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年輕人的香港公民參與運動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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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鳳翎(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學生)

在七十年代以前,港英政府未為香港引入民主制度,香港人對參與政治的機會相當陌生。港英政府直接統治香港,並利用少數華人精英對社會其他絕大多數的華人進行輔助管治,形成了以殖民者和高等華人為主宰,多數平民為不參與政策的政治環境。雖然五十年代港英開放了市政局的選舉,可是登記選民由於嚴格的門檻限制沒有超過整體人口的1%,加上市政局的決策範圍很有限,每屆投票率只有20%左右。上層的管治階層基本上更是完全封閉的,普通人民沒有政治參與的渠道。

在中英談判至回歸其間,即於七十年代至一九九七年,香港才在短短幾十年間經歷了「去殖民化」、「行政改革」、「民主化」與「回歸」,當中的民主化的目的是以「還政於民」對抗「還政於中」,因此香港的民主進程因面對回歸中國而突然急進,港人普遍未習慣投入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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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七十年代才推行六年小學強逼義務教育,到七十年代後期,將強逼義務教育擴大推行至初中,實施九年強逼義務教育。雖然教育得到普及,然而港英政府基於其宗主國利益的考慮,教育的方式刻意「非政治化」,不利於培育具政治參與意識的公民,學校教育以實用性為主,又以俗稱「填鴨式教育」之背誦型考試主導,不重視學生的個人批判思考,更加不著重訓練學生的公民意識。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是培養華人精英作為公務員,另一方面是培養貢獻於經濟發展的人才,刻意弱化香港人的國族與政治觀,香港人政治、社會觀念淡薄,實用主義極度膨脹,形成七八十年代只著眼經濟的港式哲學。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普遍沒有足夠空間去思考政治,一方面如以上提及的根本性的公民教育不足,教育刻意避而不談政治,導致經濟成為民心的歸屬。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正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基於戰後影響以及處於冷戰的時利,經濟發展迅速,社會氣氛被一種拼搏與力爭上游的價值觀主導,隨之而成的是賺到錢後享樂與消費,成為大眾的追求目標,政治理想根本不能形成主流話題,對社會發展的問題,「政治冷感」的態度是普遍的回應。

六、七十年代的公民政治參與不成氣候,社會間對政治安份被動的態度是主流,但仍有具代表性的群體所出嘗試,當時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是兩個主要的群體,從另一角度來說,就是政治參與局限於少數的知識份子以及面對剝削的工人。

《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一書這樣概括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香港學生運動真正能夠擔當起社會運動先鋒角色的,事實上只有七零年至七三年之三數年,在這段時期,青年學生對各種事物顯露出活潑和敏銳的反應,對不公義之事奮起抗爭。但七三年之後,學運便逐漸轉移於內在化於學界內,原來對社會不公義的鬥爭變為敵對派別之間的鬥爭 」。可見該時期學生運動在起步階段,仍是小圈子的討論,同時面對內部問題,未能做到帶動社會政治參與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這段時期,工業的迅速發展也伴隨著大大小小的工人運動,工人運動是政治參與的一大形式,可是,《香港工運史》一書中雖然詳盡記錄了香港廣泛而重要的工人運動歷史,作者對於工會的政治功能,卻指出「說到底,工會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的,離開了工人的利益,工會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此說準確地反映了工會關注的利益之陝隘性,不足以形成影響廣泛社會的政治力量。

總而言之,在七十年代以前,香港人的政治觀因政治教育與經濟環境等因素處於政治冷感的狀態。跟據一項在1976至1977年間進行的調查, 91.1%的人覺得自己無力改變香港社會,97.6%的人認為自己對政府政策的形成毫無影響,而表示經常關心公共事務和政府事務的香港普通華人只有6.6% 。數據可反映香港人幾乎處於完全的政治冷感。

八十年代-香港本位想像與核心價值浮現

八十年代以後,香港逐漸步對公民參與表示關心。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於香港新界的租期屆滿,香港的前途問題使政治事務確切地擺民眾眼前,是一個必須處理的重大事情。在此以前,香港人的香港本位想像並不明顯,政治以中國想像與英屬的想像為主。以至香港夾在中英兩個意識形態陣營不同的國家中間被移交,香港這個名稱成為國際政治焦點,大量文件的寫成,國家政要為討論香港的前途而奔波,使香港慢慢地形成了一個香港本位的想像。

其時,社會的政治討論有了一個明確的問題,不少香港人找到了繩索,亦從這問題開始找答案,於是人們由這一個契機踏入了參與政治的道路。在這個時候,很多政治理念的組織紛紛成立,例如滙點、新香港協會、大平山學會、港人協會等。

