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創造了建國神話?──讀《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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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聖雄(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很多國家都有國父(Father of the Nation),而且國父可能不只一個,統稱開國元勳(Founding Fathers)。西方最早有國父之稱者,可能是羅馬共和時元老院授予的”Pater Patriae”,即「祖國之父」,而第一個被授予此稱號的是著名演說家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因其平定了推翻羅馬共和之陰謀。羅馬帝國建立之後,許多皇帝被授予此一封號。世界各國除了國父,另有國母之稱,意指君主之母,或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女性。

Marcus Tullius Cicero, by Bertel Thorvaldsen as copy from roman original, in Thorvaldsens Museum, Copenhagen. Wikimedia Commons
Marcus Tullius Cicero, by Bertel Thorvaldsen as copy from roman original, in Thorvaldsens Museum, Copenhagen. Wikimedia Commons

孫文被稱作國父,始自1925年3月其逝世之後,時蔣中正在作戰途中,獲悉此訊息,於3月30日所致之悼詞,提到「我們的孫總理,是中華民國的國父,國父死了,我們應該作何感想?」同時,在廣州代理孫文大元帥職務的胡漢民,亦稱「先生為民國國父,蓋中國數千年均為專制政體,先生首創民國,共和中經幾次破壞,均由先生竭力挽回。」

其後,許多中國國民黨人以個人身分稱孫為國父,惟黨務文書及集會中,仍稱總理。國民革命軍北伐結束之後,國民黨以黨領政,不僅國民黨人稱孫為總理,非國民黨人服務於國民政府者亦稱之;會議場所懸掛孫的遺像,會議程序亦須「恭讀總理遺囑」。

1939年11月,中日戰爭正在進行,於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林森等以孫總理「領導國民革命,興中華、建民國,改革五千年專制政體為共和國家,解放全民不自由之束縛,復興民族,躋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有自由平等之地位」,提出「擬請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案」,全會決議該案交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

《國父「們」》立體書封
金哲毅《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

1940年3月21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四三次會議,一致決議通過該案。3月28日,中執會將此決案函送國民政府,次日通令各級黨部。4月1日,國民政府訓令直轄各單位遵照辦理,惟訓令並未明定場合及範圍,亦未提及民眾機關,以致無所憑據。國民政府乃於5月29日訓令三項原則:一、在政府機關民眾團體應一律改稱國父;二、在黨內稱國父或總理均可;三、坊間已印就之圖書文字,不必強令改易。[1]以上即孫文被正式稱作國父之過程。

孫文被尊為國父,關於他的思想學說與其個人之研究,賡續出現,紮實研究者有之,歌功頌德者有之。諸多著作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教科書。書中對孫的事蹟及學說,評價極高,深刻影響莘莘學子對相關歷史之看法。

《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一書,突破先前過於尊崇孫文的歷史敘述,回到清末革命現場,有別於過去以孫文為主軸的革命敘述,除談論孫個人之行止,亦將焦點置於孫文周邊的夥伴,企圖打破定於一尊的國父論述,彰顯清末其他革命志士亦有不下於孫文之功績;由是,國父可以是複數的「國父們」。

書分八章,各章皆突出重要革命志士的個性及作用,敘述了黃興、宋教仁、孫文、汪精衛、陳炯明及光復會成員蔡元培、章炳麟、徐錫麟、秋瑾,和參與武昌革命的新軍志士。本書不但有助於對清末革命歷史不太清楚的讀者,了解革命黨人動態,亦提供大量革命逸事供讀者閱覽。作者文筆通俗流暢,尤值得一提。清末史料,常文白夾雜,一般人不易閱讀,作者將這些史料消化之後,以現今口吻及平易近人之筆呈現,尤善擷取史料中有趣的部分作發揮。

像是徐錫麟槍擊恩銘失敗的過程,作者參考自馮自由《革命逸史》一書,原書所述為:

錫麟之本意欲以一槍擊死恩銘,當即轉向左以擊藩司,復向右以擊臬司。而令伯平、宗漢分擊兩旁侍立之各道府州縣官,不料其眼近視,不能識其命中與否,遂向恩銘亂放,伯平、宗漢亦隨之而亂放。恩銘身中七槍……皆非致命傷也。[2]

作者的敘述為:

本來按照徐錫麟的理想情節:他先一槍蹦掉恩銘,之後雙槍縱橫,連續開火斃掉恩銘旁邊所有官員!至於丟炸彈的同志以及跟在徐錫麟身旁的兩位同志,也會一起掏出雙槍,然後解決門口附近的所有官員,徹底癱瘓安慶的官僚系統!……

如果徐錫麟真能實現他的計畫,光復會不只能成功地發動起義,還會留下媲美好萊塢電影的經典動作場面。但幻想是美麗的、現實是殘酷的,真實情節是:

當徐錫麟掏出雙槍要對準恩銘時,他發現眼前一片模糊,看、不、清、處!

