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作為「現代性」實驗室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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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湯志傑

當多個前現代世界社會聚合成一個現代世界社會時,臺灣因位處全球貿易、航線上的要衝,故可發現自己的利基,成為現代性實驗的重要場所。這以海洋中國,即東南沿海地帶的崛起為背景。唐宋轉型後,北方雖維持為政治中心,但經濟與文化中心皆已南移(江南)(Chang 1992; Clark 1991; Deng 2005; Pomeranz 2000; von Glahn 2003; Wills 1979)。

形式上,海洋中國是地理及政治的邊陲,毋須考慮維持傳統,及帝國整體的秩序與平衡。作為經濟與文化中心,它傾向鼓勵及刺激創新,而不在乎正當與穩定與否。在此脈絡下,臺灣在明清之際成為富創造性、進步的前沿,而非保守、落後的邊陲(Kishimoto 2006; Wills 1979)。

唐宋轉型的後果之一,是形成世上第一個後貴族社會(cf. Fogel 1996)。

雖然宋以來的士紳社會仍未跳脫以階層分化為主的分化模式,但顯著發展的功能分化令較為彈性的身分地位秩序成為可能與必要,導制貴族統治的崩潰,終結相對嚴格、封閉的階層分化。

若Goldstone(2009: 157)的結論為真,即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可能性條件,是不斷追求創新的文化,而其形成得歸因於打破思想家、企業家、工業家、實業家與技術工人間的身分障礙,促成其合作的話,必須考慮,在中國,此一障礙在十一世紀就打破了。

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外,宋以來的華人海外貿易還有一「民主」的合夥傳統(Shiba 2006; Wang 1994: 26-35)。立基於此,中國的舢舨能以遠較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低廉許多的方式運作。關鍵之一在中國的水手不支薪,而是從買賣隨身攜帶貨物賺取生活費。不論船長或船員,首先都是商人,其次才是水手。當鄭成功在臺建立政權,此傳統臻於頂點。

(Source:wikipedia)
中國的舢舨能以遠較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低廉許多的方式運作(Source:wikipedia)

「中國史上第一次,商人團體取得了政權,並且是建立在合夥,而非帝國系統的基礎上」(Wang 1994: 35)。鄭氏治下的國家不但是華人海外「非正式帝國」(Blussé 1999)僅有的異例,還標示了經濟掙得自主性,走向更徹底的功能分化的難得契機。

中華帝國敵視商業雖是陳腔濫調的迷信(Perdue 1999),然國家不提倡、促進商業發展,不樂見商人地位提高,多數時候是事實。

眾所周知,晚明日益繁榮的市場經濟,令士、商的界限與差異愈來愈模糊。但這只改了身分階序的排序,將士、商並列,並未挑戰既存的階序秩序,讓政治與經濟平起平坐(Tang 2004: Ch. 2)。而國家採取消極甚至禁止的海洋貿易政策,不過是逼它從官方朝貢貿易的形式轉化為走私與海盜(即海洋貿易的軍事化)(Andrade 2008: Introduction; Hamashita 2008: Ch. 2)。

正是在此脈絡下,鄭氏家族由中國、日本及歐洲勢力交織成的海洋貿易網中崛起。

1630年代,日商在德川鎖國令下退出競爭後,鄭家勢力急遽膨脹,隨即從明朝與荷蘭人的傀儡變為真正的操縱者(Blussé 1981)。

清廷為對付鄭氏,在禁海令外,更頒布遷海令,然因無法切斷鄭氏收購貨物的管道,反有利其壟斷國際市場上中國產品的供給(張彬村 1988)。乘著世界貿易的大潮,鄭氏建立起商業─軍事政權,打破海外華人係「無帝國的商人」的通例(Wang 1990)。

鄭氏政權不但強到曾企圖海外殖民(至少兩度將征菲律賓排入議程),也的確有很好機會稱霸東亞水域(Andrade 2008; Hung 2000; Tsai 2009: Ch. 2; Wills 1979, 1993)。

就全球脈絡來說,鄭氏的崛起亦有其重要。

當西方以特許貿易公司的形式,創造出同時獲得政府公權威與私人財產授權委任的奇特結合,並成為既欲分享這大到不容忽視的利潤,同時又不想過度涉入的國家偏好的介入形式(Steensgaard 1981),以鄭氏為首的商人則是自己變成國家、一個獨立的海洋帝國,並藉接管、統一既存的海洋貿易網絡,迅速在東亞貿易中嬴得優勢。

