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理想不回頭:史明歐吉桑的革命人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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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俊男(《史明回憶錄》編輯)

史明不只是革命家,同時也是歷史家,當歷史家史明為革命家史明書寫回憶錄時,記錄的絕不只是史明個人的革命生涯,更涵蓋了史明奮鬥其間的那個大時代的歷史經緯與思想潮流。依筆者淺見,史明在這本回憶錄中,隱約歸納出影響自己一生的三大因素。這些因素約略說來,分別影響了他的個性、思想與行動方式。

首先是史明的外嬤。這位不簡單的台灣老婦人,培育了史明正直、執善固執、「路見不平,氣死閒人」的性格,也灌輸史明豐富的台灣史知識,讓他不把中國當祖國看待。

其次是史明一九三○年代就讀的早稻田大學。這所日本首屈一指、在當時被稱為「革命思想的溫床」的私立名校,讓自小受父執輩抗日思想感染,強烈意識到自己是被殖民者的史明,大量吸收最先進的西方思想,進而接觸到主張推翻剝削體制、恢復人性的馬克思主義,燃起革命的憧憬。

最後就是一九四○年代的中國共產黨。懷著實踐馬克思主義理想的正義青年,既然決定與日本帝國主義正面對決,那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陣營,便是他最佳的戰場。透過這八年的中共經驗(一九四二–四九),史明摸索出地下工作的種種「鋩角」(mê-kak),成為往後他在日本從事獨立運動的工作方式。只要與當時其他台灣獨立運動者(以學者、留學生、商人為主)相對照,就能看出史明運動路線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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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衛出版《史明回憶錄》

這三大因素,讓史明成為台灣史上獨一無二的革命家,也為他往後的革命生涯奠下基調,始終不曾偏離。所以我們看到史明一九四二年去到中國後,雖然在中共組織內的地位逐步提升,但心中的正義感及對馬克思思想的正確認識,卻讓他日漸厭惡中共所實行的馬克思主義的虛偽,因而在國共內戰的最後關頭、中共即將取得政權的前夕,毅然逃離中國,放棄原本唾手可及的權勢。一九四九年重回台灣後,滿腔的正義感又督促他展開行動,準備刺殺將台灣當殖民地統治的蔣介石政權。當事跡敗露,史明遭蔣政權全面通緝時,八年的中共經驗派上用場,讓他依循大退大進的原則,閃避特務警察的追捕,最後成功逃離荊棘之島。

史明的中共經驗告訴他,中國絕不能做為台灣獨立運動的根據地,所以他偷渡到日本,躲過了日後謝雪紅在中國文革時遭受的酷虐(中共採取「以台制台」,打壓謝雪紅等舊台共黨員)。一九五二年抵達日本的史明,靠著擺攤賣餃子站穩腳步後,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反而更加深入研讀馬克思思想。歷經一番苦思沉澱的史明,變得更加篤定紮實,不僅在思想上重新書寫台灣人自己的歷史,也在行動上結合台灣大眾、社會底層以至於𨑨迌人等做為獨立運動的主力,走一條與廖文毅、王育德、黃昭堂等不同的「獨立台灣會」路線。

一九九三年潛回台灣後,史明依舊不改本色,拒絕與中華民國殖民體制妥協,競逐任何官職。他做的還是初衷的革命工作:廣泛接觸各類草根團體及群眾,四處演講、上課,全力啟蒙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並在每個星期假日用他自費維持的獨立宣傳車隊「掃街」,親自擂鼓喊口號,即使已屆九十七高齡的現在,還是風雨無阻,一如往昔。

史明所定義的革命與毛澤東不同,並非純粹的「暴動」。對他來說,革命就是站在群眾立場,走群眾路線。在戒嚴時代,群眾無法表達不滿,要改變現狀,只有訴諸武力才能取得效果,此時革命者便採取武裝路線;進入民主時代,群眾能透過多種非暴力方式改變現狀,因此革命者便改採其他路線。根據這種定義,始終站在大眾立場、與大眾走在一起的史明,確實搞了一輩子革命,這也是他自稱「終生革命家」的真正意涵。

