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之隔的距離有多遠:中日兩國的留學之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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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燕

就在大清國開始執行留美幼童計畫時,在一海之隔的日本,留學也已成為學習西方的一個重要途徑。

派留學生出洋,日本比中國早了十年。早在明治維新之前的一八六一年,幕府即派人到荷蘭學習海軍。明治維新後,日本出洋留學的人數更是呈直線上升。

在中國第一批幼童出洋的前一年,一八七一年,日本派出以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政府代表團,用近一年的時間,訪問世界各國,學習歐美先進制度。與他們一同出國的,就有五十九位留學生,其中甚至有五名女孩。出發前,明治天皇還親自接見了七歲的津田梅子,對她慰勉有加。日後,津田梅子成了日本第一所私立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女子英學塾」的創辦者,開了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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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田梅子是日本第一個接受近代高等教育的女子。圖為一八九0年她在美國七大著名女校之一的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的留影

短短幾年間,日本留學生的數量從一八六九年的五十人、一八七0年的一百五十人,很快攀升到一八七三年的上千人。而到此時,中國才只向美國派遣了兩批幼童,共六十人。

在當時,興國必先興教,這種認識已經成為了日本全國上下的普遍共識。於是,在大量派遣留學生出洋學習的同時,日本還大力把美國的教育制度整體移植到日本。

為日本教育事業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駐美國公使森有禮
為日本教育事業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駐美國公使森有禮

巧合的是,日本駐美國公使森有禮在美國請教的人,就是幫助容閎安排中國幼童的康乃狄克州教育局局長諾索布(Birdsey Grant Northrop)。諾索布寫信給包括若干著名大學校長在內的教育專家,蒐集教育制度的資料,這些資料由森有禮翻譯成日文,以《文學興國策》為名,經天皇詔准頒布,在全日本實行。

一八七二年,日本正式頒布近代第一個教育改革法令《學制令》,對各級學校教育和全國的教育行政管理做了明確規定。小學作為初等教育,成為強制性教育。學校向一切人開放,講授以西方新知識為基礎的實際學科。

在日本的教育改革中,師範教育尤其引人注目。一八七一年,日本文部省成立不久即創辦了東京師範學校,在千方百計從美國請來師範學校教師的同時,也引進了各種新的教學方法、教材和教學設備。而次年頒布的《學制令》更是將設立師範學校放在僅次於建立小學的重要地位。師範學校在為日本的教育改革培養了大量教師的同時,更成為宣傳現代教育的示範學校。

伴隨著近代教育制度在日本的逐步確立,這個小小的島國也創造了當時亞洲最高的就學率,而國民素質也在這種強制性教育推進的過程中得到大幅度提高。現代教育讓日本踏上了通往近代國家之路。

※在傳統與西化之間

就在日本正在現代教育之路上大踏步前進之時,中國的留美幼童計畫卻在一片風雨飄搖中苦苦支撐。正當幼童們如飢似渴地吸收著異域的文化和文明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經由陳蘭彬推薦,吳子登繼任出洋肄業局委員。吳子登是清朝翰林中最早能看懂英文的人,並曾在駐外公使館工作過兩年。美國報紙曾評價此人「屬於中國那些少數的,但正在增長的共和派」。可是,作為一名傳統士大夫,吳子登對留美幼童的態度卻與容閎等人截然不同。

在現存的留美幼童出國時的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身著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帽,腳穿白布襪,足蹬白底黑布鞋,腦後拖著一條辮子,一副標準的中國官僚士大夫正裝。可是,這些幼童到了美國不久,就很快適應了環境。他們大多數人都剪掉辮子,脫下長袍馬褂,穿起了西裝。

在中國,衣冠服飾一向被視為禮儀大節,是華夏文明中所謂「衣冠之治」傳統的體現。辮子和長袍馬褂,乃是堂堂天朝的標誌,豈能輕易變更?在吳子登看來,這決不僅僅是衣著的變化,而是一種離經叛道的表現,因為他們幾乎已經不再把自己當作「天朝大國」的臣民了。吳子登為此憂心忡忡,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曾極言幼童在美國的種種危險:

學生在美國,專好學美國人為運動遊戲之事,讀書時少而遊戲時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種祕密社會。此種社會有為宗教者,有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當之行為。坐是之故,學生絕無敬師之禮,對於新監督之訓言,若東風之故耳;又因習耶教科學,或入星期學校,故學生已多半入耶穌教。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至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而且有害於社會。

如此嚴厲的批評,絕非是危言聳聽,實代表著一股強大的反對勢力。它很快就在清廷得到了很多守舊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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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留美幼童」在一八七六年拍攝的照片,從中可以看出,經過短短的四年時間,在他們身上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

其實,剪辮易服的事情並不僅僅發生在留美幼童身上。當時的日本留學生也幾乎都有過同樣的舉動。然而,我們卻沒有看到日本官方對留學生服裝和髮型有過任何的批評。這也許是,在當時的日本人看來,衣冠服飾只是作為一種習慣,完全不值得大驚小怪。何況,那時有那麼多重要的國內矛盾和國際問題需要儘快解決,誰還顧得上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呢?