欠缺亞洲的有利環境,特許公司未必能以結合政治權力與企業家精神證明自身的價值。相對地,鄭氏也創造出某種公共與私人權利的結合,且其有效性與與效率不亞於前者。

有意思的是,鄭氏政權呈現出的組織屬性,經濟遠多於政治(南栖 1982;聶德寧1994)。事後來看,鄭氏之失在於未貫徹其成功基礎的海洋、經濟取向,反回歸政治優位思維,投入反攻大陸此不必要且誤算的軍事冒險(Hung 2000)。

300px-鄭成功畫像
鄭成功像(Source:wikipedia)

若鄭氏能超越邊陲的想像,滿足於海上經濟帝國形態的話,中國史,以及歐洲經由與亞洲互動取得支配的歷史,或皆需改寫。

臺灣的現代性實驗實不限於鄭氏帝國的輝煌插曲,早在荷蘭時代,當臺灣剛出現在茁生中的世界社會時,便已開始。

作為中國與歐洲帝國勢力範圍重疊的邊緣,臺灣見證了歐洲殖民主義在亞洲的典型三角關係︰力不足以組織抵抗的本地人,既與殖民者合作又與其競爭之華人墾荒者、商人與佃農,及一小群專注於中國轉口貿易的歐洲人(Andrade 2008; Wills 1993)。

為統治殖民地,解決殖民擴張產生的協調問題,荷蘭人先於母國,在東方殖民地發展出統一的法律。在臺灣,為適應漢人社會的現實,荷蘭人容許漢人代表參與統治,促成漢人市民的擬似自治。

此一創新對現代性實驗,對缺乏城市自治傳統的中國文明來說,有其重要(顧忠華 2006;鄭維中 2004)。漢人能爭取到原住民所無的地位,無疑跟他們早熟於跟功能分化打交道,能充當殖民者的有力助手──同時也是潛在的挑戰者──有關。

隨鄭氏將荷人逐出臺灣,此發展即中斷。清廷征服鄭氏後,臺灣更漸鬆脫與世界貿易的連結。

儘管如此,臺灣農產品的商業化與出口依然亮眼,並因其戰略位置在十九世紀再度回歸世界貿易隊伍,並引入西方商業與宗教力量。它接著成為治理改革的實驗室,係清朝最先系統地追求現代化方案的省分,而這源自臺灣的邊緣地位(Chu 1963; Tsai 2009: Ch. 4-6;林文凱 2011)。

隨後的政權轉移,導致臺灣民主國的實驗(Lamley 1968;吳密察1991)。它雖以失敗告終,終是東亞現代共和國的首度嘗試。

之後的發展,是社會學家與一般讀者較熟悉的故事。日本殖民統治在社會結構與文化上推進歐式現代性的開展,廣泛、詳盡的調查與資料收集,便是著例(陳紹馨1979〔1966〕)。以此統治知識為基礎,日人將臺灣建為一座複雜的殖民現代性的實驗室。他們一面學習西方,把自己打造成現代民族國家,同時也統治數個殖民地。

(Source:wikipedia)
日本殖民統治在社會結構與文化上推進歐式現代性的開展,廣泛、詳盡的調查與資料收集(Source:wikipedia)

這令在地的現代性發展出現雙重殖民的特色,例如,需透過西方、中國與日本間的多重翻譯及改寫,來製訂適用臺灣的法律(王泰升 1999;Huang 2008)。如「福爾摩沙意識形態」,及「較為平衡、基礎較為廣泛的發展模式」此貌似殖民地經濟發展的異例所示,這樣的特殊性不獨來自日本殖民主義的特殊屬性,亦有臺灣的內部因素與臺人的努力參與其中(柯志明 2003;Wu 2003)。

造就戰後經濟奇蹟的,同樣是內、外因素的結合。除有利的世界市場機會外,這更應歸功於網絡的成功模型(Hamilton 1998; Hsieh 2011; Shieh 1992),而非發展型國家論強調的官僚自主性與政策。

