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臺灣史】潘文杰:恆春原住民領袖所經歷的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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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日本為何出兵臺灣?李仙得與恆春大頭目卓杞篤

作者:陳慧先

對於出兵台灣與否,日本政府內部做了一番評估,先是徵詢美國公使,小心翼翼地探查國際觀感,之後並在美國公使的引薦下雇用李仙得。 1871 年琉球人船難被殺害事件後,李仙得曾與老卓杞篤會面,但他得知此事是在卓杞篤來不及阻止的情況下發生,因此並未向老卓杞篤詢問。日本當局透過李仙得所提供的情報與策略,了解台灣南部的情形,包括清軍在台灣的編制、漢人人數、牡丹社規模,以及南方各部落間的關係等,強化了日本出兵台灣的想法。

另外,在與清國交涉的過程中,從清國官方口中取得「土番之地,政教禁令不及,乃為化外之民」的說法,確認枋寮以南不受清國管轄。其間並派視察員抵台,調查台灣的風土民情。 1873 年派在香港留學的水野遵到台灣;水野遵先是在台灣北部調查大嵙崁, 1874 年跟隨當時為鹿耳島分營長的樺山資紀,進行台灣南部的調查,包括東港、枋寮、恆春、牡丹社、射寮地區。然而,由於列強的態度從默許改採局外中立,日本當局擔心列強介入,一度打算放棄出兵台灣,但蓄勢待發的遠征軍仍執意出兵。

1874 年 5 月 6 日,日軍抵達台灣南端,由社寮上陸。關於此次出兵,日本高層原本指示:「對於服從之土人要盡量以恩惠懷柔綏撫之,但若有抵抗不服者,則可兵威壓制之。」但由於鹿兒島的士兵躁進,深入牡丹社活動範圍,因而引發了「石門之戰」。

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是由四重溪切穿山脈所形成的隘口,形勢險要。雖然殺害琉球人的是高士佛社並非牡丹社,但因為牡丹社、爾乃社與高士佛社為攻守同盟,使得三社均受到日軍攻擊。

1874 年 5 月 22 日,日軍與牡丹社人交戰於石門,日軍被殺七人,負傷二十餘人;牡丹社人則有十六位被殺,包括頭目阿祿,也有十四餘人受到重傷。此次的戰役帶給周邊部落相當大的震撼,削弱了其他部落反抗的意願。

除了牡丹社、高士佛社等有攻守同盟的部落外,日方傾向以攏絡的方式,取得與其他部落的友好關係,因此安排通譯與其他各社的頭目交涉,除了贈與禮物外,也約定只要將日方給予的紅色保護旗插在部落入口處,日軍便不會攻擊。

此外,透過李仙得過去與老卓杞篤的交情,建立與豬朥束社及其周邊各社的友好關係。不過,此時老卓杞篤已經過世,日軍拜會的是他的兒子小卓杞篤,當時老卓杞篤的養子(有一說為女婿)也在場,約二十歲,據當時日軍的隨軍記者描述,他「有對聰明的濃眉毛、一雙漂亮的眼睛」,是他見過的原住民當中「唯一稱得上英俊的人」,而這位年輕人在往後的台灣歷史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牡丹社事件」中,日軍與原住民間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只有幾次零星戰事,而後日軍透過攏絡與威嚇的方式,建立和南部原住民間的合作關係,在軍事上算是取得了勝利。但大批的日軍卻無法適應南台灣炎熱的天氣,1874 年 8 月下旬又發生大規模的瘧疾,短短三個月內,有七百名軍事、軍屬死亡。因此,日本選擇以外交手段與清國和談,清國以金錢賠償這次日本出兵的損失,而日軍則在同年 12 月 20 日全數撤離。直到二十年後,才又在另一次的歷史機緣下重返台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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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古戰場紀念碑。 1936 年 3 月,日人在石門古戰場遺址附近的小丘上建「西鄉都督遺蹟記念碑」,用來紀念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以及牡丹社事件中陣亡的官兵。 1953 年,於第一任民選屏東縣長張山鐘任內,鑿除石碑上的原文,改題「澄清海宇,還我河山」八字。(陳慧先拍攝)

潘文杰的「故事」

在牡丹社事件時,那位年約二十歲,「有對聰明的濃眉毛、一雙漂亮的眼睛」,被日軍隨軍記者稱作是他見過的原住民中「唯一稱得上英俊」的年輕人,後來被稱作「潘文杰」。

潘文杰生於 1854 年,原名 Jagarushi Guri Bunkiet ,父親是一位住在屏東車城的漢人,母親則是豬朥束社大頭目的妹妹,後來被老卓杞篤收養(另有一說是成為卓杞篤的女婿);牡丹社事件時協同小卓杞篤調停,日後繼承了大頭目的位置。 1875 年,清廷在恆春建城,Bunkiet 因為協助築城有功,被清廷賜姓「潘」,漢名為「文杰」。

清光緒年間,清廷受牡丹社事件影響,將過去番界以外非所屬的地方一併納入版圖,因而與恆春東北的牡丹、高士佛等社發生衝突,潘文杰為了避免戰事擴大,穿梭於各部落間說服其他頭目與清廷簽訂合約,而後獲得清廷頒發五品軍功。

