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豐美,是由無用累積而成:告別功利主義的哲學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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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諾丘.歐丁

哲學的角色,正是向人類揭示無用的用途,
或者,是讓人學習區分「有用」這個詞的兩個意思。
──皮耶.哈鐸(Pierre Hadot)

一般所謂「實用性」(utilité),把人文主義思想──或更廣泛的把所有無利可圖的知識──視為無用,但我想談的這種弔詭的「實用性」,和那毫不相干。

我選取這個詞更普遍但大不相同的意涵,是為了思考基本價值完全脫離實用目的的知識所涉及的實用觀念。事實上,有些知識的目的就是知識本身,也正因為它們的本質無求於、無利於並自外於一切務實和商業的考量,才能在人類的精神養成、文明與公民素質的提升等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

然而,講求利益的結果徹底摧毀了各個知識機構(學校、大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各個學科(人文的和科學的),這些機構和學科的價值原本應是為了知識而知識,應獨立於任何生產直接效益、實際利潤的能力。

當然,博物館或考古遺址也經常吸取可觀的利益,但它們的存在與否──和某些人試圖說服我們的相反──並不是由它們的總收入來決定的:一座博物館或一處考古工作的發掘現場,就像一間檔案館或圖書館,它們的生命,是社會群體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死守的寶藏。這是為什麼在經濟危機時也不該胡作非為,無論危機如何蔓延,也不該任由樽節政策像壓路機般有系統的碾碎一切無用之物。

因此,無用知識的實用性,與主流的實用性完全對立。

主流的實用性為了單純經濟利益,正逐步扼殺過去的記憶、人文科學、古典語言、文化教育、研究自由、創造力、藝術、批判思考,甚至是文明的基本條件,而這些條件原本是人類一切活動的地平線。

盧梭早已說過:「古代的政治不斷談論品格與美德;我們的政治只談買賣和錢。」

無法增進利益之物因而被視為不必要的奢侈,被視為某種阻礙,或是有害的浪費時間。根據狄德羅(Diderot)的觀察,「所有不實用的東西都遭到鄙視」,因為「時間精準掌控,不容絲毫浪費於沉思冥想」。〔……〕

無用之用

事實上,關於不涉及利益的純粹思辨式科學,與單純的應用科學之間的差別,古代作者知之甚詳。亞里斯多德的思索,以及歐幾里得或阿基米德等偉大思想家的一些傳聞,也說明了這個差異。

然而,眼前我們面對的問題千奇百怪,我們的前景茫然。

不過,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必須強調讓某些價值得以存續的重要。這些價值無法藉由傳統的測量工具來加以衡量估算,無法從(qualitas)化約為(quantitas):我必須表明這些心力投注的基本特質是其回饋並不直接,更不能換算成金錢。

知識本身其實就足以阻擋功利主義和囤積財物成為超級強權的妄想。

的確,幾乎一切都可以買賣,從國會到法庭,從權力到勝利,每樣東西都有價格。

然而,學識是無價的,它要求支付的價格完全是另一回事。

即使開一張空白支票,也無法保證能夠獲得知識,只有個人的努力和不熄的熱情才能做到。如果屏除了強烈的內在動機,就算用金錢獲得頂尖名校的文憑,也無法帶來任何真正的知識,無法產生任何精神的質變。

不僅如此。知識也可從另一個角度挑戰市場法則。我不會因為和他人分享知識而變窮。我可以因為教某個學生相對論,或和他一起讀一頁蒙田而進入神奇的心智循環,在這過程中,施予者和接受者彼此都變得富有。

當然,在這個由經濟人(homo œconomicus)所統治的世界,要追究無用的實用性和實用的無用性並不容易。(有多少不必要的消費品,被哄抬成實用和不可或缺的東西?)

