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走過半個世紀的滄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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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北京,走過半個世紀的滄桑(上)

當代北京的第一次機會和錯誤

「灰色的石頭城費朵拉,在它的中心有一座金屬建築物,裡頭的每個房間都有一顆水晶球,在每顆球體裡都可以看見一座藍色的城,那是不同的費朵拉的模型。」

──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一座城市的發展所具有的可能性,就像是許多水晶球裡的費朵拉一樣。每當一個被認為是理想的城市樣貌被形塑出來,其他可能的樣貌就永遠只能是水晶球裡的模型,雖然它們曾經是可能實現的未來。

以前在成大都計系授課的黃崑山教授,曾針對台南市的海安路說道:「它原本有機會的,但是做錯了;過幾年,雖然沒那麼好但又有機會了,我拿著一個方案推薦給市政府,結果還是做成別的樣子;……弄到現在,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北京就歷經了這樣的過程而處在困境之中。

在對北京抱持上述的理解下,有一天,我看到了下方那張方案圖,在那刻,我的內心竟如此澎湃而五味雜陳。我看到了當代北京的第一次機會和錯誤。

圖八 行政區內各單位大體布置圖(附與舊城區之關係) 來源:梁思成、陳占祥(1950),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
圖一 行政區內各單位大體布置圖(附與舊城區之關係)
來源:梁思成、陳占祥(1950),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政府開始著力城市發展時,由梁思成、陳占祥提出的規劃方案圖(簡稱梁陳方案),其係根據他們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一文所孕育出來的結果。

但這個方案並沒有受到採用,因為從圖中很明顯可看出,舊城區(圖八右側)西邊的行政中心(左側)於當今的北京並沒有出現。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該文內容,不難發現其目光長遠精準,對現在的北京市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裡面已經有了預示。

這個 1950 年的規劃方案的主要構想,是在北京舊城區外另發展新市區,做為行政中心區,以對抗當時主張將行政區建設於舊城區的方案(即後來被採納的方案,而有今日的城市結構)。陳、梁認為,自己提出的方案是考量到北京未來數百萬人口的工作、居住、交通的需求下,最好的做法。

其主張北京為歷史名城,大量文物和城市體形、秩序不容拆毀,而在文中說道:

「所謂兩全,是保全北京舊城中心的文物環境,同時也避免新行政區本身不利的佈署。為北京文物單方面著想,它的環境佈局極為可貴,不應該稍受傷毀。現在事實上已是博物院、公園、慶典中心,更不該把它改變成為繁雜密集的外國街型的區域。靜穆莊嚴的文物風景,不應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機關所圍繞,被各種川流不息的車輛所侵擾,是很明顯的道理。……為行政中心設想,政府機關間夾著一個重要的文化遊覽區,也是不便的。文化遊覽區是工作的人民在假期聚集的地方。行政區是工作區域,不應被遊覽區所必有的交通量所牽連混雜,發生不便,且給遊覽休息的人民以不便。」

針對將新市區在舊城區發展的土地緊張問題,該文論及:

「這新政府中心的建立必須使大市區平衡發展繁榮,不應使其形成過度擁擠,不易糾正的密集區,一切須預先估計,不應將建設密集在舊城以內,使人口因接近工作而增加,商業因供應之需要而增加,都無法控制。」

城市的土地使用必然緊密聯繫著交通,對此,該文當時便預見了單中心都市結構下的交通壅塞問題:

「假定政府單位全部沿東、西長安街、公安街、西皮市建築起來,十年之後,汽車數增至三萬輛;東西三座門的汽車流通量可能增至每小時六七百輛,或每五六秒一輛;三輪雖可能完全絕跡,但自行車必倍增;長安街上與天安門廣場兩旁汽車之擁擠將比紐約的商業區更甚,再加上無數自行車穿雜其間,其紊亂將不堪設想。假使在廣場開大會時,可能使附近相當大的半徑以內地區的交通完全停擺。我們決不應使這現象在北京發生。政府中心若在城內,尤其是若在長安街及天安門廣場兩旁,我們將無法阻止這種現象之發生。政府中心若在西郊,則城市不唯很自然,很合理的平衡發展,自然不會發生這現象。」

簡言之,梁、陳將未來的土地使用和文化古蹟之間可能面臨的衝突,以及對居民的工作、生活考量下的交通負荷預先考慮了進去,與此同時,在當時以大發展為首的年代,其具備了洞察文化保存的重要性的長遠目光。

就是這個方案,是為當代北京市的第一次機會。

梁陳方案要對抗的,是 1949 年,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所做的長安街行政中心方案(關於對抗的過程和細節,可參看此篇報導)。其實從現今反觀,我們可以清楚得到結論:毛澤東選擇了後者,同時開啟了當代北京城市發展錯誤的序幕。

