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哈佛教授筆下的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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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

乾隆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統治者,非常喜歡四處巡遊。只要有機會,他就會離開紫禁城,要麼是去北京西北郊更為休閒的圓明園(就是在這裡,他首次見到了祖父康熙帝),要麼是去更遠的、頗具田園風光的承德避暑山莊或木蘭圍場。

巡遊確實成為了乾隆的統治風格。在位期間,他親身遊歷了許多地方,去過北方,也去過東部,尤其是去了南方(不過並非極南之地)。在多數年份,他至少會離開北京三個月,在某些年份離開京城的時間甚至長達六個月。如果取最小的數字為平均數,再乘以六十,我們會發現這位不喜安逸的皇帝花在旅途中的時間足有十五年之久,這可是他整個統治時期的四分之一。在前現代歷史裡鮮有統治者擁有與之匹敵的旅行嗜好。

顯然,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乾隆帝,就必須掌握這些巡遊對他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這些巡遊對他的世界所產生的影響。此外,跟隨其巡遊之腳步,我們也能略微了解乾隆統治下的中國。

在乾隆的巡遊中,耗時最長、耗資最多且最為人熟知的,無疑是對江南地區的巡遊。這樣的巡遊共有六次,分別發生在一七五一年、一七五七年、一七六二年、一七六五年、一七八〇年和一七八四年。乾隆將這些所謂的南巡視為與征服新疆並列的兩大功績之一:「吾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

乾隆在蘇州,原畫藏於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ASC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1493)
乾隆在蘇州,原畫藏於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ASC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1493)

歷史學家們對這些巡遊通常持批評態度,認為南巡耗資巨大,導致了國家財政的崩潰。這種評價雖然不無道理,但可能還是誇大了南巡的經濟影響。無論如何,在十八世紀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乾隆南巡都能躋身於最為壯觀的政治場景之列。

江南是今天的浙江、江蘇兩省所在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之簡稱,有清一代直至今日,在經濟和文化兩個領域都是全國最繁榮之地。打個類似比方,江南地區之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好比英格蘭和荷蘭之於歐洲的經濟發展,在十八世紀,其城市生活水準可能與英格蘭和荷蘭等國城市並無差別,甚至還要略高。

在乾隆時期,江南的耕地面積只占全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六,卻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九的以現金支付的政府土地稅收(以銀兩支付),百分之三十八的其他稅收收入(以糧食支付),以及供養京師的百分之六十四的漕糧。

此外,國家從江南鹽商徵收的錢財,占全國此類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中國繁榮的絲織業主要集中在江南,不僅為國內市場,也為歐洲和亞洲市場提供產品。江南各城也是茶、瓷器、木材、棉花和其他各類商品運往全國各地的主要轉運中心。

江南的文化優勢則更為突出。下面的描述足以說明情況:一六四五至一七九五年,京師共舉行了六十一次科舉殿試,其中五十一次的狀元來自江南。鑒於這種競爭的殘酷性,在所有參加最低級別科考的應試者中,最終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有希望進入最高一級的考試,江南學者的成功率之高令人吃驚。由於科舉的成功可以直接授予官職,因此通往權力的道路上就盡是江南人士。

乾隆巡遊時的蘇州,原畫藏於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ASC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1493)
乾隆巡遊時的蘇州,原畫藏於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ASC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1493)

另一種景象也能說明江南在國家文化領域中的繁榮:江南名勝在全國佔據絕對多數,包括廟宇、園林、湖泊、酒肆和藏書閣。無怪乎八百多年來,這些名勝古跡成為許多中國名家筆下的詩歌、散文之吟唱對象。如果有人不曾見識過江南各城如杭州、蘇州、揚州和南京及其周邊的魅力,他就不能算是個真正的文人,僅僅依靠那些對此有諸多介紹的旅遊指南是無法完全領略的。

乾隆對此當然非常了解。鑒於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曾提及漢人的城市生活對淳樸尊貴的滿洲特性存在有害影響,人們可能會認為他會不屑於這種放蕩不羈的傳統。然而,正如我們所知,乾隆是一個深受多種文化影響的人。他既享受承德和木蘭圍場之行,同樣也非常喜歡漢人的詩歌、繪畫、瓷器和戲劇給他帶來的各種雅趣。

