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能帶來正義嗎?──義大利最重要的歷史學者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訪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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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我們對死者有義務」──義大利最重要的歷史學者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訪談(上)

"Carlo Ginzburg par Claude Truong-Ngoc mars 2013 (1)" by Claude TRUONG-NGOC -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rchive/0/06/20131010174604!Carlo_Ginzburg_par_Claude_Truong-Ngoc_mars_2013.jpg.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rlo_Ginzburg_par_Claude_Truong-Ngoc_mars_2013_(1).jpg#/media/File:Carlo_Ginzburg_par_Claude_Truong-Ngoc_mars_2013_(1).jpg
金茲伯格 “Carlo Ginzburg par Claude Truong-Ngoc mars 2013 (1)” by Claude TRUONG-NGOC –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rchive/0/06/20131010174604!Carlo_Ginzburg_par_Claude_Truong-Ngoc_mars_2013.jpg. Licensed under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即便金茲伯格的童年和教養過程都受到他父母激進政治活動的影響,他自己卻從來沒有參與過任何政治活動。儘管如此,打從《出神》出版十餘年以來,泛稱為政治性的議題已在他的作家生涯佔有一席之地。這個現象在他的《法官與史家》(Il giudice e la storico)中最為明顯。

這是關於金茲伯格一位多年親密好友的被起訴案,名叫亞德利安諾‧索夫利(Adriano Sofri)的義大利作家和激進派份子。1988年索夫利被控謀殺警察局長路易治‧卡拉布列希(Luigi Calabresi),被判以二十二年有期徒刑。

在金茲伯格的書中,他十分詳細地檢視索夫利案,並提出最基本的相關問題。他不只是質疑那些作為判決基礎的證人供述,同時也涉及到義大利司法體系的整體工作。

然而這本書對於近來歷史研究本質上的討論也有所貢獻,同時也仔細考慮了歷史學家和法官各自的角色,以及他們和真相與歷史之間的關係。金茲伯格在敘事方面的鑽研和對傳統歷史書寫的批判,已讓他的見解與後現代史學互有關聯,但這正是他極力反對的事情。

在一系列的文章中,他對歷史真相概念的辯護表現得十分激動,而對後現代史學理論的批判,則是驚人地嚴苛。

金茲伯格: 我發現我經常被歸類到我的「敵人」(enemies)陣營中。這顯現了歷史中的後現代主義整個討論是多麼被簡化。當然,歷史的書寫是一種「建構」(construction)。我們將那些經過長時間代代相傳留下的碎片過往兜攏在一起,就是為了建立一幅過去可信的圖像,但這幅圖像卻同樣是「再建構」的(reconstruction)。

就是這種內在張力—這兩種原則之間難以駕馭,且通常難以預測的互動—賦予歷史研究獨特的性質。然而,在爭辯的兩端,要同時在心裡保有這兩種想法似乎很困難。

原則上,我們一開始時,就不應該著手進行對於歷史真相(truth)的爭論。相反地,我們應該進行證據(proof)的討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應以何者為基礎來進行辯論?還有,說「某些事已經為歷史所證明」是什麼意思?並且,我們可以從哪一點來駁斥一種歷史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後現代主義者似乎絲毫不加以鑑別,就採用實證主義者那些不容爭論以及客觀存在的史料的天真見解,那些資料僅可用於充當最終真相的記錄而已。

無可否認的,一種概念本身已有一定時間的影響力,但事實真相使得它仍為爭論的要點。有些人好像認為,如果能夠證明具備完全客觀依據的歷史知識不存在,那麼就不可能有歷史知識了。這很明顯是一派胡言。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對於歷史證據更精細的見解。例如,當我們試圖調查那些置於傳統歷史科學領域之外的事物時,一種將所有我們面臨到的特別問題都考慮進去的證據見解。實證哲學家的證據概念是建立在十九世紀歷史的政治、軍事,和法律層面上。例如社會史和文化史,今天則很明顯是依賴史料中一種不同的驗證方法和不同類型的證據。

無數的可能性詮釋

問:但是後現代批評有沒有幫助我們證明那些在歷史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也就是說,我們所珍視的大多數歷史真相實際上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嗎﹖

