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乃自由之化身,文字乃思想之砲火──讀《書本也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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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看看,如果你是即將要上戰場的二戰美國士兵,你會帶上那些隨身物品?基本的武器裝備、彈藥、糧食等當然不在話下,除此之外,你可能還會需要什麼?像是一兩本可幫助你消磨時間、抒發感情,暫時從壓力解脫的書?。

書是人類社會中,最古老、主題最多元的文化產物之一。

隨著印刷技術進步、識字率提高等因素,書的流通範圍越來越廣,閱讀人口也日漸增加。在近現代社會,閱讀書本已經成了廣為世人接受的休閒及學習管道。

1930 年代開始,全球陷入另外一場世界大戰,原本想置身事外的美國在各種壓力下不得不投入戰爭。美國政府不久發現,軍人要的不只是充足武裝,還要有各式讀物。隨著戰局擴張,美國軍隊分布在歐洲、太平洋與非洲各地,因為軍人的需求,短短四年內至少有一億本以上的書在美國本土收集或印刷,再發送到世界各地。

無論就數量與散佈規模而言,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書本流動潮。茉莉‧戈波提爾‧曼寧(Molly Guptill Manning)所著的《書本也參戰:看一億四千萬本平裝書如何戰勝炮火,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When Books Went to War: The Stories that Helped Us Win World War II,以下簡稱《書本也參戰》)講述的便是這段鮮少人會注意到,卻又具有重要意涵的珍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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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重新定義戰爭的內涵,在此之後的戰爭,相當程度上都是「總體戰」(Total War)的延伸與變形。

這意味者,任何非武裝平民百姓無論自願與否,即便身處大後方,都以更直接的方式參與戰爭。他們同樣要躲避砲火攻擊,更需要為戰局盡一份心力,配合國家的物資控管,或是投身於兵工廠。對統治者而言,如果想要順利動員戰爭時期的國家,要管控的不只是資源與勞力,就連人民的士氣及意志也必須牢牢掌握,納粹德國的首領希特勒便相當善於此道。

書本也參戰》的故事開始於 1933 年的 3 月 10 日,在納粹鼓吹下,以大學生為主的德國民眾聚集柏林街頭,焚燒悖逆納粹理念的書本,例如猶太作家或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作品。不久後,在全德國各地,諸如此類的事件接連上演。透過這些焚書行動,以及隨後公布的禁書名單,納粹德國明示了該國政策之一,便是銷毀一切與之相左的言論。美國新聞媒體隨即注意到,納粹德國幾乎是不惜一切代價壓迫思想自由,並策畫極為偏激的思想戰,紛紛撰文強調其帶來的威脅性。

1933年,納粹在柏林的焚書運動。 來源:https://goo.gl/cF2rwY photo credit:Das Bundesarchiv (CC BY-SA 3.0 de)
1933年,納粹在柏林的焚書運動。來源:https://goo.gl/cF2rwY
photo credit:Das Bundesarchiv (CC BY-SA 3.0 de)

美國政府直到 1940 年才正視納粹德國帶來的威脅,但一開始顯然未準備就緒。

上千萬名役男在當時被徵招入伍,卻發現所有設備不是老舊不堪,就是樣樣不足(泰半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武器)。高度緊繃的軍事訓練加上惡劣環境,讓士兵的士氣低落,使訓練過程事倍功半。於是有人注意到,有必要為這些士兵提供書籍讀物,這樣他們才能排解空閒時間、暫時脫離現實,尋得心靈放鬆或情緒解脫。問題是,軍中圖書館的藏書量根本無法支應上千萬士兵的需求。隨著士兵逐漸派往前線,這些情況將更加嚴重。

1941 年起,「美國圖書館協會」發起募書運動,希望民眾捐獻藏書以解決眼下極為困窘的書荒。而另一方面,這些書籍也在這場戰爭中,具備非凡的象徵意義。參與這場運動的著名作家克里斯多福‧莫利(Christopher Morley)就在當時發表〈古騰堡演說〉,以優美的文字,烘托出這場戰爭、書籍及思想自由的密切關係。莫利說:

五百年前,一名德國工人有了一個新發想,他懷著崇敬之情,致力於人類文字的傳承,令人類的思想得以自由交流繁衍,並且得到收藏。現在,我們捲入了一場世界內戰,考驗著心智、文字的自由,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可永垂不朽。

