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初代直木賞臺灣作家:陳舜臣、邱永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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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寫成於2015年7月,曾以〈你記得之前兩位得直木賞的臺裔作家嗎?〉為題,發表於關鍵評論網。

臺裔作家王震緒獲得了象徵日本文壇最高榮譽的直木賞,這個新聞引起了廣泛矚目。主流媒體很快給他奉上了「臺灣之光」的封號,而許多報導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王震緒是歷史上第三個拿到直木賞的臺灣人。

且不說「臺灣人」這樣的概括到底準不準確,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在王震緒以外,你聽過另外兩位直木賞得主──邱永漢、陳舜臣的名字嗎?

一、

陳舜臣比較知名一點,這是因為他的小說,特別是歷史小說,產量實在是太豐碩了。臺灣的遠流出版社曾在 1990 年代大量譯介他的作品,常逛書店的朋友,多少會對他的名字有點印象。

不過,陳舜臣的著作被引進臺灣,已經是他成名幾十年後的事情。這段期間,他多如繁星的作品與獎項,早在日本文學界樹立了崇高地位,其威望直可與「国民作家」司馬遼太郎相頡頏。不要說臺灣,放眼華人世界,在日本文壇能達到這種成就與高度的,也就一個陳舜臣。

雖然這麼比較有些失禮,但是,如果王震緒甫得獎的作品被媒體評價為「臺灣之光」,那麼今年初剛剛過世的陳舜臣,他數十年來積累的文學成就,根本應該是超級閃耀的萬丈光芒,亮到臺灣人睜不開眼才對。

王震緒,筆名東山彰良。以《流》獲得第 153 回直木賞。(Source)

然而,我們除了知道陳舜臣是個出身臺灣的小說家以外,對這位作家還有什麼額外的了解嗎?

通常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呢?

陳舜臣的故事暫且擺在一旁,來談談更早一點的直木賞得主邱永漢。

我們如果在圖書館搜尋這個名字,會找到一大堆跟賺錢有關的書名,這是因為邱永漢拿到直木賞以後寫起了財經專欄,其後又迅速地投資股票跟物業致富,進而被日本人捧成了「賺錢之神」(金儲けの神様),以「賺錢」為題的相關著作跟著瘋狂出版。

搞到最後,大家都不太記得他的小說曾得過大獎,一提到邱永漢這個名字,就是「賺錢」。

邱永漢在 1970 年代給蔣經國政府邀請回臺灣來做投資,那時候中華民國剛跟美國斷交,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局勢實在是風雨飄搖。如果邱永漢這種大咖帶著資金回來大動作投資,對島內的民心穩定多少有些幫助。於是在小蔣的延請之下,他老兄又回到這座島上,搞起了事業。

位於中山北路與南京西路口的永漢大樓,永漢日語、永漢書局也都是由邱永漢所創辦。(Source: by Solomon203, via Wikipedia)

頗有趣的是:邱永漢後來的投資,我們可能都相當熟悉。如果你喜歡逛大創百貨,這個著名的39元商場是他引進臺灣的。如果你時常關心投資理財訊息,《財訊》雜誌是他辦的。如果你生活在臺北,南京西路、中山北路口的「永漢大樓」就是他蓋的,那個綠色招牌的「永漢日語」當然也是他經營的──

ㄟ等等,我們現在在討論的,不是一個直木賞得主、一個超強的文學家嗎?雖然幾十年前直木賞的地位還沒有現在這般崇高,但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們看邱永漢前後幾屆的直木賞,好歹是柴田鍊三郎、山崎豐子這種等級的大咖,照理來講,當年的國民黨把邱永漢找回臺灣,就算沒有擺到大學裡面去教書,理當也要捧捧他的文學成就才對。

可是現在的我們,怎麼連這位最早的臺裔直木賞得主寫了什麼東西,都一無所知咧?

二、

原因超級簡單的,因為邱永漢最早開始創作的小說,都與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的政治迫害有關。而他自己當年會離開臺灣,也是因為二二八。

1945 年二戰結束以後,邱永漢跟許多從日本返臺的知識份子一樣,都很高興地認為故鄉將要脫離殖民地統治了──「但事實上從大陸來了一批比日本時代更惡劣腐敗的官吏,是歷史上罕見的無恥貪汙官吏。」

就像許多同時代的臺灣人一樣,陳儀政府的種種劫收行徑,都讓邱永漢感到失望。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更是讓他燃起了滿腔怒火,毅然投身臺獨運動。

隔年,邱永漢因為參與了廖文毅等人發起的聯合國請願運動,臺灣沒法再待下去,只能逃亡香港,輾轉再赴日本。而這段流亡經歷,成了他日後重要的創作素材。

邱永漢最早開始創作的小說,都與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的政治迫害有關。(Source: 中央公論社『週刊公論』7月16号より, via Wikipedia)