1895 年,日本接收台灣之初,日人再度由二十年前上岸的地點社寮登陸。潘文杰因曾在牡丹社事件中協助處理善後事宜,並與西鄉從道等軍事領袖周旋,且頗受清廷地方官府重視,因此日人對他的動向十分關注。但因為部分潘文杰所屬的豬朥束社人,選擇協助閩粵漢人抵抗日軍,使得潘文杰一度受到日人的猜忌。後來潘文杰率領族人協助日方,並在台灣總督府巡查員抵達恆春時派子弟前往迎接,才化解了日方的懷疑與猜忌。

潘文杰憑藉著與地方上的關係,以及個人對外交涉的手腕,在日本領台後深受日人的倚重。 1895 年,日軍借助他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委任他為台南民政支部恆春出張所的「事務囑託」,在日治初期協助調解各社糾紛,以及各部落歸附日本政府問題。

1896 年,日本當局為了在台灣推廣「國語」(日語),設立了十四所「國語傳習所」,其中恆春國語傳習所在潘文杰所屬的豬朥束社設了分教場,即日後台灣第一所蕃人公學校── 蚊蟀公學校(今滿州國小)的前身,豬朥束社成為原住民部落中較早接受近代教育的部落之一;在潘文杰的協助下,勸導各社子弟入學,有利於新式教育的推廣。

牡丹社事件時曾以通譯官身分來台的水野遵,後來擔任台灣總督府首任民政長官,在他就職後第二年( 1896 年)前往恆春半島巡視時,還特別去拜訪潘文杰。雖然那時潘文杰只有四十三歲,卻已雙目失明,據說兩人還很感慨地聊起了往事。日本政府為了回報他對地方和諧的努力,特別頒贈他一枚勳六等瑞寶章以及天皇御賜的禮品,並於 1901 年(明治三十四年)委任作「恆春廳參事」。1905 年 12 月 12 日,潘文杰病逝於豬朥束社家中,得年五十二歲。

十九世紀末的東亞世界,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台灣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其中,連原先「國家」力量不及的恆春半島也受到威脅。從 1870 年代前後的羅妹號事件、琉球人船難事件、牡丹社事件,到 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一次又一次對恆春半島上的居民帶來衝擊,像老卓杞篤與他的養子潘文杰等原住民領袖,不得不以開放的方式與外來者周旋,為自己的部落牟取最大的利益。

恆春地區得以較和平的方式,度過清廷的「開山撫番」與日本統治初期,潘文杰家族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也影響了日後日本對於台灣的「南蕃」、「北蕃」不一樣的統治策略。

「高砂族教育發祥之地」紀念碑。該地為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束分教場舊址,是台灣高砂族教育發祥地,後恆春國語傳習所豬束分教場改制為蚊蟀公學校(今屏東縣滿州國小前身)並搬遷校址,當地官紳於 1939 年(昭和 14 年) 3 月募款立此碑紀念。(陳慧先拍攝,於屏東縣滿州鄉里德)

參考資料:

1.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著;羅效德、費德廉中譯,《李仙得台灣紀行》,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二○一三。

2.周婉窈,〈從琉球人船難受害到牡丹社事件:「新」材料與多元詮釋的可能〉(未刊稿)。

3.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二○○八。

4.許佩賢譯,吳密察導讀,《攻台見聞:風俗畫報.台灣征討圖繪》,台北:遠流,一九九五。

5.黃得峰等,《牡丹社事件史料專題翻譯(二)處蕃提要》,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二○○五。

6.楊南郡、徐如林,《與子偕行》,台中:晨星,一九九四。

7.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三。


 

「小的」與1895

本文選自玉山社出版《「小的」與1895》(2015/05/27)

本書特色:

1.1895年,這台灣命運劇烈變動的一年,看台灣人民在當時「宰相有權能割地」的時空背景下,如何因應時代的變局。

2.從仕紳、文人的詩文,以及庶民社會流傳的歌謠、俗諺等,拼組出台灣人民在面對時局遽變時的各種面向。

3.繼《「小的」台灣史》之後,再次以尋常百姓的角度書寫台灣歷史。

策畫者簡介

戴寶村

一九五四年出生在北海岸,現在新北市三芝區、舊名「番社後」的地方。濱海生長的背景,鄰近的淡水又是山河海交會與歷史元素豐富之地,促使他鑽研於海洋史領域的探究,著有《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近代台灣港口市鎮發展〉(博士學位論文)、《近代台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台灣的海洋歷史文化》等專著。另著有政治史通史類書籍、淡水河流域史、高雄陳家家族史、客家族群史、縣市鄉鎮志書、諺語歷史文化、北台灣歷史文化,乃至中學教科書等。

撰文者簡介

潘繼道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東台灣原住民族史、東台灣歷史文化。著有《國家、區域與族群—―台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清代台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近代東台灣木瓜番歷史變遷之研究〉、〈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等。

蔡承豪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主要擔任台灣史研究及展覽規劃。

李進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現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領域為台灣環境史、台灣區域史與歷史GIS。

蔡蕙頻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圖書館編輯。著有《不純情羅曼史: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婚戀愛欲》、《沒有電視的年代: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合著)、《好美麗株式會社:趣談日治時代粉領族》等書。

陳慧先

現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治時代台灣史、台灣原住民史。著有《丈量台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