瞭解史明上述經歷,就能知道他這本回憶錄為何在寫作架構上獨樹一格。他的開章是他的老祖母,用相當多篇幅詳盡描述這位最早影響他個性的人。即使已近百歲,史明依舊難忘老祖母的疼惜、教誨與知識傳承。透過這些點點滴滴的回憶,我們不只感受到真摯雋永的祖孫情,也見識了不平凡的教育範例。當中有個故事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提及阿舅死後,老祖母與阿妗爭奪弟弟親權的經過。這件訴訟歷時六年,前後出庭十幾次,一位纏小腳、不懂日語的老婦人,卻能在日本法官面前,毫無畏懼地據理力爭,並帶著小孫子史明全程參與,最後贏得訴訟。如此這般的身教言教,難怪可以教出史明這號革命家。

除了老祖母,史明也在開頭章節生動趣味地思想起他的故鄉士林及兒時台灣社會的風俗節慶。正是這些台灣特有的風土、民俗,醞釀出史明堅定不移的愛鄉之情,讓他終生以身為台灣人自豪,畢生為台灣獨立自主奮鬥不已。從二十一世紀的眼光來看,這些完整保留日治中期台灣社會原貌的文字,具體展現了台灣大眾文化的獨特性與豐富內涵,也傳神地描繪了當時台灣人內在的精神特質,實在是彌足珍貴的記憶傳承。

9789578017887_b8接下來的重點是早稻田大學。史明用好幾章來寫早稻田大學的歷史及與該校有關的重要人物,看似與自傳無關,實則是想勾勒出當時整個世界及日本知識界的思想氣氛,尤其是日本左派的發展史。掌握了當時的思想脈動,才能瞭解青年史明如何受到啟蒙、如何吸收西方文明,怎樣從最初的人道主義者,進而成為終始不渝的社會主義者。透過這些章節,我們得知日後「廣為世界飛翔」(大隈重信語)的革命家史明,就是在這個時候立下大志的。

史明當初先斬後奏偷跑到早稻田留學的原因,正是一心想掙脫封建家庭及台灣殖民地社會的重重束縛,體驗真正的自由氣息。六年後,當早稻田的畢業季因二次大戰的戰火被迫提前,身旁的日本同學紛紛加入敢死隊,義無反顧地為祖國獻身之時,史明也在此刻立下了人生目標。他決定,這輩子要為社會人群的利益而活,投身反殖民、反壓迫、爭取民主自由的解放政治。在眾人都處於一心奉公的激情年代,立下這般的大志固然值得敬佩,但更難能可貴的是,隨著歲月推移,當昔日的同志逐漸妥協、世俗化,甚至轉而嘲笑、敵視先前的理想時,史明依舊不改最初的大志,在言論及行動上都沒有絲毫的退卻。這種貫徹理想到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身影,誠然是史明留給台灣社會最寶貴的示範。

史明寫這些章節時,顯然也有意與當前台灣年輕一輩對話。這位老賢拜想告訴他們,年輕時代除了盡情玩樂外,更要及早建立人生觀,胸懷大志(be ambitious),勇敢追求理想。因此,他不只在這本回憶錄裡寫了許多早稻田時期的玩樂逸事,更用心良苦地羅列出彼時所閱讀的書籍。他不是為了炫耀自己讀過多少書,而是想告訴晚輩,不管以後要做什麼,在這段自我摸索、思考人生方向的青春時期,都該親近這些偉大心靈,一覽人類思想史上耀眼璀璨的智慧結晶,才能提高視野與格局,為往後的生涯發展奠立宏偉基礎。事實上,這些書單也為當時進步的知識青年的養成教育留下紀錄,現今自許為進步的知識青年,當能藉以反思自己的閱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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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重點則是中共。本書用相當多篇幅寫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演變,寫國際共產組織的鬥爭改組,寫斯大林如何竄改扭曲馬克思主義,就是為了鋪陳中國共產黨這一結合斯大林獨裁手段與中國帝王思想的假馬克思主義政黨,其崛起、發展及取得政權的歷史背景。理清了這些錯綜複雜的思想及組織,才能徹底解釋史明當年投身中共時,為何會經歷那麼多理想幻滅的挫折,另一方面也間接交代日後史明在日本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理由,因為失敗的是假的社會主義,世上還有真的社會主義值得追尋。