而了解中國當時背景下的人應不會有太大的詫異,毛澤東就曾經在天安門上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說:「以後要在這裏望過去到處都是烟囪。」而中華門又為什麼會被拆掉呢?毛澤東:「凡是舊的,我都支持拆。」與其考慮城市發展,毛澤東寧可考慮天安門廣場能容納多少人來景仰他,因此行政中心的位置還有得討論嗎?也不難想像最後的結果了。

政治凌駕在專業上,即便如今已緩,卻是都市計劃永遠的束縛。就像梁、陳所強調的:「如果將建設新行政中心計劃誤認為僅在舊城內建築辦公樓,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增加問題,不是發展科學的都市計劃,而是阻礙。」

的確,蘇聯方案僅僅就是針對如何改建長安街大街,成為輝煌氣派的現代行政中心,它缺乏思考整個北京市的居民生活、文化、交通,以及這個方案的衍伸結果。北京的單中心即如當年莫斯科的城市結構,將所有工業、商業、行政大樓匯聚在一個節點,以這種形式來禮讚、鋪華首都的光芒。

諷刺的是,毛澤東不就是想要破除封建體制和思想的箝制才大拆特拆嗎?這豈不是又以自己為中心來塑造一個現代的封建形式?更諷刺的是,就在北京第一次錯誤且持續錯下去的同時,莫斯科已逐漸調整其單中心的城市結構了。

圖九 蘇聯專家提出的長安街行政中心方案圖 來源:董光器(1998),北京規劃戰略思考
圖二 蘇聯專家提出的長安街行政中心方案圖
來源:董光器(1998),北京規劃戰略思考

幾十年下來,城門拆了,城牆拆了,胡同拆了,大規模的建設在舊城內發生,矗立而無序的全球化高樓(且不知為何比一般全球化地區的更無美感)逼壓故宮,連故宮的改建都被提出來討論過。放眼故宮前的長安街 120 公尺寬:一條尖峰時段的停車場。林林總總,第一次錯誤衍伸的問題全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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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長安街周邊
來源:王博(2009),北京:一座失去建築哲學的城市

歷史無法重來,也沒有如果,因此無法得知當初若照著陳梁方案,如今的北京市又會是什麼樣子,但它的確錯失了第一次機會。

回到先前說的,看到梁陳方案那張圖時內心的澎湃和難以表達的情緒,我想,從事都市計劃這行的人應該能夠理解這樣的心情。城市一路走來竟是如此充滿機會,卻又如此不可逆轉。知道梁思成在 1950 年代對當時負責的官員說過什麼嗎?

「在這些問題上,我是先進的,你是落後的。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的,我是對的。」

滄桑是什麼?這就是滄桑。看看現在,看看那張半個多世紀前的圖,再複雜的心情都可不必訴了;無以名狀者,在此已成。

建築爭議浪潮

當今,對於梁思成當年清澈長遠的目光,已是中國在規劃、建築、文化等領域的有識之人所高度仰懷的了;以及,許多西方城市的例子,如波士頓對大開挖的懊悔而在數十年後進行的大修補,還有紐約曼哈頓重平面空間多於垂直交叉、重街道多於建築、重交通政策多於交通工程、重人性化的尺度等,都提供了鮮明的借鏡;外加,在 Jane Jacobs 影響下所孕育的思維也已走了半個世紀之久。

儘管有著上述種種,北京的城市結構,仍然沒有踏出清澈長遠目光下的第一步改變;佈滿著環繞、貫入市中心的高快速道路,以及因應那些非「長期且成熟穩定」的活動所築起的鳥巢、鳥蛋、鳥腿等不一而足,加上各種大型且單一使用的建築開發;Jane Jacobs 若在世,可能會驚呼:原來 Le Corbusier 的幽靈一直都在!

現在中國城市的建築形象往往求大、求標新立異而失去了在地獨有的風格,這對一個屹立五千年的國家,卻在短短幾十年間迅速成為全球化且幾經變質下的犧牲品而言,等同是在進行一項不可挽回的工程。

對此,可追溯當年在陳梁方案被推翻後,梁思成在「不斷地退而求其次」下,嘗試以他的建築理論來避免更多的錯誤。梁思成不僅是個城市規劃者,更是一個建築師,其創立了中國高等教育體制中的第一所建築系。當時,他已預見現代主義的浪潮必然在中國發生,因此,在推展於舊城區外另闢新城失敗後,便提出要控制舊城內新建築的高度,在未竟功後,轉而力求舊城內的新建築要保持「中國建築的輪廓」(參見圖五)。

然而,這也埋下了在 1955 年遭「批鬥」的種子,使得他被政治化地冠上了「搞大屋頂的思想」而遭汙名化。

其實,他提出的建築樣式,原本是打算要推展於新城區的新建物上,然而在北京不斷地往錯誤的方向發展(當時高層建築已開始逼近故宮周邊),他才急於提出在舊城區應採用具民族形式的建築,來保全舊城內中國建築的輪廓線。由此可知,梁思成是抱持著時代的急迫性來實踐自己的建築理論,難怪記者王軍曾寫道:「但願在今天,還能擁有梁先生那樣的真誠。」