這些組織已經發展出成熟的政治理念,例如滙點在《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中說:「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後,應保障香港有一個自由民主,實行自治的政府。」除了政黨,學界對香港問題也有明確的討論,例如香港大學學生會通過一份《香港前途宣言》,認為恢復中國對香港主權之時,應保證「香港有高度自治權,並建立民主政府,由本港全體市民選舉產生……過渡到一個高度自治的民主政體」。 可見八十年代初政治組織模式上仍於初型階段,但是可以她們已經明確的政治理念,在宣揚與討論中,香港主流核心價值漸漸形成,社會間普遍認同民主的追求以及高度自治等概念。

九十年代-香港人嘗試參與政治

八十年代末期,香港內部問題如代議政制的推行與政權移交的日子日近,加上中國內地在1989年發生了影響深遠的六四事件,香港人關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並見證血腥鎮壓的畫面。讓香港人在八十年代初對香港民主美好的構想變成了擔憂與恐慌。於是,香港成立了更多不再停留於意見提交層面的政治組織,有志於參與選舉和著手完善制度的政黨面世。例如在1989年新香港聯盟成立,成員36人;其後香港民主促進會成立,成員有340人;1990年,香港民主同盟成立,成員有540人。

在九十年代這些政黨基於其理念漸漸分化整合為幾個主要政黨: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民協等。這些組織的成立意味著香港人不再是沉默而對政治冷眼旁觀的人民,社會中有一些人願意擔當主導人物去倡導所認同的理念,社會間亦漸漸習慣對政治開放討論氣氛,民間對政治追求漸漸產生熱情,表示有政見的人亦越來越多。

除了政治組織的成立以及宣傳活動的頻繁,直接影響港人公民參與度的,是政治參與的權力有多大。八十年代,香港立法局開始引入選舉成份,以間接選舉的形成進行,在社會間未有形成主流討論。到了九十年後慢慢發展,所有議員均以選舉產生,六十個議席中有二十個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

當時,代議政制的產生並不是源於香港人對民主改革的強烈要求。反而倒過來是港英因為香港即將回歸中國,而急於「還政於民」用以對抗「還政於中」。但無論出發點如何,有論述指一旦湧現了一批民選議員,社會間便像被注入了一股民主參與的動力。《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一書中一針見血地解釋了這個現象:「民眾的政治要求與參與,有一種近乎『滾雪球』的效應,積累了動力,就只會愈滾愈快愈大,不會停頓和收縮。 」這套見解可以充分地解釋到香港人的公民參與度以一種「滾雪球」的效應慢慢升溫,漸漸發展成更廣泛的政治追求局面。

根據1995至1999年一項調查 ,在1999年表示「經常關注」香港特區事務的被訪者有79.1%,而1995年的數據中表示「關注」的比率只有56.1%,再相比起上文提到七十年代尾不足10%的數據表示關注政務,增長是明顯的。香港人的政治參與度自九十年代開始一直慢慢地提升,已經習慣在建制以內的政治活動,例如以投票選出政治代表為自己實現主張,然而會動身以實際行動參與政治的香港人仍是不是主流。

相對於熱烈政治投入的社會面貌,九十年代的香港人亦可以用偏向冷淡的一角來形容,除了投票以外,其他公共事務的討論不容易號召到大部分的香港人。

2000年代-抗命力量崛起

2000年代至2010年代,香港人的公民參與因為種種原因出現了的轉捩點。2003年的七一遊行可作香港整體政治面貌的為分水嶺,市民一方面政治意識提高,同時不再停留在建制內的參與,香港人政治參與模式踏入百花齊放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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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大遊行

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回歸後,香港的經濟與生活狀況出現倒退的現象。回歸後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等。回歸初期經濟便一落千丈,加上經濟泡沫爆破與經濟結構遲遲未能成功轉型,經濟發展明顯比回歸前放緩。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整體滿意度持續下降,對生活的整體滿意程度亦大不如前。加上一系列對政治管治的衝擊於2003年爆發,非典型肺炎的疫情使香港人的社會情緒跌至谷底,同時間,政府卻在香港人對「一國」未有足夠認受基礎下推行廿三條立法。

在零三七一大遊行前,香港社會只是沉累著一種不滿的整體氣氛與情緒。可是,在回歸紀念日爆出的史無前例大規模的七一大遊行,遊行主題為「反對廿三,還政於民」,遊行人數高達67萬5千人,受到到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美國有線新聞網、英國廣播公司以及德新社等西方通訊社大篇幅的報導 ,對內是香港人抗爭文化的突破性發展與肯定。

