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本書,重新認識世界史中的內亞與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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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偉傑(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前言

本文所推薦的著作為近十年來出版的中、英文原創與翻譯作品。受本人學力與見識所囿以及篇幅所限,這些作品實無法涵蓋與主題相關的整體成果,只能視為我個人的私家推薦書單。尚祈方家不吝指教。

[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册)].(俄罗斯).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1.扫描版(简体)_01

2007年《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一書中譯本的出版,算是近年來中文內陸歐亞學界的一件大事。作者W. W. Bartol’d(英譯Barthold,漢譯巴托爾德)是享譽國際的俄籍東方學家。

本書俄文原版於1900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並早於1922年即出版英譯本。但直到一百餘年後,中文學界才盼到這本由中亞史耆宿張錫彤與張廣達父子合譯的中文版。雖然作者因為不懂漢文,而當時《元史》的譯文又尚未出版,因此在論及有關蒙古統治時期的突厥斯坦時,取材不免受到限制。但他廣泛使用了當時仍未有任何西方語言譯本的阿拉伯、波斯與突厥語材料,對七世紀末期至十三世紀中葉的內陸歐亞歷史與地理進行了詳盡的梳理。特別是對於中亞河中地區(英文Transoxiana或波斯文Mawarannahr)的基層社會、宗教僧侶、世俗貴族與軍事領袖之間的互動;突厥遊牧民的侵入如何改變了原有的河中社會政治生態,以及花剌子模國內的種種不穩定因素與蒙古在制度與組織上的優越性如何導致蒙古輕易征服中亞等分析,對於後世的內陸歐亞史研究者來說,成為重要的靈感泉源。即便今日學界對於這段歷史的認識已經更加深廣,但是仍然無損於本書的經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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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書相較,稍早於2006年出版的《丹尼斯‧塞諾內亞研究文選》則是近年來中文內陸歐亞學界的另一件大事。作者Denis Sinor (塞諾、或依照匈牙利語發音譯為西諾)為匈牙利籍東方學家,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或譯為中央歐亞研究系)的創始人與榮退教授。

本書由羅新教授領銜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史教研室成員負責中譯,共收錄了二十篇論文。例如〈論中央歐亞〉一文首次定義了目前在學術界已被廣泛使用的「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一詞;〈內亞史上的馬與草場〉一文指出馬與草場在內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為這兩者都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作者並認為蒙古大軍在1242年撤離匈牙利的原因,正是由於當地缺乏草場以供應其軍隊所需;〈中古內亞的翻譯人〉一文則是首次針對此主題的先行研究,討論了從古典希臘時期到蒙古帝國時期的通譯在內亞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央歐亞游牧帝國的歷史與歷史學〉一文則討論了中央歐亞本土之文獻史料的稀缺,以及考古學資料難以轉變為歷史學命題對內亞史學界所造成的問題。其次探討了中央歐亞作為歷史整體的特性,包括了以草原游牧為共同經濟結構、以及馬和草場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最後反思了史學界過去認為中央歐亞游牧民經常進行橫貫大陸之長距離遷移的錯誤印象;而〈懷念伯希和(1878-1945)〉一文,則是目前針對法國著名東方學家Paul Pelliot的學術與行誼上最具代表性的紀念文章之一,著重於伯希和在阿爾泰學上的貢獻與其晚年生涯。書末並附有Sinor的學術論著與教學科研目錄。透過這本文集,能夠讓中文學界更有組織的了解Sinor在內陸歐亞史上的成就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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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界在談論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的互動史時,主要是以Owen Lattimore(賴德懋,亦譯拉鐵摩爾)與Thomas Barfield(巴費爾德,或譯巴菲爾德)的歷史循環論為主。然而這個理論在1990年代後開始受到如Nicola Di Cosmo(狄宇宙)等學者的挑戰。而2008年底所出版的《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一書,則是中文學界對這個爭論的新回應。作者王明珂,現任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本書延續了他早年出版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關懷,試圖以游牧人類學為理論基礎,重新詮釋考古與歷史文獻中於漢晉之際活躍的內亞游牧民,包括了蒙古草原的匈奴、河湟高原河谷的西羌,以及遼西森林草原的鮮卑與烏桓。以及這些游牧民與定居農業社會之間的互動。