圖片 1
圖四 梁思成(來源:Wikipedia)
圖五 梁思成想像中的建築圖之三十五層高樓 (梁:「我們必須追上將來,把它的成分移植到現在。」然而,此被批鬥者用來把梁思成冠上「搞大屋頂」的汙名。) 來源:梁思成(1954),祖國的建築。
圖五 梁思成想像中的建築圖之三十五層高樓
(梁:「我們必須追上將來,把它的成分移植到現在。」
然而,此被批鬥者用來把梁思成冠上「搞大屋頂」的汙名。)
來源:梁思成(1954),祖國的建築。
圖十三 梁思成的北京城牆公園設想圖 來源:吳良鏞編(1986),梁思成文集,第四卷
圖六 梁思成的北京城牆公園設想圖
來源:吳良鏞編(1986),梁思成文集,第四卷
圖十四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內的北京市現況模型 來源:謝旭昇攝
圖七 「北京市規劃展覽館」內的北京市現況模型
來源:謝旭昇攝

後記

梁思成的妻子是林徽音(因),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者之一,熟習建築、都市計劃、美術、詩文的一代才女。當年在對抗蘇聯方案時,林徽音也為此四處奔走。在 1955 年,梁思成被批鬥時,林徽音原本就欠佳的身體於那時病情加重,而後病逝。提到這是因為,在查閱梁陳方案的資料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了解梁思成,才發現林徽音是梁思成的妻子。記得在多年前,有天買了一杯飲冰室茶集奶霜紅茶,那時無名小站還相當火紅,我用它抄打下了飲料盒上面印著的林徽音的詩:

林徽音〈風箏〉

看,那一點美麗

會閃到天空!

幾片顏色,

挾住雙翅,

心,綴一串紅。

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同時查閱了林徽音的資料,搜索一番驚覺當年我竟把詩抄短了。今補完後半部分如下:

飄搖,它高高的去,

逍遙在太陽邊

太陽裏閃

一片小臉,

但是不,你別看錯了

錯看了它的力量,

天地間認得方向!

它只是

輕的一片

一點子美

像是希望,又像是夢,

一長根絲牽住

天穹,渺茫──

高高推著它舞去,

白雲般飛動,

它也猜透了不是自己,

它知道,知道是風!

如今,梁陳方案和梁思成的先知灼見,就像仍在搖著舊夢的風箏,在高空中微微發光,但是誰又能在它消失於偌大的太陽邊之前,看到它並從中記取切身之痛的教訓呢?

畢竟,連梁思成和林徽音的故居,在今年初都被開發商惡意拆除了,而政府文物部門處理的結果:向開發商開了一張五十萬人民幣的罰單。

這個世界上,看得遠的人太少了。

當年的台南市政府看短了,黃崑山老師看遠了;Le Corbusier 看短了,Jane Jacobs 看遠了;毛澤東和俄國人看短了,梁思成看遠了。生平無大志,只希望將來雖然不能看得如他們長遠和明澈,但也能有他們的十分之一,才不至於像黃老師曾對某項規劃說的:「連最壞的方案都被他做出來了,而且還是你們學長。」

最後,我只能說,這些發生在 1950 年代的事情,這些人物,不論在這個過於滄桑的故事中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把我的留學生活,我的過去所學,還有我青春時期的懷想,如此緊密地連繫在一起。

這篇文章,同時也是為此而寫。

 

延伸閱讀:

  • 針對梁陳和蘇聯方案之爭、當代北京市歷來規劃發展方向制定的歷程、北京現代化下的城市角落等,記者王軍採集了豐富的攝像、地圖、文件史料和相關人物訪談口述,其彙編於以下三本書中:
  1. 王軍,《城記》,北京:三聯書店,2003。
  2. 王軍《採訪本上的城市》,北京:三聯書店,2008。
  3. 王軍,《拾年》,北京:三聯書店,2012。
  • 對於當今北京城市開發和建築的反思與批判,可參見:王博,《北京:一座失去建築哲學的城市》,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 想了解當今中國城市規劃對人、地關係的重新檢討,和精神空間的塑造,可參見:俞孔堅,《回到土地》,北京:三聯書店,2009。
  • 要看看 Le Corbusier 光輝城市的幽靈,可參考他的:Le Corbusier (1967), The Radiant City: Elements of a Doctrine of Urbanism to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Our Machine-age Civilization, New York: Orion Press.
  • 對近代偽科學的城市規劃、失去人性化尺度的空間規劃的反思之濫觴:Jane Jacobs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中譯本:《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吳鄭重譯,2007)
謝旭昇

謝旭昇

台灣新竹人。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碩士。北京大學城規所研修。京都大學都市社會工學博士生。著有專書《都市交通計畫理論與實際》、《計畫學際方法論論叢》(合著),以及期刊《都市與計劃》、《建築與規劃學報》、《東亞論壇》上的相關領域論文。興趣是看河。偶爾發呆。
謝旭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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