邱永漢早期的小說幾乎都圍繞著上述歷史,他拿到直木賞的《香港》,主角是一個被迫從臺灣出逃的政治受難者。早先的《偷渡者手記》與《檢察官》,寫的則是在二二八事件當中遭受迫害的王育霖。另一部獲得直木賞提名的《濁水溪》,批判國民黨的暴政,同樣不遺餘力。

戒嚴的年代,這些作品根本不可能被引介回臺灣。

實際上,根據邱永漢自傳的說法:1955 年《香港》獲得直木賞的時候,中央社派駐東京的記者,同樣在第一時間的報導裡面,把他的得獎作品捧成了祖國之光──但是,這個記者很快便丟了飯碗,因為他壓根兒沒發現邱永漢在那本小說裡面,是怎麼批評國民黨政府的。

1970 年代,邱永漢選擇跟蔣經國政府妥協,放棄原本堅持的臺獨路線,以實業家與投資者的身分回到臺灣。

按照那時的政治氣氛,各家媒體自然以「反共義士來歸」為題,針對邱永漢的返國大作宣傳文章。好笑的是,報紙在介紹他過往的文學成就時,根本只能亂掰。中國時報甚至把《香港》說成是邱永漢的「鄉土文藝代表作」──當然,那時的政府無論如何不會輕易讓老百姓讀到這本書,要怎麼瞎扯也只能隨他的便。

就這樣,邱永漢所寫的那些小說,大致要在 1980 年前後,才得以出現在臺灣的書籍市場(而且還是他自己開出版社去印的)。但這個時候,根本已經沒有人記得他的文學成就。

小說家鍾肇政曾經評論邱永漢如何成為臺灣文學史上的「漏網之魚」,這尾大魚一直被遺漏到現在,不要說相關的學術論著幾乎闕如,我們現在要找邱永漢的一些文學作品,甚至只能上拍賣網站去找絕版的二手書──回到這篇文章一開始的問題:

如果拿到直木賞的臺裔作家應當被視為「臺灣之光」,請問我們現在是怎麼紀錄、記憶、紀念邱永漢的文學成就的?哪一個重視自身文化底蘊的國家,會如此遺忘屬於他們的文學家?

三、

相較於邱永漢的鮮明表態,陳舜臣對於現實政治的態度則始終內斂。

他早期的推理小說基本上不正面觸及這個問題,後來的歷史著作也多半專注在歷史本身。

然而,避談不代表無涉,相反的,二十世紀中葉東亞的政治局勢變遷,曾經深刻地影響他的人生。

陳舜臣在許多場合都談到了自己對於身分認同的不安感,而他後來許多小說的主角,也都與其命運相仿,不斷地在故事裡面尋找安身立命的歸屬場所。(Source)

生長於戰前日本的陳舜臣,很早就體會到身為殖民地人民的被歧視感。戰後返臺之際,他所期待回歸的美好中國,又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徹底破滅。此後,陳舜臣轉赴日本,在神戶長期定居,卻也深知自己不可能徹底地成為日本人。

所有這些與周圍環境扞格矛盾的生命經驗,都對陳舜臣的創作影響至鉅,他在許多場合都談到了自己對於身分認同的不安感,而他後來許多小說的主角,也都與其命運相仿,不斷地在故事裡面尋找安身立命的歸屬場所。

1949 年陳舜臣赴日以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因為戒嚴與白色恐怖所造成的政治緊張,他有整整四十年不曾返臺。不過,由於作品內容比較不那麼敏感,1960 年代,陳舜臣的小說(包括 1969 年獲得直木賞的《青玉獅子香爐》)也曾在臺灣的報紙上被翻譯、連載。

1972年臺日斷交、中日建交,許多日本的華人都面臨身分上的選擇。實際來說,就是要拿哪一個政府發給的護照。而陳舜臣因為小說取材的方便,選擇了中國國籍。大概因為這樣的緣故,有關他的消息再度在報紙上頭消失了好一陣子。

等到 1990 年,臺灣的民主自由風氣大開,陳舜臣再無顧慮,終於踏上故土。

大致從那時開始,陳舜臣的名字才漸漸地在臺灣為人所知,他的小說自此也才大量地出現在出版市場。遺憾的是,這時候的臺灣人,已然錯過了這位一代文豪的全盛時期。

1990 年,臺灣的民主自由風氣大開,陳舜臣再無顧慮,終於踏上故土。(Source)

以我們今天對於「臺灣之光」的標準來看,要是誰能夠像陳舜臣一樣在日本橫掃各大文學獎項、達成推理小說界三冠王的空前成就,這個人的一舉一動,早該攻佔各大媒體的新聞版面,粉絲數量也包管泛舟哥看不到車尾燈。

可是現在,我們大多數人對於陳舜臣的認識,就只是一個多產的歷史作家。再熟悉一點的,知道他也寫過一些推理小說,得過幾個獎──這真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寫到這裡,請容我再一次地重複這個問題:如果得到直木賞的臺裔作家應當被視為臺灣的榮耀,那麼在日本獲獎無數的陳舜臣,又是怎麼被我們紀錄、記憶、紀念的呢?

