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清朝皇帝詔書的製作與頒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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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仁晏(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八個字,可以說是看清朝古裝劇中,最令人耳熟的台詞之一。「詔」這個名詞是秦朝所創制。當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大臣李斯等人議定相關制度,提出「令為『詔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同意此提議後,「詔」成為皇帝命令的代名詞,然後一路沿用到皇帝制度結束,共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適逢中研院史語所規劃「皇帝的第一道命令與最後一道命令」特展,本文就現有學界研究的成果及史料陳述,以第一道與最後一道詔書為例子,簡要介紹清代的詔書製作與頒佈。

清朝詔書簡介

由於詔書是皇帝所頒布的,自然該讓皇帝統領的所有子民都知道,就算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看到或讀懂詔書,但由於詔書最後寫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也就是形式上要「頒布天下」,所以詔書仍是「全國性」的公文書。因此,我們以後不僅要知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這八個字,更要知道「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這八個字更有效力。

此外,明、清兩朝有所謂的「藩屬國」,他們不歸中國王朝統治,但得在一定的時間進貢。比較有名的,像是朝鮮、安南(今越南)與琉球王國。他們會收到這類「布告天下」的詔令文書,因此,天下本身的範圍並不止於「中國皇帝當時直接統治」的區域。

簡單說,整份文書起於「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終於「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但沒圖沒真相,剛好台北故宮博物院對咸豐皇帝遺詔數位化,並且公開於網路。這份詔書有個特殊的地方,就是左半邊的滿洲文字。這類清朝詔書,稱為「滿漢合璧」,滿洲文字從左邊寫起,漢字則從右邊寫起。

清朝入關後,在統治中國的兩百六十八年間,共計十一位皇帝。每一位皇帝在位的期間不一,面對的情況也各有差異,發出的詔書數量自然不同。然而,11 位皇帝有著兩份性質相似的詔書,那就是他們的第一份詔書──即位詔與最後一份詔書──遺詔。

為何說相似,而不說相同呢?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誠如大家在《乾隆王朝》或者關於「和珅」的戲劇裡所看到的,乾隆皇帝還沒吃便當就先傳位給他的第十五個兒子嘉慶皇帝,自己當太上皇去了。因此,乾隆皇帝並沒有遺詔,但他有兩份比較特別的文書:傳位詔與遺誥。前一份是宣佈傳位給嘉慶皇帝的詔書,後者雖然不是詔書,卻是他當了四年「太上皇」去世之後所頒發的「遺誥」。第二個原因是,清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宣統皇帝溥儀在位第三年,就遇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隔年宣布退位,因此他沒有「遺詔」,但有一份「退位詔」。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可知的清朝皇帝即位詔一共有 11 份,遺詔有 9 份,傳位詔 1 份,退位詔有 1 份,再加上 1 份特別的遺誥。

康熙遺詔。圖片出處

詔書藏在哪?

我們看了那麼多戲劇,聽了那麼多次台詞,卻很少有機會親眼看到這類文書。不過,身在台灣算是十分幸運,這些詔書的實體除了可以在保留大量清代宮廷物品的台北故宮博物院看到,還有一處地方可以近距離觀賞,那就是位於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史語所」)的「歷史文物陳列館」(文物陳列館)。事實上,中研院史語所的清代詔書檔案藏品,是歸屬於「明清檔案工作室」所有。為什麼中研院史語所有這些藏品?這又是另一個故事。

原來在清朝宣統元年(1909年),因為宮內存放舊檔案的房舍失修,故先將原來藏在當中的檔案屬於內閣所保留,移換到另一處殿中擺放。而當時的重臣張之洞(1837-1909)建議將當中的書籍挑出,建立圖書館擺放。但其他檔案就沒這麼幸運:它們被認定是無用舊檔,建議銷毀。後來,任職於學部(相當於教育部)的羅振玉看出檔案價值,建議保留,因而挽救了這批檔案。

羅振玉。圖片來源
羅振玉。圖片來源

然而,這批檔案仍命運多舛。民國建立以後,中央政府經費拮据,沒有將檔案整理,後來撥交「歷史博物館」,但博物館也因為經費困窘,想把這些廢紙變賣換錢,因此賣給紙店重製為紙。後來部份檔案散出,又被羅振玉所見,再次搶救檔案。羅振玉這次更挑選出有價值的文件編成書籍,讓世人注意到這批檔案。幾經輾轉流離,最終被中研院所買下,然後才陸陸續續整理使用,成為人們理解清朝文書制度或重要歷史事件的素材。(有興趣者,可參考張世瑛〈八千麻袋的故事〉或馬子木〈八千麻袋事件:視如廢紙的內閣大庫檔案如何入藏史語所〉)

