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看見台灣,從台灣看見世界──另一種思考課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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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若凡(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曾任國會助理)

對歷史科教育的想法

 

一直想寫點關於課綱的想法,但始終沒有力氣寫。今天看到一些報導,剛好改完初版的writing sample,覺得好像該整理自己對課綱的意見。

2012年我剛畢業,進入立法院工作。工作後約半年,我注意到歷史科課綱內部流程的一些爭議,包括具體的史實的改變,用字遣詞史觀的調整,那時候我拿了兩份課綱的比對表,問法案組長說我們要不要管這件事,雖然尚未浮上檯面。法案組長說,有時候,小事也是大事,叫我記著,陸續調閱資料。

後來,程序發生了爭議,我打給一位熟識的任職朋友,他的電話裏頭盡是那種電波干擾的雜音,我想國會的朋友應該都很清楚這種雜音代表的意義。假日收到一個緊急訊息,希望寫一個臨時提案,但寫完了,離職了,這件事情至今仍未落幕。

表面上看起來,程序是爭執的主因,但背後,政治力以及對於史觀的角逐才是重點。然而,我始終認為,反對課綱的論述太過單一,對於程序的討論,政治力的討論,反而都淹沒了最後我們應該深思的一個重點-到底我們學歷史是為了什麼?我們為何學歷史?

我不是不能理解朋友們,包括助理朋友們的努力,我認為那是重要的,程序本來就不正義,史實的扭曲也應該要守衛。但我始終覺得,我們對歷史的討論並沒有世代交替,我們這一代,仍舊捲入了上一代的戰爭中。

同心圓史觀背後的邏輯

2007年到2012年,我在一所另類中學做研究。這所另類中學相當特殊,所有的課程都是從小型的課堂開始實驗,然後才逐漸累積出結構,也就是所謂的課綱。這所中學當然也有台灣史和國別史,甚至是世界史,不過,順序很有趣,高中才開始修台灣史。

這個順序顛覆了我過去對同心圓史綱的想像,同心圓史綱的預設是,我們先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地方後,才去理解世界,理解其他的國家。但在訪談過程中,一位教師跟我說:「實驗過程發現,青少年要到高中才開始對自己的土地產生興趣,反而,小學和國中都對較為遙遠的世界的故事有所好奇。」

過往,同心圓史觀是從自己往外發散,但訪談顛覆了我的想法,他們認為歷史反而是由外而內,先看見世界,最後才回到自己。而我認為,同心圓史觀其實是一種大陸史觀衍生的產物,先理解核心從而邊陲。但我們其實是座海島,我們認識自己的方式,其實是從海洋開始的。

其實我認為,歷史科教育教導學生的,真的不是那一套內容和細節,而是「如何編排歷史」背後那一套看待歷史的預設。我們教給學生以國家來區隔你我的歷史,以台灣/中國的二分來認識自己的歷史,我們將世界史區隔於台灣史,世界史就是他國的歷史,和我們沒有關係。

在這樣的教育下,我們認識自己的方式也是如此。國外是國外,台灣是台灣。我們養成了一套用自己的視角,去脈絡化的套用在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件,閱讀新聞或國外媒體。

我常常在思考,假若是我們這一代來思考歷史,台灣史和中國史的比例還會是問題嗎?課綱的微調還成不成問題,需不需要花這麼大的代價,去反對一個倒退的過程,倒退的論述,甚至是,倒退的看待自己的方式。(當然,這就牽涉到什麼是進步了)

"1660 engraving Scenographia Systematis Copernicani" by Unknown - The Science Book (Weidenfield & Nicholson, 2003).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1660 engraving Scenographia Systematis Copernicani” by Unknown – The Science Book (Weidenfield & Nicholson, 2003).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編輯聊到一件事。那時候我們在聊,台灣社會學家的世代差異。我常常在思考,假如自己還是想當一個社會學家,要當一個怎樣的社會學家。在上上個世代,我們面臨的是知識基礎不足的問題,一批從西方回來的學者,開始逐漸耕耘台灣社會學的基本教學。上個世代,約莫五十到六十歲的這批學者,他們在思考的是本土化的問題。長期以來認識中國,缺乏自我認知的反動,讓他們開始倡議本土,尤其是概念的本土化。

但,這樣的方式也有一個盲點,就是過度的著墨於自己的經驗,而忽略了跟外部世界的連結。用概念的本土化來試圖改變西方的霸權,我認為也只是用自己突出的概念,貢獻於西方的問題而已。問問題的方式沒有改變,答案改變了,也沒有用。

三十尾到五十歲的這一批社會學家,他們的做法則有別於上一個世代。他們專精於各個次領域,深入挖掘次領域裏頭更細緻的社會事實之間的連結。但他們恰好面臨了高教崩毀的浪潮,在國外來自台灣的研究,常常被locate為區域的研究,而我們這些苦海求生存,仍舊沒有放棄學術的研究生們,也只好接受了自我定位於東亞和區域。

局限於區域研究的框架,讓台灣的問題,只能在特定的區域內和他國比較。於是,我們和日本比較,我們和韓國比較,我們比較的基準點只有東亞。那其他小國呢,瑞士呢,東南亞的島國呢?美國的學術建構,變成了我們這個社會,尋求其他參照點的比較框架。去年北美社會年會,我其實就感覺到了這樣的困境。困境在於,自我定位為區域研究,不只對話的學者相當小眾,你也只能在東亞的問題中,問出自己的問題,最後,你的問題意識仍舊被中國所吞噬。

但對我來說,我們這一代想做的,不再是把西方帶回來,也不再是自我探詢的本土化,而是用台灣的問題,去攪動世界的問題。我們應該努力跨越學科的邊界,和各個學門合作,然後用合作,把台灣出發的問題意識,重新放回國外的學術討論中。

在社會學研究的過程,我常常被問,也常常問自己,為什麼要把時間的分析帶回來。社會學研究中,時間大部分是背景,只有少數成為分析的核心。時間是史學的專長,但台灣的歷史學家卻不常問自己,人為什麼要學歷史,探詢時間和社會變遷成了史學視為理所當然的預設,所以他們不會問自己,為什麼要把時間帶回來。而這樣的預設,其實常常反映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頭。

但其實,假若我們再往未來走一點,你會發現,一零七年的課綱,因應十二年國教,在教科書和教學內容甚至是結構上,都有基本原則的調整。這個基本原則的調整,是改變過去標準化和一致化的知識教學,加入了許多客製化的彈性。未來,標準化的歷史不再是重點,重點在於,課綱如何能夠適應,連結大多數年輕世代的生活。在這樣的邏輯下,爭論課綱的抗日,抗戰,真的有意義嗎?還是或許,在即將彈性為客製化調整的課程下,這些問題早已消弭於無形。

那麼,回到台灣史課綱的微調,是不是可以用別種方式和預設去思考。不是正確的史觀長什麼樣子,而是我們如何把台灣史不再只是當成台灣史,而是把台灣的歷史,放入世界的歷史。改變歷史科看待歷史的邊界,改變學科政治的界線,同時也正在改變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想像第一課,是從世界看見台灣。最後一課,是從台灣看見世界。中間的各種各樣類型的歷史該怎麼編排,又怎麼串聯,怎麼比較,社會史跟經濟史,人文史跟科學史,甚至是人口的變遷如何相互呼應。這樣子的歷史課,豈不是比起純論中國史,台灣史的配比,甚至是爭論史觀本身的意涵,要來的精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