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歷史】十八世紀的好母親是什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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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onard, The Joys of Motherhood, 1754 New York, Wildernstein Collection

鶯歌燕舞,流水桃花,溫暖的春季又再一次眷顧著十八世紀的天空。在暖陽的洗禮下,有位女嬰的嬉笑聲劃過了鳥語花香的純淨。女嬰出生不超過數月,雙腳還未能支撐起自己輕盈的重量,只能坐在推車中,仰看著燦爛的天空。

但是數月大的女嬰卻已有人類最純潔、高貴的性情。在這繁花似錦,花紅柳綠的伊甸園中,女嬰可以不受到塵囂噪音的污染,她可以在最天然的美景中成長,不被亂世間的不幸影響,遠離嫉妒和仇恨。除此之外,女嬰還有個能守護她的美豔女神-她的母親。

母親是位純樸的農家姑娘,以鄉間的農宅為居,過著樸實簡單的生活。而自從女嬰誕生後,她便把所有的注意力投入到了這個小生命身上,用她最自豪的母愛灌溉著女嬰,這也是農家母親自感到充實又富裕的精神。她讀的書並不算多,但在她自己的成長過程中,她深知家庭對人格發展的影響力,特別是在嬰兒時期。

諸多當代的學者像是芬乃倫、布豐、盧梭等人都再三的強調母愛的渲染力,這是她知道的。因此,她自幼便宣誓要做為慈愛的母親,盡女人天生以來最自然的義務來回報她自己的出生。在如此平淡無波的景色中務農育嬰,她感到無比的光榮,能夠如此的幸運地實現這個所有女人都夢寐以求的理想人生。莫然回首,人生不再有遺憾,只有無限的安寧。

在法國洛可可畫風大師弗拉戈納爾(Fragonard)的<母愛的喜悅>(The Joys of Motherhood)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位擅用大量暗喻的畫家所要表達的真正含義。十八世紀末,法國的畫家與作家大致對於一個在當時算是十分新穎的主題產生了巨大的迷戀。在這個前所未有的主題中,仁父慈母的人物數不勝數。但是在那個方才步入啓蒙運動的社會而言,這個主題對於一般般的大眾來說卻是無比的陌生。

無可否認,父親與母親及他們的子女幾乎不是什麼新鮮的主體,特別是在那些非宗教的作品中。除此之外,安寧與有韻味的氣氛在家庭主題的作品中也不是那麼的新鮮。早在大約一百年前的十七世紀,家庭肖像畫就已經開始流傳。安托萬・勒南(Antonie Le Nain),法國洛克克畫風的先鋒早已在16491年繪製了一幅當代的家庭肖像畫。

在勒南的畫中(見此),我們可以看到兩組明顯被分隔的人物。在肖像畫左邊的是年老的父親以及他的太太,站在他們身後的可能是以成年的女兒或是其他女性親戚。而在肖像畫的右方,勒南描畫了此家庭中的下一世代:將要繼承家業的兒子(或是女婿)、他的夫人及孩子。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那個坐在板凳上,吹著管笛的小男孩,他有可能是這個富有中產家庭的學徒或是僕人。

如果勒南的肖像畫有個聲音,它會說年老的父親是家中的主人,他的願想就代表著家中的願想。它還會說此家是個俱有安寧及忠誠的家庭,除了有守護家庭的主人(年老的父親)外,子孫滿堂,後繼有人。它更會說妻子對丈夫的摯愛與尊重使家庭充滿和諧。

然而,不論是勒南本人還是畫中的人物都未提及夫妻之愛或是個人的喜悅。畫中所有的人物似乎都是沒有獨立思想的擺設,靜悄悄地等待時光的褪去,爾後認命的扮演著社會早已為他們安排的角色。年老的父親很快的就會將家中所有的一切留給年長的兒子,兒子又會像年老的父親般的一塵不變,將家業留給他未來的長子,向機械的齒輪一樣滾動,生生不息。這也就是當代人心中對家庭的定義:那個充滿和諧,每個成員都安份守己,為家庭的繁榮而無意識的扮演屬於自己腳色,完全沒有一己之私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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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uze, The Beloved Mother, 1765, Paris, De Laborde Collection

讓我們回到一百年後的十八世紀。

西元1765年,在法國巴黎的沙龍裡,有幅畫受到了當時眾人的討論,成了當時最受歡迎的一幅巨作-熱魯滋(Greuze)的<心愛的母親>(The Beloved Mother)。此畫打破了對家庭機械化的表達方式,套句當時最富權威的評論/哲學家狄德羅(Diderot)的評論:

熱魯滋的畫不僅非常的賞心悅目,還有崇高的道德意義⋯⋯戲劇化的詩歌,觸動我們的感覺,教導我們、改進我們,並邀請我們為賢

在這幅被狄德羅如此誇獎的圖畫中,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家庭成員的個體喜悅,他們不再是那些面無表情的陌生臉孔。熱魯滋的畫有著充滿歡樂的氛圍。最新穎的是,這幅畫中的父親與母親看似為身為父親與母親有意識的喜悅。他們不再是神聖的天神、聖人,或是王室,而更像浸泡在為人父母的喜悅中的普羅大眾。