Marc Bloch
Marc Bloch

我完全支持後現代理念中所持的反威權主義立場。在某種程度上我甚至可以理解他們的懷疑態度。例如,我們可以輕易地接受「對於所有已知的歷史現象提出新解釋是可能的」,因為所有的科學性陳述都有其可議之處。因此,猶如卡爾‧波柏(Karl Popper)所指出的,就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些陳述都只是暫時的。即便在可能性被駁倒到趨近於零的案例中,如同布洛克(Marc Bloch)所指出的,所有關於歷史的陳述都應該劃歸於可能性的領域。

當然,這兩個人都不是後現代主義者。要藉由他們的專業權威來主張所有的歷史解釋都是同義的,是相當愚蠢可笑的。從相對論中尋求解決之道—從歷史研究和社會層面上著手,是我們最容易用來解決所面臨的挑戰的方法。

就我的觀點來看,相對論者的立場根本上是錯的—是思想錯誤、政治錯誤,也是道德錯誤。現代思想史中有個讓我覺得很奇怪卻印象深刻的觀點,即如「真相」(truth)和「真實」(reality)這樣的詞已沾染上反動思想的污點,然而像「夢想」(dream)和「欲望」(desire)這樣的詞卻被認為是很激進的。結果,保守的文化立場成為激進主張,而批判傳統所依賴的範疇卻遭到放棄。

對左派份子而言,這是致命的錯誤。選擇欲望來反對現實(包括討人厭的現實),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阿Q式對策。在這一點上,我感覺到這與1968年的文化和其長遠影響距離甚遠。

同樣地,我發現歷史研究中,圍繞著後現代主義的爭辯基本上會使人產生誤解;它已經成為幫助掩飾當前面對歷史學門所產生的真實認識論與政治爭論的虛假爭辯。

問:若這樣說對嗎,那些歷史面臨的挑戰其中有一項是歷史與文學的關係?您常將您的興趣寫入現代主義者的傳統中。但是文學現代主義對傳統歷史真實再現所做的批判,經常被引用為說明傳統歷史寫作內在固有不可能性的主要例子之一。

對我來說,那還是另一個人為矛盾。將歷史和文學視為兩個完全分離的領域是錯誤且非歷史的。這兩者總是存在於對話中,或多或少有些重疊。事實上,歷史書寫有時候會依賴小說形式,而且它經常依賴文學模式,這並不會讓我們訝異。

對歷史和文學來說,一種研究途徑就是從事實出發,因為這兩種學科都對真相有探求的義務,以及檢視這個真相如何在不同的時期得到實踐。這當中我最先考慮以文學現代主義來作為發現真實新形式的嘗試,並非僅止於形式面的嘗試。在這個面向上,這與我身為一個歷史學家來說關聯甚大。

每一種文學機制—無論在小說的或歷史的文本中—都有它特有的方式讓事實鮮明可見,傳達它對事實的看法。有人也許會說,特定的語言形式和特定的真相形式相關。這裡有一種實行上的形式限制,每一種文學形式迫使我們去發現一種事物而忽略其他。例如傳統的敘事(narrative)形式,有它本身的侷限。它展現了一種事件先後順序的限制:某件事需要率先出場,某件事要隨之在後。

當我寫《乳酪與蟲子》的時候,我真希望整本書開展成巨大的一頁,好讓我得以掙脫束縛盡情寫作。這當然是個可笑的念頭。但歷史學家所利用的文學形式,總是會成為分離歷史工作與其著手描繪的事實的兩種主要過濾機制其中一種。

另外一種過濾機制則是史料本身。這兩種過濾機制實際上包含了無數潛在的扭曲因素。因此,單純歷史敘事的觀念與無法否認的歷史證據一樣愚蠢可笑。

我們的知識是零碎不全的

問:自您發表您極具代表性的論著以來,您始終在寫作形式和內容構成方面,保持相當獨特的風格。您的作品由一系列的獨立篇章或短篇構成,賦予作品內容一種無連結性、隨筆式散文的特色,即使是在大部頭的作品如《出神》中也一樣。什麼原因促使您採用這種風格?

