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爆發的盧溝橋事變,為何會演變成中日全面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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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重探抗戰史」(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跨國研究團隊

從七七的發展看來,一個偶發事件竟一步步演變成中日全面大戰,內中實有錯綜複雜的原因。

國際情勢對中國不利

英國與日本關係密切,英日曾有多年的祕密同盟;美國對華政策一向主張門戶開放,反對任何國家占領中國領土,或謀取獨占性的商業利益。所以,七七事變時,國民政府希望援引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前例,由英美兩國出面調停。可惜1937年7月的世局與5年前大不相同。

當時,世界經濟正陷入大蕭條,德國納粹黨已在中歐崛起,希特勒的納粹黨已取代了威瑪共和民主政體,實行軍國主義,造成歐洲各國的緊張。西班牙內戰正殷,希特勒及義大利的墨索里尼都支持佛朗哥,而英美等國因為本身經濟和政治上的困難,對於德、義、西發展默不作聲,更無暇顧及東亞的動盪。而美國國內孤立主義仍高漲,羅斯福總統自己正專注於他的新政(New Deal Program),希望帶領美國走出蕭條,中日的衝突只得放在一邊。

中國原本和德國、義大利友好,但1937年時德、義、日三國軸心的態勢已隱然成形,德、義無暇、也不便干涉中日的糾紛。因此,中國當時很難獲得西方社會的支持;抗日,只有靠自己。

另一個與中日都有密切關係的蘇俄,它的疆域橫跨歐亞,西線面對德國,東線面對日本,再加上德、義、日都反共,因此蘇俄密切關注歐洲和華北的發展,防止日德東西夾攻的威脅。中日衝突,正好舒緩俄國東面的威脅,所以,俄國在1937年的策略是坐山看虎鬥,盡量引導中日開戰。因此,蘇俄不但不會幫忙息戰,反而盡量煽火。

七七事變的43天後,中俄在1937年8月21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對中國來說,在抗戰初期得以取得蘇俄的軍備支援;對俄國來說,中日開戰,日軍南下,俄國在亞洲東線的威脅因而減緩,中國替俄國擋住了日軍的砲火。

中日衝突不斷,大戰一觸即發

辛丑條約賦予十國在華駐軍的權利,但日本企圖心最大,從民國初年就透過製造事端、武力威脅、外交運用等方式,不斷擴展在中國的權益,1928年的「五三濟南慘案」,中國人均引以為國恥。

五三慘案發生後的濟南齊魯大學學生遊行隊伍。(來源:維基百科)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成為中國人心中的另一個國恥。從此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就沒有停過。六年之間,中國不斷隱忍,盡量不讓戰爭擴大。七七事變發生時,中國軍民對日本長期累積的怒火,已是忍無可忍,當時中日緊張的局勢,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日本這邊,主戰的軍人(主要是華北駐屯軍、關東軍)對於華北局勢停滯不前的情形不耐煩,早就想以武力徹底控制華北。當東京仍想努力維持「不擴大方針」時,他們卻失去耐心,各個「殺氣騰騰」,急於求戰。

另一方面,部分了解中國情勢的日本人士,觀察到國民政府自1935年收回四川以來的各項建設,深感如果再不出手,將會失去控制華北的機會。

當時,日本政軍方面已有人注意到華北情勢險惡,隨時會爆發事件。大谷光瑞(日本浄土真宗本願寺22世門主,與日本高層關係密切)提醒東京應避免在華北挑起事端「防止意外戰爭的發生。」[1] 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擔憂日本在華北若逼得太緊,隨時可能發生不幸,他曾建議應稍緩對華北經濟方面的要求,避免意外發生。石原莞爾也擔心「華北會有突發事變。」[2]

27歲的大谷光瑞。(來源:維基百科)

然而,這些警訊沒有令那些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強硬派停下腳步。雙方都已劍拔弩張,任何一點星星之火,都可能點燃大戰。

日本無法掌握「擴大派」與「不擴大派」的爭論

日本對華雖有「不擴大事態,不對華用兵」的原則,但是黨政領導人對於「擴大派」和「不擴大派」的爭論,卻束手無策。華北駐屯軍主任參謀堀毛一麿的手記指出,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中央及駐屯軍司令部對於不擴大方針是否恰當的議論,「形成個人各樣的意見對立,不知如何整理頭緒」。[3] 中央部未顯示果斷的態度,參謀長、司令官也僅在混沌中拖時間。[4]

