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寶心裡苦,寶寶怎麼說?──關於「寶寶」,幾個你沒聽過的歷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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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麼的,「寶寶」近來在臺灣成了流行語,走到哪兒都有人寶寶個沒完。

其實網路世界裡莫名其妙紅起來的東西所在多有,忽然掀起一陣「寶寶熱」,似乎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先別管最近這股風潮是怎麼來的,若要追本溯源,「寶寶」二字,其實頗有一些故事可說。舉個例子:你有沒有想過「寶寶」這個疊詞,是怎麼跟小嬰兒扯上關係的?當三國時候的劉備捧著剛出生的阿斗時,他會不會也想叫兒子一聲「寶寶」呢?另外,古代那些沖齡登基的皇帝,是否也曾經想過要把聖旨的開頭,改成「奉天承運,本寶寶詔曰」呢?(嗯,應該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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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美國國會圖書館

故事其實沒有很長。

「寶寶」一詞的來由,晚明文人田藝蘅的《留青日札》說得相當清楚:

今人愛惜其子,每呼曰「寶寶」,蓋言如珍寶也。亦作「保保」,人以為保抱護持之義,殊不知「保保」者,元人尊重之稱。[1]

按照田藝蘅的說法:用「寶寶」來指代小朋友,大抵是明代開始的流行,其源頭則可追溯到前朝。蒙元時候的語言,「保保」表達的是一種「尊重之稱」。[2]到了中文裡面,這個詞逐漸被轉寫成了「寶寶」,推敲起來,大抵也是因為「寶」這個字,比較能夠傳達寶愛、貴重的意思吧。

換句話說,最早的「寶寶」,其實被寫作「保保」。《留青日札》並且提示了幾個歷史名人,包括了元末將領擴廓帖木兒(就是《倚天屠龍記》裡頭趙敏的哥哥),以及明朝的開國功臣李文忠──這兩個舞刀弄槍的傢伙,都有個可愛的小名,喚作「保保」。至於他們在戰場上跟對手叫陣的時候,會不會也霸氣地自稱「本保保」呢?嗯,我也不知道。

「保保」這個詞,在明代的文獻裡面,已經可以見到一些有趣的變化,比方說是「阿保」,或者李文忠的另個小名叫作「保兒」──其實我們現在要給人家取綽號,不也就是「阿呆」、「小明」、「豬豬兒」,幾個字變來變去麼?大抵是差不多的。

「保保」在明代漸漸過渡成了「寶寶」,不過,這個詞最初還不特指小孩子,而可以有一些別的用法。比方說,晚明文人金瑤的文集曾經提到:當時候的江南地方習俗,「子呼母曰『寶寶』」──換句話說,「寶寶」也可能反過來用,變成小孩叫喚媽媽的一種「愛辭」,一種親暱的稱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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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蘇漢臣,秋庭戲嬰圖

還有一種「寶寶」的用法,我們都很熟悉──小學時候的自然課,大家都得到文具店去買蠶寶寶,對吧?且不說臺灣的文具店到底為什麼會把蠶寶寶當成一種商品(還兼賣桑葉,我長大以後才驚覺這真是很有臺灣特色的一件事情),把蠶叫作「寶寶」,其實早在幾百年前的中國,就已是這麼回事了。

中國南方的浙江,歷來是蠶絲的生產重地。而清代出身浙江的一些文人,都曾在他們的著作裡面明確提到:當時候的民間養蠶人家,「呼蠶為『寶寶』」

蠶跟寶寶什麼關係呢?其實更早一點,人們管蠶叫作「春寶」,這是因為春天時候蠶隻的產繭量大,給養蠶的人帶來很好的收益。另外也有一些人,把夏天結繭的蠶稱作「夏寶」。無論如何,蟲子既然能換銀子,自然都被看作是可貴的「寶寶」,得捧在手心裡,仔細照顧了。[4]