詔書寫作特色與製作流程、頒布

前面所說的詔書種類及檔案收藏也許繁瑣,底下我們概要說明製作詔書的流程,利用這些例子,讓大家了解清朝幾份詔書的書寫形式及各自的特色。

皇帝繼位的第一道詔書,便是即位詔。即位詔本身內容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詔書宣示得位的合法性,第二部分則是新君即位施予天下百姓的恩典,一般而言,不外乎對官員的加級、赦免刑罰與免除特定時限的差役或稅務。

比較有趣的幾個例子,譬如 1644 年即將進入北京的順治皇帝即位詔,因為這一份詔書正是由明朝變為清朝的關鍵,在內容書寫上自然有不同的特色。例如,詔書說到清軍與吳三桂軍隊打敗李自成的大順軍,但這不是為了要取得天下而為的利益之舉,而是要解救百姓。自然地,詔書隨後談到人們要擁立順治皇帝,請他入京定鼎,因此清軍才正式進入北京。從許多新朝的開創故事來說,這不免是一番「政治表演」,藉以宣示取代明朝,入主北京的合法性。

然而我們也知道這時的順治皇帝不過是個小孩,實際的權力掌握在多爾袞手上。一直到順治八年親政之後,順治皇帝才真的掌握了皇權。因此,或許能把「親政詔」當作另類的「第一份詔書」。這一類詔書在清朝出現過四次,扣除順治皇帝之外,還有康熙、同治與光緒三位帝王。親政詔書與即位恩詔一樣,分成敘述文字及恩赦內容。像是順治與康熙皇帝這對父子的親政詔,敘述內容一方面說自己承受天地、祖宗之命,強調在位之合法,另一方面也說國家治理仍有賴上下相通,不僅是皇帝自己一人之力,因此期勉眾臣相輔,以達安定。

其他的帝王的即位詔大致相類,這裡再舉兩個例子,說明即位詔具備強化的皇權傳承合理特性。首先,是我們稍後在介紹遺詔的問題時,也會看到的四爺雍正與他的繼承人乾隆皇帝。康熙皇帝遺詔指定皇四子胤禛繼位之後七日,四爺即位為帝,頒布即位詔,再次強調他被指定為繼承人。他以「孝」的面向陳說站在「無改於父之道」的立場,他不敢擅自更張康熙皇帝的相關措施。不過在後來的歷史發展裡,雍正皇帝的為政之道與其父其實有著顯著的差異,所以詔書的內容可能是他基於繼位初面對的政治情勢,而暫時做出的權宜說法。

雍正皇帝。圖片來源
雍正皇帝。圖片來源

雍正在位十三年後逝世,其繼承者乾隆皇帝即位後,即使在雍正朝無繼承紛爭的氛圍底下,乾隆皇帝仍要強調自身所得權力嬗遞的合理,他除了強調自己受到父親的教誨,更強調他自幼受祖父康熙皇帝撫育於宮中,深受疼愛。後世論康熙為何選擇雍正繼位,不免受到這個說法的影響,認為正是因為康熙撫育關愛其孫,才傳位給雍正,可見在即位詔當中的文字若是運用得宜,確實能強化了自己得皇權的合理度。

比較起來,此後的皇帝在即位詔上的特色就沒有那麼有趣。會產生這樣的現象,自然不能忽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權傳承的問題。康熙、雍正兩朝交替之間,皇位繼承經歷了一定的動盪,而乾隆更是在「秘密建儲」制度之下,第一位以此法繼承的皇帝,因此他們的即位詔可能相對強化與前一位帝王的關係。面對這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得檢視遺詔。

這裡把遺詔的書寫區分為兩個階段,一組是個人化色彩較強的時期,另外一組則是較為固定模式化的階段。

「個人風格」的時代──順治到乾隆四朝的最後一道詔書

相對於文字同質性較高的「即位詔書」,皇帝的最後一道命令──遺詔的製作與內容則有趣許多,這點尤其反映在清朝入關之後的前四位帝王身上。整體而論,遺詔除了公告傳位於何人之外,尚有對於自身在位期間的回顧。我們要看的第一位帝王,就是順治皇帝。順治十八年(1661),當順治帝病重之際,下詔麻勒吉與王熙兩位臣子到養心殿,交代後事。根據《清實錄》,順治帝下旨一一自責自己在位時的過失,然後確定由康熙皇帝繼承,且交代鰲拜、索尼、蘇克薩哈與遏必隆四位大臣輔佐年幼的康熙皇帝。