結果,華北的衝突不斷升級,東京無法達成共識,以至盧溝橋事變後的交涉遲遲沒有結果。東京曾經三次決定從內地(日本本島)增兵,但每次都因為華北的協議即將達成而拖延下來。拖得越久,軍部的「擴大派」越不耐煩,最後,石原莞爾這些主張不擴大的聲音受到壓制,東京閣議決定從本島動員三個師團到華北,和平的希望也隨之熄滅。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當時想在華北製造傀儡政權,然後逐步控制中國,但並無在中國大規模用兵的計畫;即使是這些主戰的強硬派,也知道不能在中國全面作戰,他們只是想「打一仗而膺懲中國即可」,一旦達到目的,就立刻撤兵,畢竟「防蘇」才是日本軍事上不可忽略的目標。但他們錯估了中國的民族性,中國不是個受到「膺懲」就低頭的民族。

宋哲元處置失當

宋哲元是當時華北冀察地區的最高軍政領導,當時河北、平津地區所有的地方首長,幾乎都是二十九軍的人。宋哲元名義上聽命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卻致力於擴大自己的勢力。他把冀察政務委員會做成南京政府和日本之間的緩衝區,一方面敷衍中央,一方面與日軍周旋,對日本作出不少讓步。

(來源:維基百科)

西安事變後,國民政府加快了政治和社會統一的步伐;相對地也加大了日本「華北特殊化」的壓力,宋哲元處境更加為難。他對變動的局勢拿不出應對的辦法,反而一走了之,1937年5月以「養病」為由回到山東老家,使得情勢更加難控制。

宋哲元在七七事變後第四天才回到天津主持大局,但他在應對處置上有不少失著。

首先,宋哲元認為可以獨力解決這個事件,抗拒中央的涉入。蔣介石一再命令他把司令部移到保定,速做應戰準備,他沒有做,等到真打起來,二十九軍倉促應戰,才發現不堪一擊,主力迅速潰敗,導致最後的大撤退。

其次,當時南北通訊本來就不順暢,再加上宋哲元對南京各種詢問、指示的電報一味敷衍、拖延,既不把詳細交涉的情形向南京報告,也不請示任何機宜,以至南京無法準確掌握冀察方面的發展,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猜疑,多少影響南京方面的決策。

第三,宋哲元昧於大局,以為對日讓步,就可以大事化小,對於駐屯軍的要求,包括道歉、撤軍、把所有反日的黨政軍力量全部撤出河北等等,他都接受,而且婉拒中央的支援,不願中央軍進入華北。然而,委屈卻未能求全。蔣介石對他極為失望,「倭此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而宋始終不悟,有以為可對倭退讓苟安而僅對中央怨恨,要求中央入冀部隊撤退,可痛心乎!」[5]

宋哲元這麼做,除了對情勢判斷不明外,背後還有他的私心。他把冀察當作自己的勢力範圍,擔心蔣介石以抗日為名,使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華北。因此,他罔顧蔣介石一再電促儘部署滄洲、石家莊、與保定的防線,反而要求南京停止派孫仲連等部隊北上,還要二十九軍依照協議撤軍,一誤再誤,等到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日軍發動攻勢,二十九軍節節潰敗,籌碼全失,大勢已去。

二十九軍。(來源:維基百科)

陳誠批評宋哲元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6]一步步走錯,這位長城抗戰的抗日名將,最後落得身敗名損。

西安事變後,中國不可能對日再讓步

七七事變時中國的情況與九一八事變時大不相同。1931年日本侵占東北時,中國仍是一盤散沙,各地軍閥割據,中國人尚未有整體國家的概念。但是,六年的時光,國民政府已「今非昔比」。[7]

兩廣重新納入中央體制,中央勢力進入西南,除了冀察地區、新疆、陝北及甘肅一小部分分別被日本、蘇聯、中共控制外,其餘省份大致聽奉中央命令,蔣介石設定的「攘外必先安內」已有相當成果。1935年成立「資源委員會」,開發國防戰略資源,加速重工業、軍工業的建設。「新生活運動」在全國各地熱烈展開;1935年還完成幣制改革,統一全國貨幣金融體系。1936年開始試行「兵役法」,徵集兵源,加以軍事訓練。交通建設在這幾年間突飛猛進,鐵、公路都有顯著增長。國民政府的軍隊整編計畫到了1937年已完成30個師的整編,空軍、海軍方面亦有建樹。

1936年底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各個政軍派系都開始擁護蔣委員抗日,至少在形式上,內戰停止了。國民政府在經濟、思想、軍事各方面的備戰都初具效果,雖然準備尚未充分,但蔣介石此時抗日的底氣已大不相同。