原來他老兄「近視」,根本無法瞄準目標啊!所以他只好「亂槍掃射」,結果恩銘身中七槍……卻沒有一槍被打在致命部位,讓這位老兄竟一時沒死成!(頁81)

從文言轉白話,並加了不離史實的補充敘述,雖篇幅增加了一些,卻能十分突顯這段歷史有趣的地方,這顯示作者優異的講故事能力。此外,書中不時夾雜時下年輕人的網路用語,如打醬油(頁31);在敘述陳炯明之章,標題則以「囧名之下」稱之,一方面取其同音(炯明、囧名),一方面網路用語之囧,有尷尬、無奈、受不了或被打敗等意思。從這些地方,在在可見作者之通俗寫作能力及巧思。

由於本書是通俗讀物,且以極為淺近的口吻作敘述,無法長編大論,因此難以避免簡化歷史,論點因此有可再商榷之處。像是本書或許限於主題,有濃厚的英雄史觀,常有個人對歷史有關鍵影響之敘述,如提到二次革命,作者謂軍閥混戰「正是孫文發動二次革命所造成的不良影響吶!」(頁23)實則軍閥是清末以來長期演變的產物,恐非孫文一人能夠影響。[3]

提到《臨時約法》的推出,作者的敘述顯示這是宋教仁個人限制袁世凱的謀略(頁39),其實,《臨時約法》起草時,宋教仁根本不在國內,該法是多人的結晶。[4]再如,作者認為孫文歷史地位的優越,是蔣中正個人「假造真相」的結果,而孫文生前地位並未特別崇高(頁26),此一指控,極為吸引目光,下文略作探討。

中華民國產生國父的時代背景,與「華盛頓神話」在晚清以來之建構有關。當時,對於美國開國領袖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正面刻劃日漸增多,雖美國並無單一的國父,但美籍在華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38年於新加坡刊印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首度以中文稱華盛頓為國父。此一稱呼,其後為許多華人所引用,如梁廷枏1946年的《合省國說》,讚揚華盛頓的品德,謂美人於其去世後,「群尊之曰國父」。

Gilbert Stuart繪於1797年,藏於美國費城Clark Art Institute,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喬治‧華盛頓,Gilbert Stuart繪於1797年,藏於美國費城Clark Art Institute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諸多著作的吹捧之下,華盛頓是美國民主制度的創建者,也如同中國三代之聖君,是為「異國堯舜」。從歷史的大脈絡來看,晚清以來逐漸形成的「華盛頓神話」,正是孫文走向國父聖壇非常重要的思想動力根源。[5]

孫的英雄形象,很早便被塑造出來,1896年所謂「倫敦蒙難」,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使其聲名大噪。[6]1905年同盟會成立,其作為全國性人物領導革命,已獲認同。

當然,正如作者所言,在革命黨內部,孫非英雄,也非聖人。但在1920年代國民革命運動的浪潮之中,孫文在知識分子群體心中,已占國家級領袖地位,像是1922年11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慶舉行一場民意測驗,問當今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位?結果回答孫文者最多,占27%;1923年12月北京大學校慶也舉辦一場民意測驗,問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在國內大人物中,孫文亦居首位,並與第二名陳獨秀票數差距甚大(473票對173票)。

在民間,甚至有「靠孫中山吃飯的行業」,如藉販賣孫文相關書籍維生,甚至有「孫公紀念品」,即箋(上刊孫文遺墨)、封(上刊孫文遺墨)、筆(上刊孫文遺訓),凡購買《孫中山評論集》者,憑書內所附贈券,可得上述箋一束,「俾得永遠紀念」。[7]

因此,蔣中正個人無疑有塑造自己是孫文傳人之企圖,並以其權力操弄孫文之歷史敘述,但將孫文拱上國父,並彰顯其歷史,非僅其一人所為。國民政府中派系龐雜,亦不宜將國民政府所作所為,全與蔣劃上等號。其實,作者大量引用的馮自由《革命逸史》,其第二集封面便由蔣中正題字,若蔣真要澈底「假造真相」,何必為此書背書?正如作者強調清末歷史的多元內涵,孫文日後形象何以如此,其實也是個複雜的歷史課題。

據作者說,本書寫作目的,是提供讀者更多的刺激及疑問,然後有機會探索出「屬於自己的歷史」,他希望讀者不斷去思考「為何我們不知道這段歷史?這段歷史真相為何?」並去質疑作者所言是否真確(頁252)。從上文的討論,作者無疑已經成功達成其目的!


 

[1] 李雲漢,《中國史述》,第3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年11月),頁503-510。

[2]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7月),頁73。

[3] Hsi-sheng Chʼ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1-35.

[4] 張國福,〈關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問題——兼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訂過程〉,《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1期,頁89-92。

[5] 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北:三民書局,2006年5月),頁27-69、139。

[6] 參閱黃宇和,《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從未披露的史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10月)。該書對所謂「倫敦蒙難」過程,有極細緻的考證,並以相當篇幅探討孫文英雄形象的樹立過程。作者為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院士、澳洲國家社會科學院院士,對孫文的研究甚為深入。

[7] 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頁139-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