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起雲湧到失語噤聲:二二八事件如何改變了臺灣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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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前後,臺灣知識份子,原本熱中於辦報或擔任專職記者、編輯工作的文化人,受二二八事件影響,被迫脫離文化傳播戰場,使得日治時期因文化啟蒙,以及在抗日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文人批判精神與傳統,遭到斷裂、重挫、壓抑或出走,臺灣人更進而失去了文學、文化傳播的主導權。

臺灣在日本統治初期,雖無報禁,但採特許制,且實行事前檢查;當時臺灣只有三家報紙,其後增為六家,其中由臺灣人創辦的《臺灣民報》系列,在文化啟蒙運動展開之後,成為臺灣人抗日鬥爭的重要思想傳播工具。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節節敗戰,因物資與言論的管制,日本總督安藤利吉於當年3月將全臺六家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原為《臺灣新民報》,臺北)、《臺灣新聞》(臺中)、《臺灣日報》(臺南)、《高雄新報》(高雄)及《東臺灣新報》(花蓮港) 合併為一家,名為《臺灣新報》,日出八開一大張。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新報》由國民政府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

戰後初期,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一度解除日本殖民時期的報禁,臺灣人當時仍承襲日治時期文化啟蒙運動的精神,紛紛重操文人辦報的特質,使得報紙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

時任《台灣新生報》記者的吳濁流,敘述當時的經驗說:「二二八事件發生以前的報紙確實是自由的,言論方面絕不比文明國家差。當時的新聞記者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

當戰爭結束時,臺灣的知識份子咸認為被解放,從此思想、文化和自由不受壓迫、控制,可以施展多年來的抱負,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尚未正式成立的「真空時段」,將近七十天之間,文化活動已經迫不及待起步。

臺灣文學家楊逵的《一陽週報》(日治時期即已創刊),亟思以文化生活改善社會以及重整文學工作;接著《民報》、《台灣新生報》、蘇新主編的《政經報》、黃金穗等人的《新新》等相繼創刊;越一年,《人民導報》、《臺灣民聲報》、《臺灣文化》等創刊,龍瑛宗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主編,而《臺灣月刊》的發刊日就是日文廢止令生效之日(1947年10月25日)。民間報紙、雜誌蓬勃發展,展現前所未有的盛況。

《人民導報》對政府缺失的監督一向不遺餘力
《人民導報》對政府缺失的監督一向不遺餘力。

《民報》戰後第一份創刊的報紙

戰後的三個月間(至11月止),臺灣省內經內政部核准登記的報紙(日刊),包括《台灣新生報》(發行人李萬居)、《民報》(發行人吳春霖)、《人民導報》 (發行人鄭明祿)、《大明報》(發行人艾璐生)、《藝華》(發行人黃宗葵)、《臺灣日報》(發行人張兆煥)、《國是日報》(發行人林紫貴)、《大同日報》(發行人任先志),前述均以臺北為發行地;另外還有《中華民報》(發行人卓輝,臺中)、《自強報》(發行人周莊伯,基隆)、《東臺日報》(發行人吳萬恭,花蓮) 。

1946年3月至9月,僅臺北一處,即有八家新報,包括由日治末期素有「臺灣人民唯一喉舌」之稱的《興南新聞》人員參與促成的《民報》,於1945年10月10日創刊,成為戰後第一份創刊的報紙,比《台灣新生報》(10月25日創刊)還早。於是,《民報》脫穎而出,與當時最大報,也是官報的《台灣新生報》分庭抗禮,且兼發行日、晚刊,其銷售數字為各報之冠。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臺灣已登記的報刊共二十八家,其中日報十七家,三日刊二家,五日刊二家,週刊三家,旬刊四家;根據當時留臺日人調查,1946年至1947年臺灣長官公署治臺期間,臺灣的報刊總計有六十種,包括日報:《台灣新生報》、《中華日報》、《民報》、《人民導報》、《臺灣日報》、《大同日報》、《中華民報》、《和平日報》、《東臺日報》、《工商日報》;晚報:《自由日報》、《大明報》、《自強報》、《國是日報》;通訊社:《臺灣民報》、《寰宇》;三日刊:《光復新聞》、《興臺新聞》、《商工經濟新聞》;五日刊:《竹聲》;週刊:《現代周刊》、《中國時報》、《明潭》、《諍友報》、《臺光報》、《國語週刊》、《民聲報》、《遠東時報》、《光天訊報》、《經濟週刊》、《新力周刊》、《大華民報》、《大新報》、《臺灣公論》;旬刊:《自強》、《民主報》、《東寧新報》;半月刊:《正氣》、《臺灣雜誌》、《政經報》、《心聲報》、《董風》;月刊:《臺灣之聲》、《海疆》、《臺灣警察》、《臺育》、《教會公報》、《前鋒月報》、《中華月報》、《時潮》、《藝萃》、《新青年》、《新新大同》、《新風》;此外還有《臺灣畫報》、《新臺灣畫報》、《臺灣美術》、《臺灣國醫藥報》、《兒童教育刊》等。