更後來的時代,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孩子以「寶寶」為名,出現在史冊當中。例如:晚清文獻《黑龍江外紀》裡的一個故事,說清嘉慶時候有個被流放到東北的讀書人叫龔光瓚,小老婆給他生了個兒子,小名就叫作「寶寶」。

龔寶寶是個異常聰明的神童,年紀不滿九歲,便已讀懂了許多書。當時的黑龍江將軍非常喜歡他,時常叫手底下的人把他接到府邸裡來,講解一部漢文經典(將軍是滿人,請個小神童來給他當漢文家教,也是挺合理的)。

不過有一天,龔寶寶忽然問了個奇怪的問題,把將軍給難住了。他說啊:世人常常把天空跟大地比喻為父親跟母親。一天一地,一父一母,說起來也是很合理的事情。不過,身為妾生子的我,卻有一個爸爸,兩個媽媽。這就好像是頭上有一片天空,腳下卻有兩塊大地一樣。我的大地,怎麼會比天空還要多呢?

這……真是大哉斯問。皺著眉頭的將軍胡亂想了一個答案,勉強搪塞過去,龔寶寶也只能隨口應和。但是,龔寶寶似乎始終也沒能為這個糾纏在心底的謎題,求得滿意的解答。九歲那年,他的生命便也在這樣的陰鬱之中,走向了終點。[5]

龔寶寶的迷惑是怎麼發生的?在兩個母親之間,他是否曾經遭遇什麼樣的孝道或倫理難題?其實即便有,在那樣一個時代,他大概也沒法對自己的尊長與家庭表示什麼意見。「寶寶心裡苦,寶寶不能說」──對於龔寶寶而言,那或許真會是一種貼切的寫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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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ebe Aguilera’s flickr

「寶寶」一詞的流行,不光發生在今天的臺灣,也曾得見於百年前的中國。晚清與民國的報刊當中,我們可以見到大量以「寶寶」為名的市井小民。比方說吧,1886年的上海《申報》就有一則新聞,說是「八舖地甲金寶寶,拘獲棍徒張寶寶」──翻成白話文,就是某個叫「金寶寶」的里長,逮住了一個叫「張寶寶」的惡棍,這真可說是兩個寶寶的狹路相逢了。[6]

同個時代,《申報》所記載的大小事,四處都能見到喚作「寶寶」的涉案關係人(但不一定是本名)。叫王寶寶的流氓、叫楊寶寶的車夫、叫沈寶寶的小妾……說那時的上海是「遍地寶寶」,大概也不算太誇張吧。

古早時代,小老百姓的取名不如現在這般人人慎重,類似「寶寶」一樣簡單好記又意義美善的名號,很容易成為流行(也就是所謂的「菜市場名」了)。而這樣的流行,其實也發生在風月場所。晚清以至民國的文獻裡面,你可以找到超級多的青樓名妓,都以「寶寶」為名。

我們看大家都很熟悉的劉鶚《老殘遊記》,其中一回說到老殘夢遊陰曹地府,竟找到一家可以召妓的酒樓。老殘翻開酒樓的花名冊。只見那冊子上,寫的「既不是北方的金桂玉蘭,又不是南方的寶寶媛媛」,反而全是一些良家婦女的名姓──先別管後來的故事怎麼發展,這裡的重點是:「寶寶」、「媛媛」合起來,被劉鶚當成了南方煙花女子的代名詞。顯然,這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南方,有多不勝數的青樓女子,都選用了這兩個名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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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風月畫報》上以寶寶為名的青樓女子。

拜日漸發達的報業與照相術所賜,清末民初,你可以見到一大票以「寶寶」為名的妓女所留下的身影。那個時代,知名的妓女就像明星,廣受群眾矚目。她們的「小像」被刊發在各類報刊與廣告當中,相片裡的時髦打扮竟能引領社會的時尚風潮。小報裡多不勝數的冶遊錄充斥著青樓群芳的八卦軼事,文人雅士競相使用各種乏味的套語,在排行榜(所謂「花榜」)上歌詠名妓的風姿,品評其等第。