順治皇帝。圖片來源
順治皇帝。圖片來源

從史籍敘述,這份詔書製作的流程,順治皇帝親身參予了整個過程。第一步就是皇帝總結自身執政之失,隨後交代後事。第二步則由麻勒吉、王熙遵旨後,在乾清門寫成詔書草稿,然後交給侍衛進奏。順治帝確認無誤後,再由麻勒吉收好詔書,等待順治帝更衣完畢(這裡可能是皇帝已死),再奉詔前往孝莊皇太后處所奏告,然後宣讀給大臣知道。顯然,順治皇帝是在自己的意志之下交代後事而逝,所以我們能清楚看到詔書從製作到頒布的步驟。但通清朝而論,最為後世所爭議的,自然是四爺雍正是否竄改詔書而登基,這也是清宮戲劇經常演到的環節。

眾所周知,康熙皇帝曾立太子,且廢立兩次。第二度廢太子之後,由於沒有再立太子,皇子之間爭位的情況加劇。更重要的,是康熙死前的狀況,以及康熙的遺詔是否遭到竄改的問題。這也導致雍正繼位之後,同輩兄弟的權力鬥爭仍未停歇。

如果當時場景跟順治皇帝過世時一樣,皇帝可能只是宣諭特定的臣下,依序由皇帝口述遺詔,然後臣僚擬稿,再由皇帝確認、公告,那繼承人自無異議。麻煩的是,從史料紀載來看,最後宣佈的詔書並沒有經過康熙皇帝親眼過目,也因此造成後世渲染。

不過,這不代表詔書所言都是杜撰,因為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皇帝便曾經對王大臣與皇子公開談論死亡一事,也從執政回顧的角度談論自己在位,這也成為後來遺詔之中「定位自我政績」的主要內容。但他當時並沒有談到繼承人,所以傳位一事可能真如後世想像有些「問題」。

然而,回歸「文書」與「行政程序」,定本製作完成、布告天下,在制度上便屬合法。雍正皇帝的繼位,可以說是「依法行政,謝謝指教」。因此,除非我們能找到康熙皇帝口述之後完成的稿本,不然雍正皇帝的繼位無疑是「合乎制度」。

總結順治、康熙兩朝,遺詔詔書所寫的「被傳位者」,就是合法繼承的證據。然而雍正皇帝的即位爭議,導致他另創「秘密建儲」制度,也讓遺詔不再是「繼承者」宣稱合法的保障。秘密建儲制度就像諸多關於清宮涉及康熙之死與雍正繼任的影視作品,有一道寫著繼承人是誰的詔書,放置在「正大光明」匾額的後方。可是,如果只有這道詔書,那麼就如同影視作品的劇情,可能神不知鬼不覺的「逕行修改」,還是存有爭議的可能。所以,「秘密建儲」制度當中,書寫誰是皇位繼承者的詔書未必只有一份。

例如雍正八年(1730),雍正皇帝遭逢大病,覺得自己似乎即將死去,因此曾對當時的大臣張廷玉與鄂爾泰等人談到相關事宜,並且給他們看了密旨。待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駕崩,要拿出秘密建儲那道詔書時,張廷玉又請宮內太監找出當年他們看過的那一道密旨,也確實找到。由此可見雍正皇帝對傳位之謹慎。

從此以後,「傳位給誰」的詔書先確認,然後再進一步製作遺詔。而第一個利用這套制度的皇位繼承者,便是雍正皇帝的第四子寶親王弘曆,也就是乾隆皇帝。但乾隆朝卻沒有「遺詔」,原因出於乾隆皇帝自認不該超過祖父在位年限,因此早早就說若他有幸一直在位,那麼到第六十年便傳位退休。而誠如我們所知,乾隆皇帝也真的好運地達成願望。因此,乾隆六十年(1795)他便宣布隔年退位,也因此「提前」開啟密旨,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為皇太子,改明年為嘉慶元年。而在宣告天下的過程中,他也總結了自己在位時的施政作為,所以要說這是「遺詔」也行,畢竟這是總結「乾隆朝」的詔書。

隨後,乾隆皇帝當起了太上皇。但不同以往權力被架空的太上皇,乾隆皇帝仍然大權在握,直到嘉慶四年(1799)正月才壽終正寢。因此,我們能說乾、嘉之間的皇位傳承,並沒有把「皇權」全部轉移。

「定製化的詔書」──嘉慶朝以後的遺詔

一如多數人理解的清朝歷史,自嘉慶朝以後似乎就變得較沒有特色,遺詔寫作也有類似的現象。嘉慶二十五年(1820),嘉慶皇帝崩逝於避暑山莊,依照前述的過程製作遺詔。這份遺詔中,多數文辭採用嘉慶皇帝在位時的諭令來「總結政績」,跟康、雍、乾三位皇帝「自行回顧」總結有明顯的區別。不過在這份詔書之中,有一段文字引起即位者道光皇帝注意。這一段文字講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詔書所說:

況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皇考所降生,予復何憾?