但是,隨著新來的陳儀政府及其帶來的風氣,以及經濟民生各方面都呈現敗壞逆退的現象,戰後較自由的言論空間,自然會反映當時的社會敗壞及逆退現象,特別是富批判精神的民間報刊言論,批判猶甚。由民間資金創辦的《民報》、1946年元旦創刊的《人民導報》,以及隸屬軍方的報紙《和平日報》,都是甚具批判力的報紙。

《民報》發行人吳春霖、社長林茂生、總主筆陳旺成、總編輯許乃昌、編輯吳濁流、經理部長林佛樹。他們在日治時期,大多曾在《臺灣新民報》任職,或是參與過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等社會運動團體。

許乃昌,日本大學畢業,是20年代的左翼青年,後來曾任《興南新聞》支局長。陳旺成,日本時代是臺灣文化協會會員、臺灣民眾黨中常委,曾因抗日活動遭日警逮捕,入獄二百餘日,是一名民族運動鬥士。社長林茂生只是掛名,很少露臉。從組成成員來看,《民報》是一份具有濃厚民間本土色彩的報紙,並且延續日治時期《臺灣新民報》、《興南新聞》的言論傳統,以批判政府為職志。

《民報》本著為民喉舌的精神,嚴厲批判、針砭時政,當時雖未受到長官公署的嚴重干預,但是看在官方人物眼中,卻視該報為濫用新聞自由,等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民報》即遭到整肅,被迫停業,結束它短暫的生命。《民報》創刊初期缺乏經濟基礎,是個沒什麼資金的報社,發行量只有四、五千份,加上通貨膨脹,從記者到職工待遇極差,但是大家都能同心協力,沒有人抱怨;因其言論方向與官報《台灣新生報》相左,受到民眾歡迎,尤其是陳旺成所寫的社論和短評,筆觸敏銳,力透紙背,叫好又叫座。

《被出賣的臺灣》一書中,稱許《民報》為人民講話的特點:「在日本投降的幾個禮拜後,島上計有十家報紙問世,過去的《臺灣新報》被政府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成為政府的喉舌,但銷路突然由十七萬份降至五萬六千份,或三分之一;與它對立的《民報》,很快成為為臺灣人民利益奮鬥的十字軍。」

《人民導報》對政府缺失的監督一向不遺餘力
《人民導報》對政府缺失的監督一向不遺餘力

《人民導報》創刊於1946年1月1日,言論與《民報》十分接近,對指責政府缺失一向不遺餘力,同樣在二二八事件後遭受政府「秋後算帳」,報社被查封,人員被逮捕或槍決,下場淒慘。《人民導報》創辦人包括宋斐如、蘇新、白克、馬銳籌、夏邦俊、鄭明祿、謝爽秋等人;鄭明祿任發行人,宋斐如擔任社長,白克為總編輯;3月,白克辭去職位,改由蘇新接任;後來因長官公署施壓再度改組,宋辭去社長職務,由王添灯接任。他們有的是日治時期從事政治、社會運動者,有的先前就參與報社等媒體工作。

宋斐如與白克均參與國民政府接收臺灣的準備工作,宋氏來臺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白克則因為曾經從事電影工作,來臺後擔任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專員,負責接收日本在臺的電影事業。馬銳籌、夏邦俊、謝爽秋都為中國大陸的報業人士,其中馬與謝是來臺採訪臺灣「光復」新聞;馬氏後來兼任《大明報》總編輯,謝是《和平日報》特派員。蘇新與鄭明祿則是日治時期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積極份子。

除了辦報之外,《人民導報》也出版叢書,並興辦業餘專修學校,從事興校與社會教育工作;為了方便民眾學習,1946年3月13日,《人民導報》發出「人民導報附設業餘專修學校招生廣告」,分別招收高、中、初級班學生。

《和平日報》的前身是中國大陸的《掃蕩報》,由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剿匪宣傳處於1931年春天,在江西南昌成立;初為旬刊,供官兵閱讀,同年遷武漢,1932年6月改為日報,1945年11月12日更名為《和平日報》。1946年5月5日,該報在臺中成立《和平日報》臺灣版,李上根任發行人兼社長,主編(總編輯)陳洗、編輯主任周夢江、經理樓憲(尹庚)、主筆王思翔、日文版編輯楊克煌(謝雪紅的革命密友)。