再加上這6年間中日間發生多次軍事衝突,民間仇日、反日的情緒高漲。七七事變爆發,輿論沸騰,全國民心更是憤慨至極,中央政府已無空間再拖延對日開戰。如果再不抵抗,內戰勢將再起。王世杰和王寵惠都指出,「如中央遙視華北之淪陷而不救,或坐視華北當局接受喪失主權的條件而不預為之地,則對內對外中央均將不保。」[8] 蔣介石自然也了解這個道理:「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9] 所以,「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10]

日本未正視中國戰略變化與情勢發展

服部聰(Hattori Satoshi)與德瑞冉(Edward J. Drera)指出,盧溝橋事變使日本陷入曠日持久的中日全面大戰,最後耗盡了日本的國力,主要是由於日本軍方的兩個疏忽。第一個是政治的:東京忽視了1937年中國政軍情勢已發生根本的變化,以為可以循前例以武力使國民政府讓步。第二個原因是軍事的:日本當時信心滿滿,認為數週之內即可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但是,他們忽略了中國可能的頑強抵抗。雖然有人提出警告,但被主戰的主流意見駁回。[11]

日方忽略國民政府戰略上的變化,未正視西安事變之後中國政情的發展,復又未重視蔣介石在7月17日「廬山會談」發出的警訊(華北是中國抗日的底線),越過這條線,中國軍民必起而反抗。遺憾的是,日本大部分政軍人士還以為中國這次會像以前一樣,只要增加一些壓力,中國就會讓步。

日本的誤判,還有一個原因。他們不知道,就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東北不比華北。東北畢竟是在關外,九一八失去東北之痛尚可忍,但華北就不同了。華北一失,中原門戶大開,整個中國也就難保了。所以,蔣介石一定不能容許日本占領華北、或是搞華北特殊化,使華北脫離中央。

不過,和戰之間仍有模糊空間,從當時南京和二十九軍來往的電報、以及蔣介石積極請國際調解可看出,蔣介石對於是戰是和,有相當大的掙扎。[12] 如果駐屯軍對控制華北的企圖稍微收斂,或是對於撤軍一事不這麼咄咄逼人,又或是日本接受英美調停,那麼,九一八事變以來打打停停的狀況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遺憾的是,日本少數了解中國、主張慎重的人士,他們的聲音被激進的陸軍和過度樂觀的輿論壓制下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反對對華用兵、甚至提出「華北撤退論」,但他在兩個月後日本決定增兵上海時遭到撤換。[13] 最後,日本越過了華北這個中國抗戰最後一道界碑,「不衝破這道界碑,和平猶未絕望;衝破這道界碑……就只好與日寇拼命了。」[14]

蔣介石要趁機打破《何梅協定》

蔣介石派中央軍到河北保定,無疑是七七事變中日交涉過程中最大的變數。因為中央軍北上,日本才對天津增兵,使得華北情勢突然變得敏感、緊張;因為中央軍北上,東京才會在7月11日緊急召開會議,作出派兵的決定;也因為中央軍撤軍的事,蔣介石堅持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日本卻拿著《何梅協定》,要中方先撤,以至和議破滅。蔣介石請歐美調停,東京拿出《何梅協定》,拒絕第三國調停。

蔣介石急於派兵北上,就是為了要打破《何梅協定》。他自從1935年6月中央軍撤出華北後,就處心積慮要改變現狀,撕毀《何梅協定》,打破「中央軍」不得在河北駐軍的現狀。

蔣介石這個企圖在日記中說得清楚:「余即派中央軍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擊其(日本)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協定》也。」[15] 但是,這個心思,只能做,不能說,因為「此次派兵入冀,戰略之利在其次,對倭政略戰勝之利,無人能知者也。」[16]

蔣介石原來的算盤是先派兵進入河北,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循1932年一二八事變(第一次淞滬之戰)英美調停的模式,與日議和,如此,則日本「華北獨立之陰謀已為我打破!」[17]

當時最有可能擔綱調停的是英國,因為英日關係素來密切,蔣介石對英國期待最深,他兩度接見英國大使許閣森,請英國帶頭斡旋。

許閣森(右)與後來曾任英國首相的安東尼·艾登(左)。(來源:維基百科)

英國大使許閣森一開始態度尚積極,並和美國大使聯繫,以至蔣介石認為「對蘆案英美已有合作調解趨勢。」[18] 7月15日,許閣森與外交部長王寵惠會面,想要弄清楚蔣介石究竟是真的要跟日本打?還是確實願意調解?王寵惠電話請示蔣介石,蔣介石明白告以,「中國絕對只謀自衛,不願擴大。並願接受英方斡旋。」[19] 許閣森於是和王寵惠商議,自十七日起,雙方停止增軍,並陸續撤兵至七月七日以前的地點,恢復七七之前的狀態。他把這個意見電告駐東京的英國大使,請其向日方密洽。