這三類游牧人群在與漢帝國互動的過程中,各自形成了三種華夏邊緣,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延續到明清時期。作者認為傳統學界中的草原與中原帝國歷史循環論都只是歷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反映,而未能揭示其背後的歷史本相(historical reality):即中原帝國與北方游牧部族之間在爭奪與維護農牧資源的過程中,南方人群逐漸產生華夏認同,以便維護其領域資源。而這也造成更多北方混合經濟人群被迫轉向游牧的結果。而長城則可視為是此一資源與認同界線的具體表徵。並且作者也藉此一分析提出新的反思性研究取向,強調對情境、結構與個人的情感、意圖與抉擇的了解,以了解歷史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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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世界史與全球史大行其道,蒙古帝國史成為其中討論的焦點之一。而2011年所出版的《世界史中的蒙古征服史》(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算是世界史風行以來,在這個課題上較讓人滿意的成果。作者Timothy M. May(梅提摩),現任北喬治亞大學歷史、哲學與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由於作者專研蒙古軍事史。因此本書中有關蒙古軍事史的部份相當紮實,同時也對過去的一些歷史看法提出了質疑。例如火藥被認為在蒙古西征時廣為使用,但是作者認為在目前缺乏火藥相關的考古證據的情況下,吾人應當對此抱持懷疑態度。除了作者所擅長的軍事領域外,他在這本書中也成功描繪了由成吉思汗所推動的歐亞文化交流,以及在1350年代蒙古各汗國陸續崩解後,如何產生了一個新的歐亞世界。透過他的努力,我們可以看到蒙古過去被視為是毀滅文明世界的蠻族形象得到了修正。在蒙古征服歐亞以前,東亞儒家世界與中東伊斯蘭世界過去受限於各自認為自己才是文明中心的偏見,因而缺乏深厚的文化交流。然而在蒙古征服歐亞之後,在蒙古統治者的強制推動下,這兩大世界才被迫捐棄成見,互相學習。也正是在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的環境下,才孕育出了嶄新的歐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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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與伊斯蘭教是中國兩大外來宗教。而且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兩者都重新得到發展的空間。但是在當代中國仍缺乏對這兩大宗教之歷史互動的宏觀研究。而2010年所出版的《絲路上的佛教與伊斯蘭教》(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正可以補充這方面的不足。作者Johan Elverskog(艾宏展),現為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宗教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從那爛陀寺在13世紀初被穆斯林所毀談起,娓娓道出佛教與伊斯蘭教數百年來的種種糾葛。他並且著眼於西遼和蒙古帝國在佛教與伊斯蘭教接觸與交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中關於紙張傳入伊朗的過程、佛教繪畫對於伊斯蘭教什葉派繪製穆罕默德傳道像的影響,以及清代穆斯林對清真(halal)食物的堅持如何成為佛教徒反對穆斯林的理由之一的分析,都相當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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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初起發軔的美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主張應將清朝放在近代歐亞帝國史的比較視野中來理解。其作為一個比較鬆散的學派,近年來在中國受到頗多關注。然而中國學界的焦點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學者如Pamela K. Crossley(柯嬌燕)與Mark C. Elliott(歐立德)等人身上。而忽略了新清史第二代學者的新發展。而在這些新秀中,Matthew W. Mosca(馬世嘉)於2013年出版的新書《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正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目前任美國威廉與瑪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

過去清朝被認為是閉關自守且拒絕現代化的天朝,對於英國的富強一無所知。然而作者在本書中透過整合廓爾喀(今尼泊爾)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勛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在與英國本土的通訊中所表達的顧慮,說明了至少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清朝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因此並非對外界一無所知。本書將新清史討論的時段擴展到1800年以後至鴉片戰爭前後的清史。同時透過分析多語種的檔案與資料,從清帝國的陸疆與海疆資訊蒐集與理解的角度來討論清朝對外國的認識以及策略,在討論的視野、議題與時代上都有所突破,相當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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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將中國置於歐亞世界史中進行比較的取向,也有助於吾人理解歐亞各國的現代化過程。2009年出版的《共享的現代性歷史:中國、印度與鄂圖曼帝國》(Shared Histories of Modernity: China, India & the Ottoman Empire)就是這種取向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書由土耳其海峽大學經濟史與政治經濟學教授伊湖麗(Huri Islamoğlu)與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主編,收錄了清朝、鄂圖曼、莫臥兒帝國與英屬印度史家的十篇論文。

透過比較早期現代的歐亞諸帝國,本書挑戰了現代性與世界體系理論對於世界史的二分概念,即現代歐洲與前現代的非歐洲史在發展軌跡上的不可調和性及前者的優越性。例如國家的中央集權程度被認為是衡量現代化的重要標準,即一個國家越中央集權,現代化的程度就越高。但是本書就挑戰了這樣的標準,並指出早期現代的大清帝國、鄂圖曼帝國與莫臥兒帝國三者在透過分權與協商而在邊疆政策上取得的成功,恐怕就不是缺乏彈性的現代中央集權國家容易取得的。

另外,本書也質疑了過去對清朝的專制印象,並指出清朝官員事實上透過授權許多非國家機構的方式以遂行有效統治。透過這樣的比較也展現了大清帝國、莫臥兒帝國與鄂圖曼帝國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時事實上是各自走著不同的現代性道路,而非傚仿歐洲模式。同時本書也否認這些國家在當時無力實行改革以回應內外挑戰而逐步走向衰微的說法。例如清朝在建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就試圖透過穩定邊界、稅收效益的極大化、與積極建軍的作法以應付對外戰爭與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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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前述種種不同的歷史視角與史觀的挑戰下,2014年出版的《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正反映了中國學人所作出的某種回應。本書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歷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書中收錄了他過去就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也延續了其前一本書《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所提出之「從周邊看中國」的理論關懷。

本書中提到了李朝使臣對清朝政治與社會的觀察有特殊的著眼點。例如滿人入關後,孔子像皆被髮左衽;以及清代漢人見朝鮮使臣仍遵大明服制,面有慚色等。他們也提了一些平常不會想到的問題,譬如為何滿人對於漢人服制嚴厲管理,但卻不禁北京戲班穿戴宋明衣飾?作者最後分析了清朝、日本與朝鮮三國對於天主教的警惕與禁絕原因:清朝是出於對皇權或主權的維護,佛、道二教並沒有在這當中起作用;而在李朝朝鮮,除了國家權力與黨派的介入以外,程朱理學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是思想上的衝突;而在日本,除了政治因素外,佛教與神道教的作用較大,是宗教排斥。並且透過這個例子,作者提出東海就像法國年鑑學派史家Ferdinand Braudel(布勞岱爾)所研究的地中海與享譽國際的中外交流史家張廣達所研究的西域一樣,三者都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場域,並且認為將東海作為一個研究單位應當與前兩者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論典範意義。而作者對這種燕行錄的研究正是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