但是這些歡樂家庭與慈母的形象在十八世紀並不流行,這些形象只流傳于這些畫家的畫中,鮮少能成為現實,更別說是可以被大眾接受的理想。這些形象比較像是一個新型的概念,挑戰傳統對家庭的態度與文化。

傳統來說,「家庭」可以被解釋成「繼承」,繼承者透過先人的往生來得取土地權與房產,更重要的是家族的名字。婚姻是一個介於兩位一家之主(不論是國王或富有的農民)之間的合法契約。它物化了雙方家庭,並將新娘許配給她的丈夫。

對於那些沒有財產可被物化的低階層農民而言,他們就無法合法的結婚。甚至在有產階層的人來說,也只有少許人合法結婚,這些人也並未被徵詢過自己的意見。在傳統的社會裡,只有長子被指望合法性的結婚,因為只又他有合法的繼承權。而至於女兒,唯有在家庭中沒有雄性繼承人,或是會因婚姻而受到好處的狀況下才會結婚,因為她們的出嫁需要花費一大筆的嫁妝。

由此可看出,傳統文化的婚姻鮮少是建於個體的喜悅上的。站在傳統的角度上來說,啓蒙運動以前的家庭是沒有仁父慈母的。在一個貴族家庭出生的孩子直到十歲之前都是由鄉間的乳母帶大,然後又被親生父母送到寄宿學院求學,在成長的過程中,雙親鮮少會跟孩子有教流,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只是用來傳成家族名字的繼承者。

新的家庭概念發起于十八世紀初,當時法國的眾多學者指出傳統的教養方式對日後孩子的成長發展會有需多負面的影響。這些先鋒的學者深信,孩子必須要在受關愛的環境下成長,由於孩子並不能有條有理的分辨事情,高壓式的父權教育只會對他們造成心靈上的陰影。而如果是用關愛的角度去教導孩子,孩子會對事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他們會有同理心的去看待事物,如果他們受到父母的關愛。這些啓蒙的學者們建議父母將孩子看為他們愛的象徵,不再只是繼承的工具。學者們甚至發誓,如果父母能提供孩子一個情感健全的環境,他們必會有豐富的回報。

etienne aubry, fatherly love
Etienne Aubry, Fatherly Love, 1775,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Barber Institute of Fine Art

這項顛覆傳統的學論被啓蒙運動的知識份子大力推廣。除了弗拉戈納爾和熱魯滋外,其他的畫家們也紛紛將仁父慈母的主題放到他們的畫中。其中一位是艾蒂安・奧布里(Etienne Aubry)。

在熱魯滋之後,奧布里很快的就在1770年代用新家庭主題的畫征服巴黎沙龍。在他繪製的<父愛>(The Fatherly Love)中,我們可以看到喜悅的父親即將擁抱他的孩子,他自己的夫人與父親在一旁觀看著這個天倫之樂的時刻。就像熱魯滋一樣,奧布里的畫也有強烈的道德意識。

新家庭比舊家庭更親密,這也對成人造成了許多精神上的幫助。人們開始學習將公共與私人生活分開,這是與以往不同的。由於舊家庭制度並沒有將孩子視為愛的象徵,多數人的家庭觀與事業結合在一起。父親便是家庭中的上司,其餘的他人都是這個「工廠」的員工,必須努力地為他們的存在賣力。但是新家庭觀並沒有這種思想,它將家庭這個空間是為和諧的天堂,一個親密的歸屬,溫暖與私人的避風港。

家中掌權的雖是父親,但是雙親的和諧必然重要,因為女性需要負責提供家中成員母愛,她是愛的源頭,喜悅的根源。在許多洛可可風格的畫中,女性都被描述成農家女子,在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中相夫教子。

啓蒙運動的學者指出,女性必須受到最起碼的教育,而在這些教育中,她們必須要被傳遞母愛的美德,因為這是她們存在最大的目標,那就是她們天生那慈愛的本能。一位好的貴族女子必須想要全心全意地為丈夫與孩子付出,將她的一切都奉獻給一家之主的丈夫與褓抱提攜的孩子。母愛所帶給女性的喜悅很快地成為的文學上的一種時尚,有一名作家更寫道:懷孕中的女人常常感到焦躁,但是孕期應該是女人一生中最美麗的時光。

再讓我們重新檢視一下弗拉戈納爾的<母愛的喜悅>,這幅充滿柔光與和諧的田園畫中,農婦推著嬰兒推車,背上繫著剛剛採集回來的野花,捲起農襯的袖子,臉上散發的絲毫不是倦怠之意,只有無比的滿足與溫暖,彷彿她正是為如此勤勞又忙碌的生活所生。而那位在推車中嬉笑的女嬰只被一匹柔軟的白佈包覆著,沒有束縛的盡情嬉笑著。種種一切都是如此的安寧平靜。

此畫完完全全的描述了洛可風格的時尚女性,畫中強烈的道德意識對於在啓蒙後出身的我們一目了然-那位以貢獻給家庭為榮的好母親,家庭中的溫暖,全女性的典範。但是對於當時的女性,這是她們必須要接納的新思想。

白日夢先生

白日夢先生

因為擅長做白日夢,大學時選擇了藝術史作為主修,在經歷了各式各樣的美夢跟惡夢之後,希望把做過的夢都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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