看著人類任由精神世界的荒蕪擴大,卻只在意金錢和權力的累積,令人難以忍受。透過電視或其他媒體,看著企業家靠著偷拐搶騙建立帝國,看著逍遙法外的政客公然侮辱國會,讓為他量身訂作的條款得以強行通過,看著這些人居然成為成功的新形象,令人難以忍受。看著男男女女瘋狂湧向利益的應許之地,因而對周遭的一切──大自然、物件、其他人類──無感,令人難以忍受。他們的眼睛盯著渴望達成的目標,他們無暇享受日常生活的細膩互動,未能發現生命中稍縱即逝的美:夕陽、星空、溫柔的吻、綻放的花朵、蝴蝶的飛舞、孩子的微笑──在最不起眼的平凡當中,往往存在最偉大的事物。

如同尤涅斯科精闢的見解,「如果我們無法理解無用的實用性及實用的無用性,就無法理解藝術」。比他更早幾年,岡倉天心關於茶道的一番敘述,就已透過一個男人摘花獻給同伴的簡單舉止,捕捉了人類高於動物的決定性瞬間:「當他察覺無用的妙用,他便進入了藝術的王國。」因為只有遠離計算和追趕,才有琢磨詩句的可能:於是,根據里爾克的說法,「身為藝術家,意謂著不計較、不計算,像飽含汁液的樹木般茁壯,並在春天的暴風雨中昂然挺立,毫不擔心可否等到夏日來臨」。

事實上,我們需要無用,就像我們需要空氣。再次引用尤涅斯科的話:「詩、想像與創作的需求,是如呼吸一般的基本需求。」正是在這些被視為多餘的活動裡,在活動所產生的皺褶處,我們才能獲得力量,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思考,為一個烏托邦的計畫去耕耘、去緩解──甚至消除──像鉛塊一樣重壓著我們良知的許多不義,以及許多椎心的不公。

特別是在經濟危機時刻,當功利主義宛如僅有的指南針,最可怖的利己主義彷彿是最後的指望,我們應當明白:如同精神分析學家米格.班薩雅戈(Miguel Benasayag)和傑哈.施密特(Gérard Schmit)所提醒的,「無用的實用性,就是生命、創造、愛和欲望的實用性」,因為「無用帶來對我們而言最有用的東西──那就是不抄捷徑、不趕時間的創造,讓我們越過社會所編造的幻影」。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二○一○年獲頒諾貝爾獎時也寫道:「沒有文學的世界,會是一個沒有欲望、沒有理想、毫不瀟灑的世界,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遭剝奪、無人的自動化世界。人本該具有跳脫自我、成為他人的能力,或是用我們的夢土為眾生賦予形象的能力」。此外,王爾德透過歐琳太太的台詞(「在現代生活裡,最重要的是要有餘裕」)所影射的,或許正是他「可有可無的」、無用的作家職業?

倘若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那就很難理解真正的歷史弔詭:野蠻肆虐橫行的時刻,正是狂熱分子不只塗炭生靈,更毀壞了圖書館和藝術品、古蹟和經典名作的時刻。可以說,這種毀滅性的憤怒是衝著我們視為無用的東西而來的。

排斥異己的主教德奧菲勒(Théophile)一聲令下,把異教徒的典籍丟進燃燒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大火裡;匈奴攻下洛陽後也把宮殿的藏書毀了;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放火燒掉了多少異端的書籍;納粹在柏林一手導演了多少場頹廢作品的火刑;阿富汗的塔利班將宏偉的巴米揚(Bâmiyân)大佛夷為平地;我們還可以加上飽受聖戰組織迫害的薩赫勒(Sahel)圖書館,以及廷巴克圖(Tombouctou)的阿法魯克(Alfarouk)塑像。這些傑作是如此無用、無害、無聲又無辜,但它們的存在卻被視為威脅。

Sunset over Palmyra from the Qala'at ibn Maan castle, Syria
位於敘利亞境內的帕米拉遺址(Palmyra),距今已經有超過4000年的歷史,在1980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但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將帕米拉遺址視為異端,攻佔之後大肆破壞。敘利亞考古權威Khaled al-Asaad則為了保護帕米拉遺址,被伊斯蘭國斬首。此圖由Alessandra Kocman攝於2010年5月。

當人類汲汲營營追求財富,崇高便消失了,他從此跌落谷底。隆紀納(Pseudo-Longin)的論著《論崇高》(Du sulime)是至今最重要的古代文學批評著作之一,在書中最後幾頁他明確指出,羅馬的學術和雄辯之術走向衰落,在共和體制結束後不再足以孕育偉大作家的原因在於:「是的,對於財富的愛,令我們所有人像生病一樣得不到飽足感,對於享樂的愛令我們成為奴隸⋯⋯對於金錢的愛是一種令人無力的病。」