對於一個像他這樣有著文化抱負的人,造訪江南名勝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因此,在他認為南巡符合政治需要時,便籌畫了首次南巡,而最終這樣的巡遊共有六次。

乾隆自然知道先例的重要性,他也意識到一些官員可能會不滿於他的這一計畫(一些官員已經對其恢復圍獵提出了批評),因此,在一七五〇年時,針對一些江南紳耆士庶「合詞奏請南巡」,乾隆以一種無可批駁的口吻予以了積極回應,其有關民事與孝道的用詞雖然不同卻存有聯繫:

江左地廣人稠,素所廑念。其官方戎政、河務、海防,與凡閭閻疾苦,無非事者。第程途稍遠,十餘年來,未遑舉行。屢嘗敬讀聖祖實錄,備載前後南巡,恭侍皇太后鑾輿。群黎扶老攜幼,夾道歡迎,交頌天家孝德,心甚慕焉。

乾隆在此提出了三個正當的南巡理由。

首先,巡視防洪石堤大壩等工程並了解當地民情,還會去視察橋樑、皇家作坊,並召見各省官員。

其次,讓江南百姓熟悉自己。一個多世紀以前,這裡曾經對清軍的進攻進行過激烈抵抗。乾隆不僅要關注當地農民和工匠的生活,還授予他們在路邊和市肆直接一睹天顏(通常,皇帝經過時民眾須低頭)的權利。

最後,希望讓他的母親欣賞江南美景。乾隆堅稱其南巡是因孝道而絕非僅因自己的旅行癖,這樣就可以減少人們對其巡遊之批評。有誰能說他取悅母親是種錯誤呢?其祖父曾進行過六次這樣的巡遊,那麼又有誰能說乾隆此舉是草率之舉呢?乾隆同樣謹慎地指出其南巡支出有限,而其個人亦會承擔部分花費。

江南大運河,原畫藏於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ASC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1493)
江南大運河,原畫藏於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ASC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1493)

於是,準備工作開始了。一七五一年春天,正值皇太后六十大壽,乾隆的首次南巡開始啟動。金川戰役的英雄傅恒負責南巡事務。

乾隆首次南巡的準備工作,遵循了先前巡遊其他地方時已經確立的先例。行程多少遵循了康熙南巡的路線,道路狀況相應得到改善。大隊人馬乘船前行的地方,需要疏通運河,加強堤防,徵用並裝備好船隻。在不適於紮營之地,還要搭起臨時建築以供宿營。乾隆命令這些準備工作不得擾民,盡可能不要滋擾民間田園。

此外,馬匹供應也是個問題。皇帝自己的座駕可以渡運過黃河和長江,但其他隨員的馬匹則需地方供給。找到並餵養所需的六千七百頭牲口絕非易事。後來,地方官員奏稱,數量如此多的牲畜行進在相對狹窄的道路上,可能會對鄉村造成損毀,乾隆因此減少了百分之十的牲畜數量。

乾隆減輕了巡遊所經各省的稅收,而那些本應運往京城的稅收則可用以彌補與巡遊相關的地方支出。而皇帝巡遊途經地方之稅收亦得以減免,進一步減輕了農民的經濟負擔。

作為皇恩的一部分,江南各地官員可望得到小小的升遷。而那些參加科舉的生員則有望參加專門的考試,他們就有可能得到垂涎的進士功名,這可是通往事業成功和更高社會地位的門票。富裕商人,特別是那些經營國家鹽業之人,也在皇帝的南巡中得到了好處,作為回報,他們則要「志願」為地方的準備工作大量捐獻。

儘管乾隆皇帝努力將其南巡造成的混亂減至最小,但是,就在一七五八年他的第二次南巡後不久,一個愚勇的官員還是上奏批評南巡的開銷,認為巡遊是花費過於昂貴的享樂,還給皇帝及其陪同人員帶來很多磨難。他要求乾隆不要再進行這樣的巡遊,停止因巡遊而強加於地方士紳的「敲詐勒索」。