政治上,臺灣既非國家,亦非不是國家的現況,提供了反省民族國家與主權觀念的契機(Wang 2000)。「活在邊緣」也激發了宗教的創造性,體現出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有趣結合(Weller 2000)。我相信,還有更多臺灣作為現代性實驗室的事例,有待繼續探索(cf.黃金麟等 2010)。

※※※※※※※※※※

臺灣通常被視作、當作邊陲。例如,儘管Eskildsen(2005)認為視臺灣為創新前沿可能更有貢獻,依然在標題中直稱臺灣為邊陲。

但若我們能正確地看待邊陲,如從關係性的角度來看,及更重要的,轉而立足於邊陲來觀察世界的話,不僅可揭露主流論述的盲點,更能開啟具生產性的前沿觀點,而不致重蹈我族中心主義的弊病,因邊陲的位置讓人在批判霸權時,更易對己身的傳統抱持自省的態度(吳叡人 2012;湯志傑 2011; Goh 2004: 87; Perdue 2003)。

用看似邊陲小島的臺灣作為分析現代性的個案,正有此理論優勢。

這不單讓我們研究過去與現在時,可以不同的方式用中國史(cf. Zurndorfer 1997),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寫出有別於中國人(如韓毓海 2013)與歐洲人(如Adshead 2000)的版本,看到中華帝國殖民的一面(莊萬壽 1999;張廣強 2001;柯志明 2001; Hostetler 2001; Perdue 1998, 2009)。

更重要的,臺灣的歷史逼我們直切現代性問題的核心︰現代性從一開始便與殖民性糾纏在一起。

面對處於霸權地位的西方現代性論述,我們不只需要認識論上不服從的勇氣,更需要能讓我們擺脫視為當然的「常識」支配的「邊界思考」(Mignolo 2007, 2011, 2012)。處於中國、日本及西方文明重疊的邊陲,先後為西班牙人、荷蘭人、中國人、日本人及國民政府殖民的臺灣,正提供了結合歷史社會學與後殖民理論的利基,係挑戰歐洲中心主義的有力個案(Seth 2009)。

若我們能擷取後殖民的洞見,超越既有多元現代性討論仍隱然奉歐洲現代性為起源與典範的局限,認真考慮華人「本土」現代性如何與西方現代性交互影響,不但可豐富我們觀察現代性的視野,更可將東方文明的智慧貢獻於全人類。

畢竟,真把現代世界社會的形成係各地、各國、各文化相互連結、交織而成當一回事,那麼此翻新過的多元現代性觀點,絕不會主張徹底拋棄西方的歷史與理論,或是將在地傳統本質化,因這不獨讓差異變得特殊化、本質化,更忽略了現實的發展根本是彼此糾結的事實(Goh 83)。

當所有人類一起打造了一個世界社會,以致彼此在結構上密不可分,共同促成現代性的誕生與擴張──包括非西方地區的過度反應,嘗試以比西方更激進的現代性主張與作為來追趕、超越西方──,再去談孰先孰後、孰勝孰敗,意義實不若原先想像般大。

就像臺灣扮演了現代性實驗室的角色,但究係實驗的對象還是實驗者,是主動多些還是被動多些,一來不易釐清,二來做此區別的意義也不大。如果我們真誠信奉關係性的視角,彼此的區分雖在,但所謂的先/後、主動/被動、成功/失敗總是相對而言,何況主客對立二分正是我們欲掙脫的、日益僵化的西方認識論框架。

既然如此,為何我仍選擇用現代性的概念,而非提出對抗的競爭概念(如Mignolo等倡導的殖民性)或標籤(如南方理論,見Connell 2007),或是從華夏文明中挖掘、發現其他合用的語意呢?

Walter Mignolo(Source:wikipedia)
Walter Mignolo
(Source:wikipedia)

我承認,另起爐灶也是條適當且必要的途徑,但我覺得入室操戈是更具吸引力的實驗,也更具積極意義、更有挑戰性。若能成功改寫現代性的概念,以世界社會的視角取代歐洲中心主義,讓現代性的概念(及其歷史)變成反映此歷史過程具體而微的指標,毋寧是更成功的。