四、

寫邱永漢與陳舜臣,不是為了講早期的國民黨政府多壞多糟糕,這兩位未能在臺灣綻放光芒的文學家,若只能給歷史做這樣的補註,未免可惜。

實際上,這兩個故事裡面真正應該被看見的事情,更深刻地關係著我們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

邱永漢與陳舜臣的被遺忘,首先體現了戒嚴時期的政治緊張,並不只是教科書上遙遠的歷史陳述。相反的,它切實地影響著現在的你對於過去的記憶與認知,它曾經選擇性地告訴你什麼,也不告訴你什麼

舉個例子:同樣是在日本獲得傑出成就的華人,為什麼是(與臺灣本地的歷史聯繫相對薄弱的──而當然,我同樣尊敬其成就的)王貞治而非陳舜臣,在 1960 年代之後的臺灣家喻戶曉,並且會出現在我們小時候普遍熟悉的那套偉人傳記當中?

是什麼東西進入了我們的集體記憶,將國家榮耀的聚光燈打向了被認可的對象,同時也晦暗了那些同樣應當被記住的人群?

若撇開過去不談,今天的我們,也仍無時不刻地尋找、塑造所謂的「臺灣之光」。可是,誰真正在乎過這個封號的意義是什麼?

讓我說得更直白一點:如果王震緒與他的《流》應該被臺灣人分享為共同的榮耀,那麼,在直木賞的新聞過了將近兩個禮拜之後,除了浮面的簡單報導,我們又看到幾家臺灣媒體,曾經深刻地介紹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他的人生?

實際上這兩周以來,我所讀到的第一篇有關《流》的中文書介,來自於中國的《澎湃》;第一篇真正具有質量的王震緒專訪,來自於香港的《亞洲週刊》。

反過來在臺灣,其實完全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說明:我們的確是用上了「臺灣之光」的相應規格,來對這位作家的文學成就表示尊重。

這種現象,或也體現了我們社會對待「臺灣之光」的標準作業流程──幫著他高舉獎盃,幾天後迅速遺忘。你知道:如果我們現在去搜尋 Google 新聞,僅僅是今年七月,就可以找到上百個被媒體加冕為「臺灣之光」的個人或組織。

僅僅是今年七月,就可以找到上百個被媒體加冕為「臺灣之光」的個人或組織。(Source)

這座島嶼在無數輝煌功業的映照下,一年到頭簡直明亮到不行。然而,所有這些光亮,絕大部分都只在某天的新聞版面短暫閃爍,旋即黯然退場。

可怪的是:我們究竟為了什麼,要日以繼夜地製造這些迅速逝去的流星?所謂的「臺灣之光」,難道只是為了要給人們提供國慶煙火式的片刻高潮嗎?

臺灣過去長期忽視了邱永漢與陳舜臣,這或許可以歸咎於前述的歷史因素。但現在看來,人們同樣不打算要記住王震緒。

照這樣下去,等到下一個臺裔的直木賞作家出現時,媒體仍會將之讚揚為國人的驕傲,然後再給前頭的三位得獎者點點名,結論就是臺灣人好棒棒。

果真如此,我還寧願大家省點力氣,少去搬弄那塊「臺灣之光」的廉價匾額。胡亂地贈予這種封號,只圖一種奇怪的自我滿足,這樣轉瞬即逝的「臺灣之光」,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我們真的把這些人的成就看作值得分享的榮耀,就該認真地搞清楚臺灣在他們的生命歷程當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而實際上,無論是邱永漢、陳舜臣還是王震緒,二十世紀中葉的臺灣及其歷史,都曾深刻地影響這三位文學家的創作與人生。

當邱永漢在寫二二八受難者、以及《濁水溪》裡的「我」的時候,他的小說素材,就是取汲於他在這塊土地上的生活經驗。另一方面,王震緒與陳舜臣的創作,同樣深受他們自身的認同危機所影響,那樣的危機根植於歷史,而臺灣也曾參與了這兩位作家的飄泊,參與在兩人對於自我歸屬的焦慮當中。

無論是邱永漢、陳舜臣還是王震緒,二十世紀中葉的臺灣及其歷史,都曾深刻地影響這三位文學家的創作與人生。(Source)

臺灣對於他們具有特殊意義,對於生活在這裡的我們也是──這種土地與歷史的共同連結,才是人們能夠同理其生命脈絡、進而分享其光榮成就的根本原因。

遺憾的是,在我們過去的歷史裡面,有多少值得紀錄、記憶、紀念的人物,曾被集體地遺忘?而今天,又有多少「臺灣之光」的人生歷程,曾被仔細地追索、仔細地探問?

不要再跟人家裝熟了。

都說臺灣的國球就是贏球,臺灣之光就是到處沾光,這兩句玩笑話說得刻薄,但恐怕也點出了一些不中聽的事實。

說到底,如果我們真的這麼重視直木賞,就該認真地去找回邱永漢與陳舜臣,認真地去閱讀王震緒。也唯有如此,每一個「臺灣之光」,才可能在這座島嶼上發生積極的意義,真正地在我們心中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