書寫妓女的男人們,多半只在乎妓女的「艷史」、「情史」或風流韻事,越是聳人聽聞、腥羶色,越好。清末皇族載旉與南妓蘇寶寶、洪寶寶相好的傳聞轟動一時,上海名妓花寶寶則先後成為革命黨人王金發、直系軍閥曹錕的寵妾。但所有這些「寶寶」的名字,都只是歷史的旁綴,是大人物的花邊新聞。至於新聞過後,她們究竟去了哪裡,故事該怎麼寫下去,總沒什麼人會在乎。[8]

寶寶心裡苦,寶寶對誰說?在流言蜚語的背面,這群以寶寶為名的女人,或許從來不曾有過一個機會,向歷史傾訴他們自己的故事。

同樣在民國初年,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寶寶」,亦已廣泛出現在報章雜誌上頭。比方說是以「寶寶」健康為訴求的商品廣告,或者知名人物的親生「寶寶」照片也會被當成新聞刊載。而大致隨著 1949 年的逃難潮,「寶寶」這個越來越常見於近代中國媒體裡的字眼,也被帶進了後來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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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候《申報》與《良友畫報》上的「寶寶」。包括了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桂格麥片、克寧奶粉、高露潔爽身粉,都在廣告裡面強調「寶寶」。左上圖則是名人溫萬慶的兒子,當時候社會賢達的「寶寶」照片,也常常出現在報紙版面上頭。

故事差不多要說完了。

而若按著這整個故事的脈絡來看,今天你在電視上看到的天線「寶寶」,以及穿著紙尿褲的滿意「寶寶」,其實都可以往前追溯到蒙元時候的歷史裡去。人類的語言裡面,每一個字、詞,都有它演化的線索。不合時宜的流行語可能會逐漸死去,老掉牙的「寶寶」,也可能被賦予新的意義,並且忽然成為一種奇妙的流行。

若把時間拉長來看,「寶寶」的意涵,在這幾百年間其實曾經發生過許許多多的變化(據說英文裡的『baby』,原來也不指小孩而言),它一度可以指代母親,一度是普遍的姓名字號。而今天的「寶寶」,又成了一個頗有戲謔意味的代詞。

數十年後,中文裡的「寶寶」,還將衍生出什麼奇怪的意思呢?

延伸閱讀:

  • 若你對一字一詞的歷史變化有進一步的興趣,推薦閱讀楊聯陞,《中國文化中「報」、「保」、「包」之意義》。
  • 關於清末民初的中國妓女群體,可以讀劉慧英編著,《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國女性》(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第2章。

附註:

[1] 參見[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15,〈寶寶、保保〉條。

[2] 不過,田藝蘅是否能很好的理解蒙語呢?他對「保保」的解釋準確嗎?王保保以「保保」為小名,也能說是所謂「尊重之稱」嗎?或許都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3] 參見[明]金瑤,《金栗齋文集》,卷7,〈汪氏節婦傳〉。

[4] 關於「呼蠶為『寶寶』」,參見[清]鄭世元,《耕餘居士詩集》,卷17,〈先吾集‧養蠶詞〉。關於「春寶」、「夏寶」,參見[清]高銓,《蠶桑輯要》,卷上,〈蠶房條〉。

[5] 參見[清]西清,《黑龍江外記》,卷7。

[6] 參見《申報》,1886年03月30日,第3版,〈限交地棍〉。

[7] 參見[清]劉鶚,《老殘遊記》,續集遺稿第9回。同樣說到南方妓女多「寶寶、媛媛」,可參見[清]李寳嘉,《官場現形記》,卷34。這個段落,一個來自上海「西薈芳」的妓女叫「花媛媛」,另一個來自「百花底」的妓女則叫「周寶寶」。

[8] 研究19-20世紀上海妓女的法國學者安克強,比較敏銳地注意到中國文人的妓女書寫,「並非是真正的傳記……它們不僅反映了作者的主觀看法,而且更主要的反映了高級妓女與顧客之間保持的那種關係的表象」。參見氏著,《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