《和平日報》臺灣版是大陸《和平日報》的臺灣分支機構,直屬國防部宣傳處,但實際上並未得到國防部的支持,雖被劃為軍報,但與軍方高層關係並不密切。該報陣容,除總編輯陳洗、採訪課長丁文治(原為上海《僑聲報》駐臺記者)、廣告課長薛維城、日文版總編輯施英梧等外,林獻堂、張信義、楊逵、葉榮鐘、謝雪紅等都被聘為特約撰述。

社長李上根明辨是非、不畏權勢;主筆王思翔筆鋒銳利,所以儘管性質上屬於軍報系統,但因有左翼謝雪紅、楊克煌等參與,新聞與言論頗為激烈,比一般民營報紙還要大膽,經常有批判大官貪污的新聞與評論,言人所不敢言。

《和平日報》雖被劃為軍報,但與軍方高層關係並不密切。
《和平日報》雖被劃為軍報,但與軍方高層關係並不密切。

媒體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

戰後媒體對於政府及社會現狀作了忠實的批判報導,因此幾乎各種官方調查報告或研究者都認為,媒體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事變發生時奉命來臺查辦的閩臺監察使楊亮功在調查報告中指出:言論不當的影響是事變原因之一,他並認為變亂擴大的重大原因之一是廣播無線電台為暴民控制。

時任中央社駐臺特派員的葉明勳,以及時任國民黨臺灣直屬黨部執委的丘念台,也都站在統治者立場,怪罪起當時的民間言論是「社會禍亂的根源」、「濫用言論自由」;葉明勳在「二二八事件」四十五週年感言中說:戰後民間報紙言論的自由,政府很少加以限制,於是,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建設性的,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這種潛在的因素,也就成為誤導「二二八風暴」的激盪力量了。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等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學者,也延續這種看法,認為:「導致臺灣人對政府不滿的眾多因素之一,是媒體所引起的作用。陳儀深信孫文學說,以漸進的方式使中國民主化,因此之故,他不但實施了1946年4月的選舉,也給了新聞界無限制的自由。」

陳儀固然對臺灣戰後的言論自由較為尊重,但事實上,這可能也與當時長官公署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雙方,對臺灣方面的言論主導權不合有關。

其原因肇始於日治時期《臺灣新報》(即《台灣新生報》)的接收工作。《臺灣新報》的接收過程,一開始並不順遂,當時陳儀長官對《臺灣新報》的接收,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想法有所衝突;中宣部希望臺灣光復後能接收《臺灣新報》的器材設備,創辦臺灣《中央日報》,作為黨的喉舌,但長官公署不同意。

時任宣傳委員會祕書的沈雲龍對《臺灣新報》接收過程有以下的描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於接收《臺灣民報》(按應為《臺灣新報》)後,長官公署改為《台灣新生報》,並聘請青年黨人李萬居為社長,至感不滿,乃以臺灣須辦黨報為由,強令分與《台灣新生報》的印刷機器之一半,命特派員盧冠群籌備《中華日報》,陳則以該報須設在臺南為條件,免在臺北與《新生報》發生衝突,最後雙方勉強接受,打開僵局。」

僵局是打開了,但是國民黨中宣部對陳儀未支持中宣部政策,已有所不滿;《中華日報》創報社長,也是中宣部特派員盧冠群回憶說:

「回想兩年前創刊的時候,真是使人有些寒心,當初我們接收了一些殘缺不全的機器,和一棟站在室內可以仰望天空的屋子,在臺南荒涼的瓦礫堆裡開始發行,這種寒傖無助的情景是不難想見。……,而員工的生活更是困苦,待遇連長官公署的一半都不到……。」

沈雲龍也曾談到,陳儀對媒體積極掌握,讓中央對其有所不滿,在中央黨政與人際關係亦極不圓通,甚至不惜與中央對抗,嫉之者還以「臺灣國王」稱之,且因此對省政造成影響。

陳儀除了在媒體接收與國民黨鬧得不太愉快之外,他大量進用青年黨人也引發了後遺症;當時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委夏濤聲、祕書沈雲龍、《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朱文伯等重要宣傳幹部,都是青年黨人。

