定的政治性框架,又或者可以說是一種傳遞統治者「史觀」的最佳媒介。今天,我們要把時間拉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下簡稱日治時期),來談談兩位少男、少女被編入國語課本內的故事。

在進入故事之前,有必要先簡單地介紹一下當時的時代氛圍。

1936 年 9 月,臺灣第 17 任總督小林躋造提出了「皇民化」治台方針,這有兩種意涵:一是臺灣總督再度轉為武官,二是前幾任總督「內地延長主義」的基礎下,開始思索如何更有效地讓臺灣人「成為」日本人。

隨著 1937 年中日戰爭開打,皇民化運動也加快了腳步。除了更加用力地推行「國語」運動(註一),禁止報紙的中文欄、廢除學校裡的漢文課,以日本神道取代殖民地原有的宗教,推行海陸軍志願兵制度、皇民奉公會等,都可以說是皇民化運動的特徵(註二)。

在這段期間,有兩個故事被總督府以及主流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大力傳頌:一個是來自苗栗的「國歌少年」詹德坤,另一個則是來自宜蘭南澳的泰雅族「愛國少女」莎韻。在皇民化時期,這兩個人先後出現在國語課本之中,究竟兩人有什麼樣的共通點呢?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國歌少年─詹德坤

1935 年 4 月 21 日上午 6 點 2 分,臺灣發生大地震。就讀苗栗公館公學校的三年級生詹德坤在前往學校之前,一如往常地向貢祀著「神宮大麻」的神龕進行禮拜,沒想到一出家門沒多久,伴隨著「轟」的一聲巨響,四周的房子開始劇烈的搖晃了起來。這場地震中,少年詹德坤不幸地被一旁倒塌的屋瓦所傷,全身各處接受到嚴重的傷害,但是當詹德坤爸爸聞訊趕來時,詹德坤卻強忍痛楚,堅強地確認母親的安全狀況。

到了臨時搭建的診療所,詹德坤謹記老師在課堂上教的「日本人就是說國語的人」,就算是在強烈的疼痛之下,詹德坤依然絕口不說臺灣話,頻頻用著不太流利的日文呼喊著老師、同學的名字。隔天中午,傷重的詹德坤被送往遠處的醫院。那天夜裡,詹德坤向父親說:「爸爸,我好想要唱〈君が代〉(註三)。」深呼一口氣後,緩緩地從口中唱出歌詞,語畢的同時,一位少年在師長以及父母的陪伴中,安詳地離開人世。

以上是《初等科國語》第三卷第六課〈君が代少年〉的課文大意。1943 年以後的臺灣與朝鮮就讀小學四年級學生,都會在上學期的課本中看到這篇詹德坤的故事。

這位在傷重中仍不忘吟唱國歌的少年故事很快地傳開,甚至連日本本土都獲得了廣大的迴響。許多人聽聞這位「愛國少年」的事蹟後,紛紛倡議要撰寫紀念文章、設立紀念碑。1936 年 4 月,詹德坤的紀念銅像出現在公館公學校。與此同時,一本專門介紹這位國歌少年事蹟的書《震災美談 君が代少年》也正式發行。

位於苗栗公館公學校的詹德坤銅像,據說當時經過的學生都被要求向銅像脫帽行禮。【圖片出處:《震災美談 君が代少年》,出版地不詳:出版單位不詳,出版年不詳,無頁碼。】
位於苗栗公館公學校的詹德坤銅像,據說當時經過的學生都被要求向銅像脫帽行禮。【圖片出處:《震災美談 君が代少年》,出版地不詳:出版單位不詳,出版年不詳,無頁碼。】

這篇文章,確實反應出皇民化時期殖民政府所強調的「尊師」、「敬父母」、「愛國」情操。詹德坤「膜拜神宮大麻」、「堅持說國語」、「崇敬國歌」的行為,也確實達到皇民化運動的諸項要求。是故,詹德坤會被塑造成愛國青年的「典範」,似乎也不足為奇了。然而,課文中仍有一些值得討論的地方。

首先,研究者指出詹德坤確有其人,也確實在 1935 年的大地震中死亡,但是他是否真如課文中所說「一如往常地祭拜神宮大麻」,則令人感到懷疑。這是因為儘管到了皇民化運動末期的 1945 年,鄉下地方受皇民化運動影響、而在家中設立日本神龕的現象仍然有限。文中的詹德坤居住於苗栗公館家中設有神龕,而且又習慣性的在早晨「膜拜」,極有可能是為了配合皇民化運動而加上的「劇情」。

姑且不論是否早晚膜拜日式神龕,從教科書編纂的角度來看,主管單位將詹德坤的「模範」言行舉止編入課本,是希望讓讀者(通常是國小學童)自幼學習如何當一個堂堂正正的帝國子民,達到從小教化的功能,背後的政治性目的也就不難理解了。