英國駐日大使前往協調時,東京婉謝第三國調停,並堅持華北的衝突是地方事務,應在華北解決,不需中央涉入。而且,日本外務省拿出《何梅協定》,理直氣壯地說明,依照協定,中國軍隊應先撤出河北。[20]

許閣森不知有《何梅協定》,詢問蔣介石究竟。蔣介石一直以為《何梅協定》只是口頭的臨時約定,直到英國大使查詢,蔣向外交部查證,外交部在7月21日拿出何應欽覆函的原稿,這時蔣介石才知道,雖然沒有簽字,但有何應欽的覆函,清清楚楚寫明中央軍須撤出河北省。而許閣森在21日看到何應欽覆函的抄件後,「態度突變」,[21] 轉為消極,婉謝介入中日事端。[22]

蔣極為尷尬,此事不但使他難以堅持中日同時撤軍,還讓他在外國使節面前大失顏面,他大為憤怒:「見敬之致梅津之函件,憤恨又不能自制,何愚劣至此於此,痛心之至!」。[23] 第二天把函稿拿出來再看一次,更為生氣,用極不堪的字眼,把何應欽再罵一頓:「閱何致梅函稿而更為憤激,何愚劣至此,誠賤種也!」[24]

蔣介石同時也尋求美國的協助。美國因為國內孤立主義當道,無意涉入中日的衝突。不過,蔣介石仍在7月25日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敦促美國本著人道主義立場,制止日本行為。詹森大使會見蔣介石後曾與許閣森交換意見,26日,許閣森電報倫敦外交部,說明:他與美國大使共同認為,既有(何梅)協定,則英美兩國首先要防止「隱瞞及扭曲」(concealment and distortion),[25]除非有進一步證據,否則英國不宜「涉入太深。」[26] 同時,英國駐日大使館對於此事的評估,也同樣是「不建議同意蔣介石的要求。」[27]

不過,許閣森相信蔣介石也是首次見到這份文件,他給英國外交部的報告指出:何應欽僅向蔣介石報告「沒有簽署協定」,但「從未就這份文件的細節跟蔣介石溝通……以至蔣介石從未見過這份文件。」[28]

《何梅協定》的當事人何應欽。(來源:維基百科)

綜合上面的分析,國際、東亞與中國內部的情勢、以及一連串主客觀因素的相互激盪,使得一個地方性的偶發事件竟造成中日全面開戰。日本當時對中國的優先目標是不戰而屈,製造華北特殊化,掌控華北。

但是,蔣介石絕不允許「黨國存亡」之所在的華北落入日本之手。他早有心要打破《何梅協定》,因此,七七事變發生,他迅即派中央軍北上,此舉引起日方不滿,使得情勢變得緊張。

其實蔣介石的目的是以戰求和,並趁機打破《何梅協定》。他派出中央軍,展現國民政府不畏戰的決心,以迫使在華北有經濟利益的列強(尤其是英美)出面干涉。熟料,蔣介石並不知道1935年何應欽曾有書函致梅津,白紙黑字地允諾中央軍不再進入河北。結果,日本理直氣壯的要求中央軍先撤兵,而英國也因此表示不便涉入。

日本誤判中國的情勢,對華北步步緊逼,國際調停不成,中日衝突再起,7月29日,中國軍隊撤出河北,平津失陷,抗戰到了「最後關頭」,中國軍民只有共赴國難。

七七事變後情勢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1937/8/31)形勢圖。

[1]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頁9-10。

[2] 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頁9-10。

[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00。

[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00。

[5] 蔣介石日記, 1937年7月26日。

[6] 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61。

[7] 黃自敬,《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研究所,2013),頁268-270。

[8]《王世杰日記》,1937年7月15日。

[9]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4日。

[10]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4日。

[11] Hattori Satoshi with  Edward J. Dera,“Japanese Operations from July to December 1937,” The Battle for China, pp. 159-160. Ryokokyo jiben no kenkyu (An Inquairy into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96.

[12] 楊奎松,〈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的和戰抉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週年學術論文集》,頁1-22。

[1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281。

[14] 陳誠,《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頁23。

[15]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17日。

[16]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4日,本週反省錄。

[17]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4日,本週反省錄。

[18]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14日。

[19]《王世杰日記》,1937年7月15日。

[20]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63.

[21]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2日。

[22]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73.

[23]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1日。

[24] 蔣介石日記,1937年7月22日。

[25]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63.

[26]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64.

[27]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93.

[28]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series 3, part 3, DA47.9 .C6 C66 1997 GUIDE PT.4, p. 74.

本文收錄於聯經出版的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