時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李翼中,對陳儀長官公署主控下的宣傳機器為「異黨操縱宣傳」、「宣傳授人以柄」相當有意見,直指:「公署之宣傳委員會,即為政府之宣傳神經中樞,竟付青年黨夏濤聲。」他也質疑陳儀:李萬居為青年黨員,「新生報為政府喉舌,李氏能勝任否?」。這樣的政治氛圍,使得李萬居於二二八事變之後險些遭到逮捕,也注定後來他在《台灣新生報》地位被架空的命運。

戰後初期臺灣言論自由並未明顯受到長官公署壓制,言論自由空間也比以往擴大,但並不足以說明臺灣當時的言論自由毫無受到干預。

大體而言,戰後臺灣的言論,受到中央宣傳部轄下的國民黨省黨部的壓力比較多,時任主任委員的李翼中,對當時的報刊言論相當不以為然,他舉《人民導報》及《臺灣評論》為例指出,「均為同志所創辦,而反為異黨操縱,迭予嚴切糾正,終不能改」。

李翼中並批判說:「《人民導報》初為宋斐如所辦,宋氏任公署教育處副處長,藉《導報》為不利於處長范壽康之報導,為陳儀不滿卸職,《臺灣評論》亦改組,由王添灯主辦,之後報導諸多歪曲事實,不利於政府;《人民導報》為憲政協進會主辦,發行人為林忠,其總編輯為李純青,臺灣人,《大公報》記者,實為共產黨員,反動言論連篇累牘,不勝駭然。

而《新生報》雖為政府所辦,然其社長為青年黨李萬居;《大明報》為林子畏創辦,實為民主同盟之喉舌;陳旺成之《民報》、林宗賢之《中外日報》,純為地方主義色彩。堪稱為言論正確者,僅《中華》、《和平》、《臺灣重建》數報而已。」

李翼中的不滿也反應在實際作為上,如《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被迫在省教育處副處長與社長的兼職中選擇其中一項,雖是陳儀的命令,但隨後要求撤換總編輯蘇新,由省黨部派人接任(事後,宋斐如辭去社長,由王添灯接任,隔一段時間總編輯蘇新也辭職),都是由省黨部出面關切;《自由報》也曾受到警總一次警告,一次停刊命令。

對當局提出異議與批判,是臺灣在抗日運動過程中所建立的傳統,戰後臺灣人發行的媒體刊物,也都延續了這種批判精神;臺灣的媒體不僅具有民主社會批判精神,而且使臺灣社會已經具有形成哈伯瑪斯市民社會中應具有的公共領域要素,但這樣蓬勃的言論市場與智識份子批判精神的發展良機,卻在二二八事件衝突中消失。總計二二八事件期間,除二家國民黨報紙外,其餘二十餘家皆遭禁刊。

經二二八事件打擊   輿論影響力轉弱

戰後,大部分在抗日運動中培養出來的媒體菁英,都在二二八大逮捕中消失殆盡。臺灣報業於戰後初期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臺灣籍的菁英份子及知識階層,原本沿襲日本殖民時期以辦報鼓吹、傳播思想及政治理念的傳統,然經二二八事件打擊、國民政府的政策強化,輿論的影響力漸漸轉弱、被操控。

臺灣的本土文人,甚至企業界人士,對於辦報及政治已產生一股冷漠及不安,「該事件的影響非常深巨,成為臺灣人的思想及社會轉向的分歧點」。

史學家張炎憲認為,二二八事件是二次大戰後影響臺灣最深遠的一次事件,至今很多的政治社會問題,仍然起源於這個事件;陳芳明也認為:「戰後臺灣社會內部的政治緊張與文化矛盾衝突,鑄造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已經變成臺灣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重要部份。」

這樣的深層結構,對戰後臺灣文壇及臺灣報業產生重大影響,因為表現符號由日文逐步轉移到中文,使得臺灣的論述弱化,中國的論述強化;其次,因為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及其後遺症,使得臺灣的菁英在遭到重挫之下,失去了媒介及文學╱文化傳播權力,先期來臺的大陸菁英從而取而代之,開始了延續自中國報業固有傳統的媒介運作,並掌握了文學、文化傳播的主導權。

「這兩種變化,及其因而引起的衝突,不僅對臺灣的作家,也對臺灣的社會帶來嚴酷的打擊,一個理性傳播的可能空間,在其後長期的威權統治年代中,顯然已被封閉。

臺籍知識菁英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大多噤聲膽寒,從此脫離言論出版界,二二八事件不僅嚴重挫傷了臺灣新聞界,它造成的政治恐怖,也切斷了歷史文化的傳承。

本文節錄自:呂東熹,《二二八記者劫》,臺北,玉山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