自私自利的人受這些虛假的偶像操控,「不再往高處看」,任由「靈魂的高度」自行降格。道德衰敗至此,「我們每個人的一生最終被審判為墮落」,崇高早已失去它的地位,更別提隆紀納最後提醒我們的,崇高需要自由才得以存在:「自由提供食糧,讓偉大的精神長成思想,並且充滿希望。」

同樣的,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把知識和文明生活基本價值的毀滅歸咎於對金錢的愛。他在《論無限》(De immenso)裡寫道:「自從哲學各個學派開始為了獲利而提出觀點,智慧和正義便開始離棄人間⋯⋯根據這樣的預兆來看,一方面,宗教和哲學即將崩塌,另一方面,智者、君主和人民,將跟著城邦、王國和帝國一起化為塵土、廢墟,消失無形。」

不過,像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這樣「以精神生活優先」,為人文價值挺身而出的經典捍衛者,卻有如此恐怖的見證:「高雅的文化與光明的道德無法防範集體的野蠻」。的確,多少思想家和藝術家在恐怖的罪行之前冷漠以對,甚或在道德上成為獨裁者或體制犯罪的共謀!史坦納挑起的這個沉重的問題,令我想起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Les Villes invisibles)結尾的馬可波羅與忽必烈精采的對話。馬可波羅這位不知疲倦的旅人,察覺到大汗心裡的掛慮,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包圍著我們的地獄圖:

生靈的地獄,不是一個即將來臨的地方;如果真有一個地獄,它已經在這兒存在了,那是我們每天生活其間的地獄,是我們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獄。有兩種方法可以逃離,不再受苦痛折磨。對大多數人而言,第一種方法比較容易:接受地獄,成為它的一部分,直到你再也看不到它。第二種方法比較危險,而且需要時時戒慎憂慮:在地獄裡頭,尋找並學習辨認什麼人,以及什麼東西不是地獄,然後,讓它們繼續存活,給它們空間。

不過,究竟什麼能幫助我們理解那「在地獄裡頭」但又「不是地獄」的東西?卡爾維諾在他那本名為《為什麼讀經典》(Pourquoi lire les classiques)的文集裡,一方面認可「經典幫助我們瞭解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方」,同時又要我們提防「經典之所以必讀,是因為經典有某種用處」的想法。不過這並不妨礙他主張「閱讀經典總比不讀得好」。

因此我認為,若是在對抗這一切的同時,能夠持續相信不會帶來任何利益的經典、知識,以及培育無用之物的藝術,無論如何都能幫助我們「抵抗」,能為我們保留一線希望,讓我們隱約看見一條有光的路,讓我們能有尊嚴的走在上面。那總是比較好。

因為在諸多的不確定中,至少有件事是肯定的:如果我們任由無用和無價之物消失殆盡,如果我們只聽得見唯利是圖的海妖之歌,我們只會造就一個失憶的群體,只會集體脫軌,最後集體失去生命的意義和自身的現實感。那時,就很難奢望無知的智人homo sapiens)還能持續他理應扮演的角色:讓人類更人性⋯⋯

本書摘自漫遊者文化出版《無用之用:醞釀之必要,徒然之必要,歡迎來到無用時代》
作者簡介 
諾丘.歐丁(Nuccio Ordine)
歐丁曾出版多部關於喬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和文藝復興的著作,並被翻譯成九國語言(包括中文、日文和俄文),如:《驢子之迷》(Le mystère de l’âne, 2005)、《暗影的邊界》(Le seuil de l’ombre, 2003)、《喬達諾.布魯諾、龍薩與宗教》(Giordano Bruno, Ronsard et la religion, 2004)、《與知識相遇》(Le rendez-vous des savoirs, 2009)、《國王的三頂皇冠》(Trois couronnes pour un roi, 2011)。近期出版作品為《馬奎斯的肖像──重複與差異》(Les portraits d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La répétition et la différence, 2012)。此外,他與伊夫.赫桑(Yves Hersant)為美文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編輯了三套經典作品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