七一效應使中央與特區震驚,政府立即停止對廿三條立法程序,親建制派在同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大敗。這是香港人抗爭意識高漲之開端,在七一大遊行之後,港府亦意識到香港人的政治敏感度已經提高,逐漸由政治冷感走向熾熱,甚至激進,會身體力行參與政治活動,不能再視香港人為沉默的群眾。

此後,香港社會矛盾點清晰地放在「回歸」帶來的問題,「兩制」的矛盾更加激化,直至現年,參與七一大遊行成為香港人對政府以及中央不滿的重要途徑。由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了民主派對2007與2008年雙普選的訴求後,「爭取普選」一直是各次七一大遊行的重要主題,時至十年後的今日亦未爭取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間對政治的參與並不局限於大小型遊行的參與。自2003年後,以遊行示威的模式表達政治訴求已成為慣例。社會上大小的事項,都會出現規模有大有小的關注團體。除了爭取普選與民主成為主流的政治取向,亦出現了反思「經濟主導型社會」的社區關注人士,著眼於保育與社區生態等議題,代表性的事件有反高鐵運動,保留碼頭,保留菜園村等等,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

另一個很影響八九十後的政治價值是香港本土理論,以陳雲的香港自治運動為主軸,他在《香港城邦論》一書主張放棄「一國」意識形態,堅持以香港本土為本位,此說得到八九十後的歡迎,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思潮力量。中學生在反對國民教育事件後,成為了新興的政治群體,代表者為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其著作《我不是英雄──黃之鋒政論集》闡述了他對香港中學生政治運動參與的理想與信心。

說好了的自治呢-
香港自治運動的旗幟(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除此之外,亦有越來越多關注不同議題的組織與個別人士站出來表達政治願景,受到廣泛關注的議題包括內地人權問題,新聞自由,性別關注等等,以不同的形容寄望改變香港。

2000年代中後期至2010年代,網絡力量不容忽視。政治議題在網上討論區以及社交網站變得富有彈性,網絡的潛在力量是可以隨時組織無限人群。近年,影響香港政治最大的網路力量是高登討論區與Facebook,不少政治運動是由這兩個網路群體發起。

其中高登討論區是支持香港本土力量的重要陣地,發起多次反大陸人的抗爭活動。又透過二次創作,改圖片、改編歌曲例如《核突支那Style》與《蝗蟲天下》,分別有181,772與1,360,928的觀看次數,是一股嫌惡「一國」意圖形態的強大勢力。

也有很多人也利用Facebook資訊傳播廣泛快捷的特質,不少政治立場鮮明的網路媒體創立後與Facebook掛勾,使資訊等到廣泛流佈,香港獨立媒體網(176,691讚好),House News 主場新聞(248,712讚好),又有只活躍於Facebook的香港人主場專頁(13,449讚好),在網絡得到注視。

網路力量彈性而且不時幽默輕鬆的表達手法,促使政治關注日漸普及,市民亦敢於在網路上表現意見,亦會把網路上的所見所聞帶到日常生活討論,使近年間政治甚至成為了潮流的熱題。而最終,這些網絡力量又會影響到主流媒體的大論述,從而構成政治壓力。總而言之,網路力量是2000年代後的重要政治參與模式與力量。

二零一零年之後-香港命運未明

隨著港人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日漸失存疑,港人對「一國」的抗命越來越強烈,爭取2017的真普選成為了孤注一擲的抗爭,民間發動了各種大型的公民行動,包括公投與佔領中環等,亦出現了七一遊行留守人士被捕事件,政府與人民關係更惡化,各組織呼籲全香港市民對中央表明民主訴求。全國人大常委就香港普選連落三閘,否決真普選,更收緊提名門檻。學界,佔中以及其他社運組織反應強烈,呼籲香港人「全民抗命」,香港可能發生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行動……

此文編於2014年9月5日,香港的歷史,就由我們寫下去了。


參考資料

1.陳麗君:《香港人價值觀念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2.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
3.廣角鏡出版社編:《香港未來與繁榮問題》,(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5
4.香港遠東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香港遠東評論社,1982
5.雷競璇:《香港政治與政制初探》,(香港)商務印書館,1987
6.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天窗出版, 2011
7. 黃之鋒:《我不是英雄──黃之鋒政論集》,(香港)明窗出版社,2013
8. 維基百科:七一大遊行
9. 香港特區政府網頁:
2012年立法會選舉
2000年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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