納粹以禁書、焚書等手段壓迫言論自由時,募書運動所獲得的,不僅是士兵的娛樂工具,更是對抗納粹的武器。

換言之,書本的存在於二戰期間更幾乎變成思想、言論自由的同義詞。

克里斯多福‧莫利(Christopher Morley)。 來源:https://goo.gl/6VwaoB
克里斯多福‧莫利(Christopher Morley)。
來源:https://goo.gl/6VwaoB

本書提到一個案例,更突顯出書籍與自由的關聯。

隨著戰爭進行,書本來源也從民間團體募集,轉而由政府單位提供。1944 年,美國參議員羅彼特‧塔夫特(Robert A. Taft)提出一條法案,要求政府提供的書本都不應該涉及政治議題,以免影響總統選舉公平性。但是模糊不清的條文內容,反而讓印書工作處在相當尷尬的狀態,為避免違法,軍方寧可先將部份書本列入禁印清單。

民間對這條法案的反對聲浪越來越大,直指其違背了美國立國精神,就像當時的評論提到:「如果陸軍能讀些什麼得由副長官來決定的話,那我們乾脆加入納粹算了,還打什麼打。」最後迫於民間壓力,參議院不得不修改法條內容,大幅鬆綁限制。

募書運動在1943年的活動海報。 來源:http://goo.gl/8C9tyK
募書運動在1943年的活動海報。
來源:http://goo.gl/8C9tyK

討論二戰的書籍相當常見,即便如此,《書本也參戰》仍是相當特別的作品。

納粹對言論與思想自由的限制、美國的參戰理念,以及書本的發展史等,以「士兵對閱讀的需求」此一少見切入點融合在一起,並引述士兵們的親筆書信,生動呈現這段故事。不過同樣吸引人的是,本書也為自由主義在二戰時期的發展,留下深入淺出的描述。

英國著名哲學家彌爾(John Mill)在 1859 年,出版了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經典之作《論自由》(On Liberty)。彌爾認為,民主之下的多數決機制,不應該用來消滅社會中的多元性及異議份子。只要不威脅到社會與他人自由,每個人的思考與言論自由都應該被保障。如果社會接納多元,便能使良好有益的意見為人所知,即便是謬誤也能讓眾人擁有省思的機會,避免走上單一思考性的社會。

約翰‧彌爾(John Mill) 來源:https://goo.gl/ommJkG
約翰‧彌爾(John Mill)
來源:https://goo.gl/ommJkG

然而,對這項自由的尊重仍需要花費許多時間才能一步步建立起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一次重大考驗。《書本也參戰》沒有過多學術、抽象的論述,以書本為主題,熱情又動人地展現出眾人為了維護自由,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因為書本,多元性社會才能繼續為現代人所珍視。

同盟國最後戰勝了納粹極右派,但對書籍的限制,或是更精確來說,對自由的壓迫從未真正結束。在台灣,僅僅一、兩個世代以前的人,便難以享有隨興表達意見的自由,被迫生活在一個強大意識形態之下。《書本也參戰》的後記提到:

今天,柏林的倍倍爾廣場上建有一紀念物,用來紀念發生在 1933 年的焚書行動。…可惜我們沒有見到美國也出現類似的紀念物,紀念曾被收集和特別印製出來參與這場思想戰爭,並抗議焚書的無數書籍。或許此刻你手邊的這本書就可以作為紀念物吧。

這段話讓人不禁聯想,在台灣,每份出版品的誕生,都見證了眾人歷經抗爭後,好不容易得來的自由。雖鮮為人所注意,我們生活周遭的每份出版品,不都是最具代表性的紀念物?

紀念納粹焚書運動的柏林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 來源:https://goo.gl/pIfysP photo credit:Kemmi.1 (CC BY-SA 3.0 de)
紀念納粹焚書運動的柏林倍倍爾廣場(Bebelplatz)。
來源:https://goo.gl/pIfysP
photo credit:Kemmi.1 (CC BY-SA 3.0 de)

現在,我們當然不用像《書本也參戰》的主人翁一樣,必須經由戰爭去守護自由,難以親身體驗當時戰間期經歷的焦慮。不過如果能藉由本書發現在歷史上,閱讀的自由曾大受迫害,勢必會更珍惜現況,並對書本的價值與意義有更深層的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