乾隆對此當然生氣。一方面,他認為巡遊並不是為了他個人的消遣,不是什麼娛樂之旅,而是巡查各省情形。另一方面,讓那些已經習慣了京城安逸生活的旗人去經歷一點磨難,是整個巡遊活動的另一個重要目的。

換句話說,在乾隆看來,江南之遊,儘管有諸多美景和消遣活動,但主要還是一種工作,是作為天子、大清之子和母親之子的皇帝必須要履行的莊嚴職責。如果此舉必須花費一些錢財,那也是應該的。

乾隆南巡時的蘇州景象,原畫藏於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ASC (http://www.metmuseum.org/collection/the-collection-online/search/41493)

乾隆的南巡與其對盛京、五台山和山東的巡遊很相像,不過也存在一點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巡遊的規模。其他巡遊之旅程不過幾百英里,而南巡全程往返卻達三千兩百公里左右。因此,南巡為期最長:西遊五台山平均需三十六天,東游山東平均需六十天,造訪盛京平均要八十八天,相比之下,南巡則平均需一百五十天。南巡的扈從人員為三千兩百五十人,這也比其他巡遊的隨從人員規模大得多。南巡途中所需的馬、驢、駱駝、羊和牛這些牲畜總數接近一萬。

此外,在此背後還需要有非常多的人力資源。例如,一七五一年,徵召了五萬當地勞動力去維修道路,而且,鑒於巡遊路途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在大運河上,在大運河沿線拖拉船舶的人又需要大約三十萬人。這種活動的規模確實只有在清朝這樣的帝國才能進行。難怪負責南巡組織工作的官員也就是那些負責軍事後勤的官員。

南巡耗資巨大,這並不足為奇。對乾隆南巡的費用只能進行粗略估計,但是保守地說,每次南巡的花費都不會少於三百萬兩銀子,也許實際金額還要更高。可以肯定這是相當大的一筆數目,古今之論者因此一直批評乾隆的奢侈和自大:為何不將這些錢儲備起來或是用於對社會有益的各項工程呢?

人們很容易就會為這些錢想到其他有益的用途,但清朝的政體幾乎和所有近代早期國家一樣,是一個具有強烈世襲傳統的君主專制國家,而非「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乾隆是一個皇帝,亦須如皇帝般行事。

也許,在與這些巡遊活動相關的驚人費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面是,南巡其實並沒有導致國庫空虛。即使在最後一次南巡後,國庫之盈餘狀況依然不錯。換句話說,考慮到國家經濟規模巨大,即便是多達三百萬兩銀子,也只相當於十八世紀中期政府年均稅收盈餘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還處於可以承受之範圍。在這方面,乾隆巡遊江南極為有力地證明了清朝的富裕和乾隆操控國家的力量。


作者簡介

s200_mark.elliott歐立德(Mark C. Elliott)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博士委員會主席,主要研究領域為清史、內陸亞洲史,是北美漢學界「新清史」學派的重要學者。著有《滿洲之道:八旗制度與清代的民族認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1)、合編《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建立的內陸亞洲帝國》(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2004)、《鑲紅旗檔案:清代八旗研究指南及東洋文庫所藏史料目錄》(The Archives of the Bordered Red Banner: Research Guide to the Qing Eight Banners and Catalogue of Materials in the Toyo Bunko, 2001)等。

個人網頁:http://scholar.harvard.edu/elliott/home


(八旗)0UAH0004皇帝亦凡人- 72dpi立體書封本文選自八旗文化出版《皇帝亦凡人: 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

作者: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譯者:青石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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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732400

活動通告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講座】

講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

Mark Schwartz Professor of Chinese and Inner Asian History,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Dept. of History
Vic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第一場

講題:“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New Qing History” 關於新清史的反省與回應

時間:2016年5月25日(週三)上午10:00

第二場

講題:“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 帝國的轉向及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意義

時間: 2016年5月27日(週五)上午10: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文物陳列館B1演講廳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備      註:本講座以中文演講;本所不提供紙杯,敬請自備環保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