這是用嘉慶皇帝的口吻說熱河行宮既是每年圍獵必到的地方,又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能夠在此逝世,可以無憾。然而道光皇帝一看到詔書副本之後,發現其父遺詔提及乾隆生於避暑山莊之事,與官方記載有所出入。官方記載說乾隆皇帝生於北京「雍和宮」,也就是生在雍正還是雍親王時期的府邸。即便發現了這個錯誤,由於詔書早已發出,只能做補救措施,重新製作。但今天我們在史語所看到的,是原先的「錯誤版本」。至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皇帝逝世,詔書的書寫方式從原先的「第一人稱」寫法,轉變成「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兼具的書寫。

另一方面,隨著清末內憂外患增加,詔書也成為反映國勢的載體,內容無非希望繼承人克紹箕裘,官員能達成逝世皇帝的遺願。咸豐皇帝的遺詔總結了一朝情況,除了在遺詔中指定繼承人之外,也期望統兵大臣、各省督撫能夠早日平定太平天國的亂事。(詳細文字參考下圖詔書正文,由左邊數來第六行。)

咸豐皇帝遺詔漢文部分,圖片截圖為作者自行處理。圖片來源
咸豐皇帝遺詔漢文部分,圖片截圖為作者自行處理。

類似的書寫語氣也發生在光緒皇帝的遺詔上,這也是清朝最後一份遺詔。遺詔中期許內外臣工能夠持續依照「諭旨」所說,在九年之後完成立憲,以達成其志願。可惜的是,立憲問題最終沒有按著光緒皇帝的遺願進行,而清朝的國祚只再延續了三年,便因於時勢黯然宣佈退位。

最後簡單介紹第一道與最後一道詔書傳遞到天下各地的過程。這一過程由宮中開始。即位詔一般由內閣擬定,然後皇帝欽定。遺詔則依情況,可能像順治皇帝一樣先經過口述、擬詔,確認詔書內容,多數則是由臣下草擬,然後給繼任皇帝欽定,隨後在天安門宣讀詔書,這是正本在京師北京發佈的流程。

其餘頒布各地的詔書,則交給禮部製作複本(正本是指有蓋皇帝寶印的版本)──謄黃詔書,並指派攜帶詔書的官員(齎詔官)攜帶一份正本與若干副本前往指定各地宣讀。關於往返時限、人數、攜帶份數與前往之地點,分別在康熙朝與乾隆朝有所調整。不過,道光十五年(1835)將此制度做了較大幅度的改動:不再由齎詔官送詔,而改由分佈境內各地的驛站系統傳遞詔書。

另一方面,因應地方行政制度的變動,頒發於各地的詔書正本或謄黃也會發生變化。例如,1885 年台灣設置巡撫之後,行政地位發生變化,1887 年清朝政府便正式加頒正本到台灣。地方接到中央詔書之後,也需要進呈正式的題本,說明已經收到詔書。若地方轄下有需要時,會再另行複製謄黃本。

最後,一如前言所說,詔書的頒布地不僅涉及清朝管轄之處,有時還包含藩屬國,而傳達的方式也有差別。一般狀況下,朝鮮與蒙古分別由朝廷的禮部、理藩院派人前往宣詔。而暹羅、安南、緬甸與琉球的詔書,則分別由相對位置較近的兩廣總督、廣西巡撫、雲貴總督和閩浙總督負責。如此,確保聖旨能夠傳到應到之處,以達「佈告天下,咸使聞知」的任務。

後記

本文的撰寫,主要依據陳熙遠教授〈皇帝的最後一道命令──清代遺詔製作、皇權繼承與歷史書寫〉(載於《台大歷史學報》第三十三期)撰寫。陳教授文字較本文生動且可讀,有興趣者可以深入研讀。另外,本文也援用中研院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網站與此次展覽所設置網站的相關介紹。本文揉合這三處文字,加上一些史料說明,權且省去了其他的學術回顧與論證等問題。多數的實物,仍有待大家親自去展覽現場體會。本展覽於 2016 年 10 月 22 日在南港史語所文物陳列館開始展覽,每週三、週六為陳列館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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