然而,圍繞著幼童剪辮易服所展開的爭論,卻深深地影響了大清留美幼童的結局。這再一次證明,同樣是向西洋派遣留學生,中國所背負的傳統思想文化包袱遠比曾經接受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影響的日本要沉重得多,因而向歐美學習的步履也就緩慢得多。在傳統和西化之間,中國人的抉擇十分艱難。

※未能「結果」的「花」

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初,吳子登藉口幼童「腹少儒書,德行未堅……實易沾其惡習」,建議清政府從速解散「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並聲稱:「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

對此,容閎據理力爭,反駁吳子登的不實之辭。可是,作為出洋肄業局的宣導者,容閎從肄業局誕生之始便一直是副將,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廷對他既信任又保留的態度,也無疑使他在爭論中處於下風。

正當吳子登與容閎在留學一事上分歧日甚之時,中美關係也出現了惡化,美國甚至出現了一股排華浪潮。按照留美幼童的培養計畫,不少留美幼童在高中畢業後應該進入美國的軍事院校學習。然而,美國政府並未應允清廷的這一要求,與此同時,卻接納了日本學生進入軍校學習。

就這樣,在保守派的攻擊與美國排華浪潮的兩面夾擊下,清政府做出了中止幼童留學的決定。容閎雖然百般努力,也未能挽救這場危機。一八八一年七月九日(陰曆六月十四日),他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說:「肄業局結束了!」

一八八一年九月六日(陰曆閏七月十三日),對留美的中國幼童來說,是一個極為悲憤和憂傷的日子。清廷決定招回幼童,幼童們被迫中斷學業,全數「遣送回國」。其時,大多數人學而未成。六十多人中斷了在大學的學業,許多人還在中學學習。一百二十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學學業的只有詹天佑、歐陽庚兩人。

中國近代留學事業的第一次嘗試,就這樣夭折了。

※起起落落之間

一八八一年,九十四名幼童們分三批離開美國。然而,當這些離家數載的孩子們重又踏上故國的土地時,他們看到的不是親人的笑臉,而是被看作「異類」,受到懷疑,甚至敵視。他們由士兵們押送到一所早已被廢棄了的年久失修的書院,居住在汙穢不堪的屋子裡,數天後被草草地隨意分配了工作。例如,學工程的詹天佑卻被派往廣州教英語。

匆匆作別的留美幼童們就這樣開始了他們在祖國的生活。那是一段令幼童們難忘的日子,也是這些黃皮膚黑眼睛的年輕人重新被故國接受的過程。在幼童們回國之初,他們所有人的月薪均為四兩銀子,僅相當於職員中做苦力的報酬──無論是大學畢業還是讀大學時獲獎者全無例外。而他們所面對的更大問題則是對其能力的懷疑。

然而,這批留美幼童畢竟已經禁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無論眼光、見識還是能力,都堪稱出類拔萃。雖然經歷了種種磨難,但到二十世紀初,他們大多已經在自己所在的行業裡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就,甚至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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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紀念郵票。圖片來源:http://bit.ly/1TjjfSG

他們中間,有中國人自己主持修建的第一條鐵路的總設計師詹天佑,有清朝外務大臣梁敦彥,有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有一九0四年世博會中國館副監督黃開甲,還有甲午風雲和中法海戰中慷慨捐軀的將士。

這群留美幼童的故事,仍在此後的歷史中不斷流轉……..

歷史的情形大抵相仿。隨著時光流逝,斗轉星移,過往那些人、那些事像秋葉,標記著關於季節的訊息。也許我們很難說清楚究竟誰才是秋天的第一片落葉,但卻可以從第二片、第三片落葉中嗅到些秋天的氣息。 951568e39f3424c0 本書作者吳燕化身為一位攝影師,穿梭時間與空間,擷取角度、切換鏡頭、按下快門,將十八片秋葉由歷史這棵樹上靜靜飄落的瞬間記錄下來。這十八個歷史實例,前後跨越二百餘年(一六八八~一九00),從兩個男人──康熙皇帝與路易十四嘗試交流接觸,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幾乎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到兩個女人──慈禧太后與維多利亞女王權傾天下,卻在世紀之交遭逢一辱一榮的不同命運,此時西風早已壓倒東風了。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社之《天朝墜落的18個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