詹德坤早晚禮拜神宮大麻示意圖。【圖片來源:《震災美談 君が代少年》,出版地不詳:出版單位不詳,出版年不詳,無頁碼。】
詹德坤早晚禮拜神宮大麻示意圖。【圖片來源:《震災美談 君が代少年》,出版地不詳:出版單位不詳,出版年不詳,無頁碼。】

愛國少女─莎韻

現在,利有亨教育所的庭院中,在開著紅色美麗花朵的番紅花樹的圍繞中,并立著莎韻之碑和鐘樓。

鐘上刻有銘文:

「愛國少女莎韻之鐘(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

這個鐘是長谷川總督褒揚莎勇的篤行而贈送的。

鐘鳴時,清亮優美的聲音響徹高空。

讚揚著愛國少女莎韻.哈勇。(註四)

1922 年 1 月,位於台北州蘇澳郡的泰雅族利有亨社內,哈勇.麥巴歐最小的女兒出生了。由於泰雅族在命名習慣上採取的是連名制,通常會在子女的名字後面加上父親的名字,這一名剛出生的女嬰,就被命名為「サヨン」(Sayon),全名為「サヨン‧ハヨン」(Sayon Hayon),以下簡稱莎韻。

小學階段,莎韻都在利有亨社教育所裡頭接受簡易的初等教育課程。畢業後,她隨即被編入當地的女子青年團,繼續接受公民教育的訓練課程。看似平凡又單純的泰雅族少女,為什麼會變成舉國皆知的「愛國少女」呢?

這都要從 1938 年,一起發生於南澳的溺水意外開始說起。

如前所述,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殖民地台灣進入了戰爭時期,許多定居於台灣島內的日本人也紛紛收到召集令,準備前往戰場為帝國榮耀盡一己之力。1938 年秋天,利有亨社教育所的老師田北正記也收到了來自日本本島的召集令。

就在田北老師要離開的時候,臺灣總督府氣象測候所發布了暴風警報,再加上山洪暴漲,聯外道路泥濘不堪,以莎韻為首的泰雅族少女們為了感謝老師平日的教導,不顧田北老師婉拒,堅持替他揹負行李,陪老師走完最後一段路程。

就這樣,一群人在狂風中緩緩下山。就在接近目的地──大南澳公車站前一里處,強大的雨勢讓一旁的溪水暴漲,也將唯一一個圓木搭建的臨時橋墩沖毀,眾人僅能手牽著手,合力渡河。由於行李過於沉重,再加上一旁湍急的水勢,只聽到「啊!」的一聲驚叫,莎韻與行李跌落翻滾的溪水,載浮載沉,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消逝於滾滾洪水。那一年,莎韻只有 16 歲。

莎韻之墓。【圖片來源:《民俗臺灣》,第4卷9期,1944.09,無頁瑪】
莎韻之墓。【圖片來源:《民俗臺灣》,第4卷9期,1944.09,無頁瑪】

實際上,當時莎韻跌入溪水的消息,已經在事發兩天之後刊出。只是,當時的新聞標題是以「蕃婦」失足落水的角度進行報導。

〈蕃婦溪流に落ち 行方不明となる〉,《臺灣日日新報》,1938.09.29,7版
〈蕃婦溪流に落ち 行方不明となる〉,《臺灣日日新報》,1938.09.29,7版

真正要從「蕃婦」形象轉變為「愛國少女」,是臺灣第 18 任總督長谷川清的傑作,同時也反應出 1930 年代末期的時代氛圍。

莎韻最大的亮點在於她身為「泰雅族」少女,卻願意在狂風暴雨中送日本籍「老師」踏上「光榮的征途」。1930 年爆發霧社事件後,歷任的臺灣總督在面對原住民議題的處理態度,都是相當謹慎且小心的。莎韻的故事不僅提供總督府一個原住民教化成功的典範,不畏自身安危護送老師踏上帝國的出征道路,更是有利於戰爭時期軍國氛圍的推展。

也因此,1941 年 4 月 14 日,總督長谷川清為了表揚莎韻的「愛國之心」,特別頒給利有亨社一個刻有「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字樣的鐘,之後亦設立「愛國乙女莎韻遭難之地」的石碑,以茲紀念。

