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說歷史終結確實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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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泰晤士報》Josh Glancy專訪

法蘭西斯.福山很憂心。他講話還是一樣不疾不徐,遣詞用字也十分謹慎,但是這個寫出二十世紀最樂觀歷史著作的人卻明顯地顯露出憂慮的樣子。

福山就是 1989 年告訴世人歷史已經終結的六十一歲學者。鑑於柏林圍牆的倒塌,自由民主的勝利,他寫了一篇讓他名聲大噪的文章。他在文章裏頭說,就政治發展的定義來說,歷史已經結束了,民主傳播是無可避免的,好人已經贏了。

但二十五年以後的今天,世界秩序的基石似乎已經動搖,反民主的勢力大行其道。普丁併吞克里米亞、入侵烏克蘭;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 又稱Isis)正在破壞中東的塞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當我們在倫敦坐下來的時候,美國的F22戰鬥機已經開始轟炸敍利亞的 Isis。歷史沒有照著計畫來,福山已經從樂觀變成悲觀。他說:「大勢看起來不妙。」

採訪福山,就像在大學上課一樣。他個頭雖然不高,卻散發出極度自信、無所不知的「大」美國學者風範。有關歷史終結的討論把他變成學界的名人,之後他忙著寫書、發表演講、接受政治人物的請益。他現在是史丹福大學的資深研究員。

福山來到倫敦是要推廣他的新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這是他所寫的政治組織史的第二部,658 頁的鉅著從法國大革命談到歐巴馬。福山專門做大歷史,不談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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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究竟為什麼沒有按照腳本演出?最使人大失所望的是俄國。他說:「1989 年的時候,俄國確實有可能民主化,變成歐洲的一部份,跟世界接軌。但是事與願違。」

俄國人的問題,是他們把民主跟 1990 年代他們所經歷的「黑幫式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他說:「不幸的是,一整代的俄國人認為那就是民主制度。所以他們希望回到他們父母時代的那種蘇聯專制制度。」結果,勢態的發展「令人憂心」。「冷戰以後,俄國與西方所取得的共識是,所有生活在俄國以外的俄羅斯族,應該待在原來的地方,大家都接受既定的國界,不再試圖重畫。」

「現在,普丁基本上等於告訴所有的俄羅斯族:如果你們不滿目前的狀況,我們會拔刀相助。所以克里米亞是第一個,接下來可能是波羅地海、莫爾多瓦、哈薩克、烏茲別克。」

他認為西方對普丁的回應,應該是「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恢復成一個真正的軍事聯盟,而不只是一個民主俱樂部。」這意謂著把軍事裝備送給烏克蘭,但不是讓烏國成為北約的會員國,因為「防衛他們的承諾,我們做不到。」

福山博聞強記,口若懸河,很容易就讓聽者入迷。他不太開玩笑,每當我試圖開玩笑時,都會很容忍地看著我。這兩本政治史的鉅著尺幅浩瀚,但也讓他筋疲力竭,所以他打算休個長假。不寫長篇政治論文時,他都做什麼?「我有很多嗜好,就跟所有人一樣。」

但是福山的嗜好跟其他人一點都不一樣。他的嗜好似乎都是另找方式消耗腦力。他喜歡建造自己的無人駕駛飛機。他也自行設計電腦與軟體,他說那類的事情,他喜歡自己主導。他說,寫電腦程式並不困難──他自學三兩下就上手了。他跟太太蘿拉‧霍格倫(Laura Holmgren)有三個小孩,茱莉亞、大衛、約翰。他們「都跟我一樣聰明」,都在學院裏或工程界任職。

福山是日本裔。他的祖父移民美國以逃避兵役──1905 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政府開始徵兵。珍珠港事件爆發時,他的祖父也是被美國政府關起來的日本人之一。他的母親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也是二戰後首批移民到美國的日本人。他的父親則是一位基督教牧師。雖然福山不談宗教或信仰的議題,但是他言談間散發出一種牧師式的真誠與智慧。

雖然有這樣的背景,「認同從來不是問題」,他認為自己是道地的美國人。他的生活是典型美國西岸學者的生活,包括在加州擁有一坐海邊別墅,除了工作與家庭之外,就是做木工,他還為自己蓋了一個海邊木屋,可以盡情在裏面磨鋸。所有這些,如果要找出共同點,那就是他真的很喜歡蓋東西:包括民主制度、電腦、桌子、椅子。

他曾經在雷根政府的國務院任職,卻兩次投票給歐巴馬。他說後者的表現「令人失望」,他認為主因是歐巴馬在入主白宮之前欠缺實務經驗所致。「他不了解,世界上目前發生的事情所具有的嚴重性。」

但他並不把所有的錯推到歐巴馬身上。要真正瞭解世界箇疾何在,需要讀他的書,因為書裏面包含了他一生智慧的結晶。

在《歷史終結》一書裏面他主張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組織最有效的形式。這個想法成為新保守主義運動的基石,也為伊拉克戰爭以及布希-布萊爾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知識的基礎。福山本人早在伊拉克戰爭爆發以前,就跟新保守主義的大將都脫離了關係。據說他已經多年不跟新保守主義同事如保羅‧沃夫維茲(Paul Wolfowitz)講話。

然而大部份的人還是認為他就是那個「講歷史終結的傢伙」,美國推翻海珊,以他的著作來作為合理化的理由。他對於這樣的刻板印象,覺得「很令人挫折」。他認為自己是智識上的搖滾巨星,不是一曲天王。

這次他的新書也是為了對 911 事件做出回應。「我們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想要做的事情之一,是重建政府的權威,建立民主的體制。但是我深感遺憾的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因為我們不了解民主制度的起源。」

他稱呼這個問題為「達成丹麥」,他認為丹麥象徵一個擁有良好秩序、穩定、繁榮的民主國家,絕少貪腐現象。為什麼巴格達不能變成哥本哈根?

福山認為,一個穩定與自由的國家有三大基石:穩定的制度、法治、民主。讓伊拉克與俄國缺乏民主進程的問題所在,在於此三者缺一不可。

「舉行選舉並不困難。創造出一個可以執行法治的政治與司法系統,才是真正困難的地方,也需要長時間的培養,但我們卻不是很看重後兩者。先後順序也很重要,首先要建立的是個一個政府,然後才是選舉跟民主。」

顯然,要達成像丹麥一樣,並不容易。中東顯然就未能做到。但是對福山而言,俄國與中國比起 Isis 或者恐怖主義,更另人憂心。他認為後者是我們「反應過度」才讓情勢加惡化。

中國與俄國問題更大,是因為「它們都是國家,有能力威脅我們的切身利益。」

他承認,在 2014 年看起來,歷史終結「確實錯了」,但是福山仍然認為中國有可能抛棄專制資本主義,在未來朝著某種形式的民主制度邁進。他認為,中國一定得如此,否則中產階級愈來愈巨大,無法應付。

但是中國民主路可能頗為崎嶇坎坷。「短期的危險也是很大的危險。一開始的衝突大概不是中美,而是中日。」

福山認為,歷史現在雖然還未終結,但是就自由民主的散播而言,他仍然沒有說錯。我們最後還是會到達丹麥。只是要小心前途多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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