但對史明的革命生涯而言,八年的中共經驗並非全然負面的。正是這個假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引他進入詭譎的戰時情報組織,教他學會收集敵情、發展地下組織,並帶領他真槍實彈的打了第一次游擊戰。這場穿越紅色浪潮的試煉,強化了史明的身體、意志及處世能力,使他更加接近真正的革命家。此時的史明已牢牢掌握住地下工作及游擊戰策略的諸多要領,準備在往後的刺蔣、台灣獨立及反中共統戰等運動上一展身手了。

本書用篇幅頗長的一章來詳盡記錄中共崛起、取天下及其內部鬥爭的歷程,寫的雖是歷史,此刻仍具有現實意義。史明對中共擁有第一手的經驗與觀察,這是他與絕大部分獨立運動者不同的地方。他清楚區分中共與中國人,前者是台灣獨立運動最大的敵人,後者則是我們該結交的朋友。他教導我們,評論中國內部的任何事件,都得謹記一點:中共本身的組織極為嚴密,其治下的中國人則被分化隔絕得相當徹底。

舉例來說,中國近年來民眾抗議及暴動事件頻仍,不少人因此主張中共即將垮台,但藉由史明的觀點,我們發現儘管中國因政治腐敗、貧富懸殊引發眾多抗議、暴動,但這些反抗活動都是小型的、侷限的,彼此之間無法有效聯繫起來;若再考量中共先進的軍力,我們實在不太可能在近一、二十年內看見中共崩台。

簡言之,史明耗費極大心力,透過切身經驗與浩繁文獻相互參照所寫出的中共演變史,是他傳承給獨立運動陣營的珍貴智慧,它讓我們對中共有正確的認識,不致被中共的統戰手段所迷惑,或隨著懷有偏見的外國觀察家胡亂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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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就史明這個人的特質而言,上述三大因素的確是決定性的。然而,若從史明漫長的革命生涯來看,這三個因素其實只是前奏,他生命中真正的主旋律,應該始自一九五二年流亡日本,止於一九九三年潛回台灣。在這段期間,他創立「獨立台灣會」,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策動台灣島內一波波的地下工作,遠赴美國啟蒙一批批年輕的台灣留學生。

這些海外時期的作為,緩慢但深遠地影響了台灣島內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出現的「本土化」(史明認為要稱作「本地化」)運動。史明關於這段期間的記述,與日本及美國等地的台灣獨立運動史密切交織,並兼及他個人與多位獨立運動領導者之間的往來經過,深具史料價值,相信也是一般讀者最期待的部分。

至於史明一九九三年回台後至今,則是一段韻味悠長的尾奏。史明以「我回台灣不是為了回家,而是要來推翻國民黨殖民體制,達成台灣獨立」這句壯語,宣告他的歸來。先知返鄉,雖有短暫的掌聲相迎,但他魂牽夢縈的土地早已截然不同了。當年那個橫行霸道的獨裁者已逝,其繼任者為了續命,也開始推行所謂的台灣化,而人民期待最深的反對黨,為了執政權,更不惜與黨綱相左的政黨遂行所謂的大和解。

在這個原則淪為口號、敵友界線游移的世紀末台灣,初來乍到的史明顯得無比突兀。但他展現出革命家的高度與執著,堅定一貫的體制外路線,既不涉入體制內的利權爭奪,也不忌諱在具體問題上對體制內同志展開批判,甚至予以當頭棒喝。

我們如今閱讀史明返台後的種種言行,不得不對他的有為有守肅然起敬。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時刻,他沒有堅持本位主義,而是與體制內同志裡應外合,協力守護台灣。有些人因此批判史明,指責他沒有堅定體制外立場。但我們知道,史明始終沒有偏離,因為他從頭至尾,都走在通向獨立建國的台灣民族主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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