"Luigi Einaudi" by Presidenza della Repubblica. Licensed under Attribution via Wikimedia Commons.
Luigi Einaudi” by Presidenza della Repubblica. Licensed under Attributio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我開始運用這樣的方式處理史料,是因為在我年輕的時候,我讀了路易治‧伊諾第(Luigi Einaudi)的作品。伊諾第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經濟史家,更曾出任義大利的總理。同時,他是一位著名出版商朱利歐(Giulio Einaudi)的父親。

這篇論文由一系列的幾個段落所組成,這個寫作手法呼應到我對電影與蒙太奇手法的迷戀。蒙太奇符合我在歷史研究中考慮的結構要素。它很清楚指出,我們的知識都是零碎不全的,而且知識來自一個開放的過程。

我始終有這個抱負,要將研究過程的不確定性在我的寫作中呈現出來。可以這麼說,我試著去描繪己身的猶豫,讓讀者可以自己做判斷。歷史寫作應當是追求歷史本身的民主性。因此我的意思是,從外部去檢查我們的表達方式是否可行,而讀者不只參與結論的終點,同時也參與了引導他們閱讀的過程。

問:在《出神》出版後的那幾年,您將自己的寫作大半侷限於論文或論文集中。唯一的例外是那本為亞德利安諾‧索夫利辯護的專書。您不總是說,在您的著作中這本算是非常特別、引人注目的嗎?

是的,你說得對,確實如此。我發現要去談這本書很難。這是我第一本集中描寫一個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書。此外,寫作時我心中有非常明確的意圖:我的目的在使索夫利和另外兩個也因謀殺卡拉布列希而遭起訴的共犯獲得赦免。我想讓這本書化身為行動(action),自然就在作品中留下這樣的印記。

但我的計畫沒有成功,那讓我很懊惱。在我看來,這本書沒有影響力。的確,這本書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但並沒有達到任何作用。索夫利仍身繫囹圄,所以如此看來,它是我的著作中影響力最小的書本,儘管它是現實性和政治色彩極為鮮明的一本。

問:那麼意思是說你認為這是個失敗嗎?假使你重頭來過,會採用不同的筆法嗎?

不,我確定我會寫出同樣一本書。但那不會讓事情有任何更好的改變。

問:您說您的著作不曾帶有政治性的意圖。然而,在您著作中的某些地方,您曾試圖聯繫至某種自由解放的計畫。但也許可能是一種烏托邦主義的想法,更甚於是一種政治企圖。在《乳酪與蟲子》中,您引用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話:「沒有什麼已發生的事會在歷史中失落。但唯有救贖人性,過去才得以還原全貌。」

從這個觀點來看,歷史學家與宗教在本質上有某些共通相近之處—他們當中的某些人試圖喚醒那些被遺忘的事情,藉以救贖人性之價值。是這樣嗎?

我寫那篇序言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這樣說好了,今天的我大概不會去使用那句引文了。班雅明是以猶太人和激進派身份的口吻,在二戰期間寫下這句話,那是因為在當時已絲毫沒有希望的情勢之下,他仍必須期盼下去,因此讓這句話的影響到今天仍然相當深刻。

這段話談到了一個深植於我們傳統中的信念──最終萬事萬物都將得到救贖的信念。就像一位教堂神父所寫的,在末日就連惡魔都將得到救贖。這是個很美好的想法,但我發現很難去相信它。所有的事物──生命、歷史、自然──在今天似乎都極易遭受非難。大體而言,我認為很難去理解歷史中的意義。

我不曾懷疑作為歷史學家的意義,但我非常懷疑歷史本身是否具有任何意義。

就連記憶本身也是有其問題。細想「已發生」的萬事萬物,一如班雅明所寫,我們可以保存下來的又有多少,幾乎完全沒有!而且,我們也無法保證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就是重要的歷史。

以我們自身為例,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所記得的,在我們擁有的生活中是否真值得記憶。還有,我們真正記得的關於我們自身的一切是否正確。細想所有我們從未想過、我們從未完全理解,對我們而言極具重要性的事。大部分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事可能從未傳遞下來、也從未被記得過。

歷史、審判與正義

問:您曾在某處寫過,當我們揚棄了最終會有人依據歷史判定是非曲直,以及是非對錯終有報這樣的概念時,我們會失去一個連結過去極為重要的方法,那是什麼意思?