莎韻之鐘與一旁的紀念石碑。【圖片來源:〈サヨンの碑及び鐘に禮拜する山の青年男女〉,《臺灣日日新報》,1942.01.27,2版。】
莎韻之鐘與一旁的紀念石碑。【圖片來源:〈サヨンの碑及び鐘に禮拜する山の青年男女〉,《臺灣日日新報》,1942.01.27,2版。】
「愛國乙女莎韻遭難之地」目前置於南澳南溪堤防的盡頭。【圖片來源:筆者於2015年3月實地拍攝】
「愛國乙女莎韻遭難之地」石碑現況,目前置於南澳南溪堤防的盡頭。【圖片來源:筆者於2015年3月實地拍攝】

莎韻的事蹟也在總督府的宣傳下,快速傳遍了各地。各方雅士聽聞此事後,也紛紛以此創作出許多感動人心的作品,例如陸軍美術協會會員鈴木榮二郎創作的《莎韻之鐘》。畫中的莎韻冒著狂風暴雨,手持日本國旗揹著田北老師的行李,生動地描繪出莎韻的動人事蹟。此外,也有詞、曲甚至是電影的演出。不難想像在戰爭時期的氛圍下,「愛國少女」是多麼熱門的創作題材。

由鈴木榮二郎所繪製的「サヨンの鐘」。【圖片來源:感謝楊燁老師提供。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92321654130116&set=a.429788287050118.111653.100000568522738&type=3&theater】
由鈴木榮二郎所繪製的「サヨンの鐘」。【圖片來源:感謝楊燁老師提供,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9 月 24 日】

從「國歌少年」以及「愛國少女」的故事可以發現,僅管詹德坤和莎韻的生長背景、環境完全相異,事件發生的原因也不盡相同,然而,在日治時期進入皇民化時期之後,兩者的「愛國」情操都被刻意地凸顯了出來。

不管是否帶有過度渲染的成分,兩者的事跡之所以被認為是「典範」而納入教科書當中,或許也反應出總督府認為這就是「忠君愛國」應有的形象,並以此作為模組,透過教育的方式,使各個殖民地學童皆成為「愛國青年」吧。

現在的立場將影響對過去的再現;對於過去的認識,也會影響現在的自我認同。

僅管各級學校的教育模式已經不像過去那般制式化,但是體制內的教育依然是以課本作為教學的主幹。一本課本從撰寫、編排以至於審查,都是相當專業且繁雜的過程,也是各時期政府不容忽視的議題。

此外,課本本身就是政治的產物,如何在政治框架中書寫一本兼具專業且符合實情的教科書,也不會是政府單方面的責任。或許,民間組織的參與可以反應出更加多元的意見,避免有心人士刻意在課本置入不符合國情的意識形態,以達監督之效吧 。

──

註一:由於本文討論的時間斷限屬於日治時期,因此這邊所謂的「國語」並非戰後的中文,而是符合當時時代背景的日文。也因此,「國語」運動、國語學校、國語講習所、國語家庭等,都是當時在殖民地台灣推行日語普及化的歷程。

註二:有關於皇民化運動的研究相當豐富,可以參考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新史學》,第 5 卷 2 期,1994 年 6 月,頁 117-158;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第 18 期,2007 年 9 月,頁 227-245;近藤正己撰,許佩賢譯,〈對異民族的軍事動員與皇民化政策–以臺灣軍夫為中心〉,《臺灣文獻》,第 46 卷 2 期,1995 年 6 月,頁189-223;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1 期,1999 年 6 月,頁 168-211。

註三:〈君が代〉為〈君之代〉。「代」是年紀、年華或年代的意思。1880 年,〈君が代〉原本是日本海軍祝賀天皇誕辰而製作的歌曲,後來到 1882 年定為日本國歌。也因此,當時的報章媒體形容詹德坤為「君が代少年」就是「國歌少年」的意思。見周婉窈〈日治末期「國歌少年」的統治神話及其時代背景〉,頁 1。

註四:以上節錄自《初等科國語》第五卷第十七課課文〈莎韻之鐘〉最後一段,全文翻譯請見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頁 27-31。

參考資料

  1. 周婉窈,〈日治末期「國歌少年」的統治神話及其時代背景〉,收入《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2003,頁1-12。
  2. 周婉窈,〈「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收入《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文化,2003,頁13-31。
  3. 《臺灣日日新報》
  4. 《震災美談 君が代少年》
  5. 《民俗臺灣》

【本文撰寫期間,特別感謝政大台史所林果顯副教授給予諸多寶貴意見,也特別感謝楊燁老師提供的珍貴老照片。】

吳亮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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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衡

自認為不是一個很勤學的90後府城囝仔,畢業於台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喜歡沉浸在「為什麼?」的思辨之中,憑藉著對於理想世界的執著,當遇到對的人、對的價值,就會想要拼盡一切地維護這種得來不易的浪漫。最大的目標是把眼前看到的、身邊使用的、甚至是精神上習慣的臺灣史寫成一篇篇有溫度的尋「臺」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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