假若我們能顛覆邊緣與中心的關係,讓現代性變成證明西方罪責的概念,會比抵制不用更有意義。

畢竟,像現代性這樣的概念早是我們習以為常的詞彙,就是西方現代性如今也已是我們靈魂的一部分。按主客對立的方式來構想部分/整體的關係,認為只要打倒偏狹的西方中心觀點,一切問題即迎刃而解,顯然是有疑義的。在當今只有一個現代世界社會,大家同舟一命的情況下,批判西方霸權固仍必要,但找到支配/抵抗以外的解決之道,日益成為當務之急。

這就涉及我們如何觀察現實,從何角度觀察世界,及是否意識到自己的盲點,有無能力開展在觀察世界時必相伴而生的弔詭此根本問題。晚近甚有活力、在各地紛紛成為指導抗議全球化運動指導理念的在地/全球二分,雖以自身指出弔詭的存在,卻難助弔詭進一步開展,而多少呈現為短路的狀態(Stäheli 2003)。

我覺得,這跟在地/全球的區分仍屬二值對立的邏輯,少了多於二的迴旋空間有關。面對這個問題,經後殖民視角改寫過的多元現代性觀點,或可提供較複雜、也更有希望的替代方案。以臺灣為分析的個案,正有助於帶來此額外的知識獲益。

若採嚴格定義的「現代性」來考察今日世界的處境,我亦願承認只有一種現代性,所謂多元現代性不過此單一現代性的各種變異的多元並存(cf. Brambra 2007; Domingues 2006; Schmidt 2010)。

然而,僅強調形式相同,忽略內容或呈現上的多樣性,執著於單一現代性的觀點,代價是會喪失多元與差異的好處。一旦考慮到「只存在一個現代世界社會」,那麼我們將了解,堅持單一現代性觀點的代價是昂貴且沉重的──假如西方現代性帶來的負面後果比正面效益還多、還高時,尤其如此(Wallerstein 1995: 113-137)。

獨一無二的演化成果,意謂著創造性的替代選項與突變的缺如,因此演化成就已大幅縮減歧異的多樣性(cf. Stichweh 2007: 539)。慮及人類的共同未來,特別是當有助物種生成的隔離、孤立(即形成一全新的社會類型)不再可能時,如何在現存唯一的世界社會中,「人為地」增加多樣性,是愈來愈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在此脈絡下,探討多元現代性不但重要,更有當前的意義。假若我們承認西方現代性目前取得支配地位,並將其理解為一嶄新的文明類型──全球性的技術─科學文明(Eisenstadt 2004; Schäfer 2004),以日新月異的科學與技術成長,驅使我們面對空前的開放與未知為特徵的話,那麼這樣的探索尤顯必要與急迫。此一技術─科學文明隱含了,逆轉前現代社會自然與文化間的不對稱。

(Source:Paul Hudson@Flickr)
假若我們承認西方現代性目前取得支配地位,並將其理解為一嶄新的文明類型──全球性的技術─科學文明(Source:Paul [email protected]

此一逆轉的後果在誕生之初容或無法預見,如今卻已十分明顯。當前危及地球與我等生存永續的生態災難,再非虛構的情節與媒體的渲染,而是活生生的危機。

面此處境,援引西方之外異文明的現代性為參照,毋寧是有益的。

例如,華夏文明對自然與文明的概念化(如風水),就算不能提供有用的解決線索,至少也有助於開啟新觀點、提供不同的思想資源。像儘管承認系統與環境的區分,仍將其視為整體來考慮,不認為任一系統可獨霸主體的地位,只能講求共生共榮,便是甚具啟發性的觀念。但這仍待我們從龐雜的遺產中,發掘出能與今日觀念銜接的洞見與智慧(湯志傑 2013;Weller 2006)。

視臺灣為現代性的實驗室,正要求我們積極地探討,臺灣如何以跨文明前沿的進取姿態,發揮創意與活力,為現存惟一的人類社會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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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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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麥田出版之《知識臺灣:臺灣理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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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學者對話、激盪,
在非歐洲中心的架構下,
以從臺灣的特殊性出發,
探討「臺灣理論」建構的可能性。
提出尋找「臺灣理論」的初步嘗試,
希望能抛磗引玉,
引發更多學界朋友們的關心。
我們初步的結論是:
臺灣為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臺灣理論也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而且在非歐洲中心的大架構下,
以臺灣為出發點的理論思維離不開臺灣的特殊性,
也正是基於此一特殊性,
才能成為有關世界的理論思維。未
來我們將以此認知為基礎,
進一步發展知識臺灣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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