關於確切連結我們的歷史概念和對記憶、回憶的觀念這方面,有某些疑難問題存在。在談論歷史時,我們傾向於將之視為人類的集體記憶,但是集體記憶多半是在遺忘(forgetfulness)的前提(premises)上運行的。

在現代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創造或二十世紀主要的意識型態活動中,集體記憶藉由它所排除的部分,去發揮影響力。歷史已經轉換成一系列的象徵與抽象符號,全然召喚我們重回光榮過往:「革命」、「戰爭」、「階級鬥爭」、「日耳曼民族」、「瑪莉安」以及「無名戰士」等。即使個人記憶在本質上也是選擇性的:我們只記得我們未曾遺忘的。

可以這麼說,記憶(remembrance)是與遺忘相互交織的。這就是為什麼猶太歷史學家耶魯沙利米(Yosef Yerushalmi)指出,「遺忘的對立面不是記憶而是正義。」古老審判概念的根基是最後的歷史正義概念,而且我發現很難不去想,對真正的歷史認知而言,這個模型(model)比我們今天所使用的那些更令人滿意。

但審判的概念不可與報復的概念相混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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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在1944年死於監獄的拷打,在他餘生的最後幾個月,沒有一個家人探視過他。他去世的好幾年後,我讀了桑迪羅‧普帝尼(Sandro Pertini)的自傳,他跟我的父親一樣都是戰爭中的激進社會主義份子,後來成了義大利總統。

我發現他曾被監禁在和我父親相同的監獄中,而且在我父親去世之前還跟他有過一面之緣。我父親告訴普帝尼一件事:「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要記住,不要去憎恨德國人。」歷史不應該變成下一代要承擔的罪惡之源。

儘管如此,歷史正義的概念必須以它自己的方式—一種承認過去的特定方式—來看待歷史。在我看來,審判概念的核心是這個最終的承認。這很難用精準的措辭來表達,但我始終有印象,當我還居住在德國時我可以看到,有這種歷史意識的人和沒有這種歷史意識的人,中間存有極大的差異。在那個層面上,你可以說我身為一個歷史學家,正在參與一個政治性或道德倫理的計畫。

我們無法改變歷史,但我們可以協助維持我們與歷史之間的連結。


譯註:薩拉森人原本係指從今天的敘利亞到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沙漠牧民,廣義上則指中古時代所有的阿拉伯人,後來也指十字軍時期的伊斯蘭教徒。這些沙漠牧民於第七世紀興起,並在一百五十年之間就建立了一個廣闊的帝國。他們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誨帶引之下,意圖改變全世界的宗教和政治版圖。

譯註:中世紀時的黑色藝術家作品與魔法有關,且多半屬於黑魔法,如巫毒、咒術等。

譯註:本南丹蒂,義大利文原意為「走路走得好的人」,或是「具有良好道德的人」,一般翻譯為「善行者」。從前北義大利仍留存古代土地祭儀,參加這種祭儀者便是本南丹蒂,他們是土地豐沃的守護者。古人以為本南丹蒂能接觸死者之國,並且會為了社會大眾運用他們控制自然的力量。十六世紀晚期,由於本南丹蒂為了作物及家畜的生產力,在夜間與女巫及巫師交戰,宗教法庭因此開始注意本南丹蒂。

譯註:1874-1961,生於義大利卡魯,卒於羅馬,義大利經濟學家和著名政治人物。1948年當選義大利共和國第一任總理,終身反對法西斯主義。

譯註:1912-?,1933年於杜林創辦埃伊諾第出版社,出版社的合作對象皆為當時文化界左派新血如雷翁內.金茲伯格(Leone Ginzburg)、馬西莫.米拉(Massimo Mila)等,很快便將出版重心放在文學、哲學及歷史研究方面。大戰後伊諾第出版社成為義大利各類文化的實驗中心,在當時文化界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譯註:此為猶太人歷史學者Yosef Yerushalmi回憶1987年在法國對被稱為「里昂的屠殺者」的納粹黨徒Klaus Barbie的審判時所說的話。

譯註:1896-1990,1929年創建義大利社會黨。1978-1985年間任義大利共和國總統 。


本文譯自Carlo Ginzburg talks to Trygve Riiser Gundersen, “On the dark side of history,” Samtiden 2-2003 (July 2003, Oslo),收錄於《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譯者為吳馥如。

getImage主編: 陳建守
譯者:戴麗娟、謝柏暉
出版社: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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