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西伯利亞:古拉格集中營的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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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艾普邦姆 Anne Applebaum(《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上集:古拉格集中營的歷史(上)

古拉格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時代下,與其他事件一同發展的制度,尤其離不開三個脈絡。確切來說,古拉格離不開蘇聯的歷史,也離不開國際和蘇聯的監禁史和流放史,更離不開二十世紀中葉的歐陸思潮,後者也孕育了德國的納粹集中營

古拉格「離不開蘇聯的歷史」這句話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

那就是:古拉格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它在在反映了周圍社會的普遍準則。

如果營中髒亂不堪、守衛殘暴蠻橫、工隊做事馬虎,多少也是因為髒亂、殘暴、馬虎是蘇聯社會不同階層常見的現象。如果營中生活悽慘、難以忍受、慘無人道、死亡率超高,通常從社會中就能看出端倪。在某些時期,蘇聯人民過的生活同樣悽慘、難以忍受、慘無人道,死亡率也跟集中營裡一樣高。

蘇聯的第一個集中營在血腥殘暴的俄國革命之後不久成立,當然也非巧合。

革命期間和之後的恐怖統治以及繼之而來的內戰,對很多俄國人來說,就好像文明本身遭到永難修復的重創。

「死刑亂判一通,」史學家理察‧派普斯寫道,「人無緣無故被槍決,也無緣無故被釋放。」

從一九一七年開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徹底翻轉:畢生累積的財富和經驗成了罪狀;搶劫美其名為「收歸國有」;殺人成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可行方法。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列寧第一次只因個人財富和貴族頭銜就把數千人打入大牢,也就不足為奇了。

同理,集中營某些年的死亡率特別高,同樣多少反映全國各地發生的事件。

一九三○年代早期勞改營死亡率飆高時,全國各地正在鬧飢荒。二次大戰期間死亡率再次升高,因為德軍入侵蘇聯不只讓百萬人戰死沙場,也讓痢疾和斑疹傷寒開始流行,並再次造成飢荒,營內營外無不受害。

一九四一到四二年的冬天,古拉格有四分之一人餓死的同時,遭德軍圍困的列寧格勒人可能有多達一百萬活活餓死。寫下圍城經過的史學家莉蒂亞‧金茲堡形容,飢餓在當時「是一種常態……一直都在,無時不讓人感覺到它的存在……吃飯時最痛苦、最絕望的就是,食物一轉眼就沒了,而你一點飽足感都沒有。」往下讀你就會發現,她的描寫跟勞改營囚犯的描寫離奇地相似。

列寧格勒人至少是死在家中,而古拉格卻拆散一家人,毀了無數家庭,害得數百萬人遠離家園,流落荒原。

儘管如此,把古拉格的慘痛經驗拿來跟蘇聯「自由人」的悲慘記憶相比也不為過,艾蓮娜‧庫其娜就是一個例子。一九四二年二月她從列寧格勒撤離,途中看著兄弟姊妹和祖母活活餓死。當德軍逼近時,她和母親徒步越過大草原,偶然看見「混亂失控、潰敗四散的場面……世界飛散成千萬碎片。周圍一切瀰漫著煙霧和可怕的燒焦味;草原上又擠又悶,逼著人喘不過氣,好像被緊緊掐在黑麻麻的炙熱拳頭中。」

庫其娜雖沒進過勞改營,但十歲以前就嘗過飢寒交迫、恐懼不安的滋味,這段記憶跟著她一輩子。她在回憶錄中寫道,什麼都「抹不去那些記憶:法第克的屍體蓋上毛毯被帶走;譚雅痛苦得喘不過氣;剩下我跟媽媽在濃煙和轟隆巨響中涉過熊熊燃燒的草原。」

除了悲慘的生活,古拉格人和其他蘇聯人還有其他共同點。無論營內營外,都看得到同樣馬虎的工作方式,同樣愚蠢到極點的官僚政治,同樣的貪贓枉法,同樣的罔顧人命。

寫這本書時,我跟一個波蘭友人談到古拉格發展出一種名為tufta的混水摸魚方法(後文會提到)。他聽了之後說:「哈,你以為這是犯人發明的?全蘇聯都在混水摸魚!」在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鐵絲網裡面和外面的生活沒有根本上的差異,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或許就因為這個原因,常有人形容古拉格是蘇聯體制的縮影。即使是集中營裡流傳的俚語,也沒把鐵絲網外的世界稱為「自由」世界,而是「大監獄」,比營中的「小監獄」大,沒那麼致命,但一樣悲慘――當然也沒人道多少。

然而,如果古拉格無法完全脫離蘇聯的常民生活而存在,古拉格的故事也無法跟罪犯、流放、監禁和集中營的跨國、跨文化的漫長歷史分開。把罪犯放逐到偏遠之地報效國家,「向社會贖罪」,免得污染其他人,這種作法就跟文明本身一樣古老。

古希臘羅馬的統治者會將反對者送去遙遠的殖民地。蘇格拉底在死刑和放逐雅典之間,選擇了死刑。詩人奧維德被放逐到黑海上某個臭氣沖天的港口。喬治王朝時代的英國會把扒手和小偷送到澳洲。十九世紀的法國把犯人送往蓋亞那。葡萄牙則是把社會的不良分子送往莫三比克。

一九一七年崛起的蘇聯新政權用不著遠至格陵蘭尋找先例。早在十七世紀,俄國就有自己的流放制度。俄國法律首次出現「流放」一詞是在一六四九年。

當時,流放被視為一種新的、較為人道的刑罰方式,遠比死刑、烙印或肉刑好,也適用於各種大小罪行,小至抽鼻煙、算命,大至謀害人命都有。很多俄國知識分子和作家都有過被流放的經驗,普希金就是其中之一,而擔心被流放的恐懼也對很多人造成折磨。

一八九○年,文學聲望如日中天的契可夫(編按:又譯為契訶夫)前往俄國太平洋沿岸的庫頁島,考察當地罪犯的流放生活,讓眾人大吃一驚。臨行前他寫信給困惑的出版商,解釋他這麼做的動機:

我們任由數百萬人在牢中自生自滅,沒有目的,沒有原因,像野蠻人一樣自生自滅。我們逼這些人戴上鐐銬冒著冰雪跋涉千山萬水,染上梅毒,任其墮落,讓罪犯人數倍數增加……但這些都與我們無關,引不起我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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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essel von Werchojansk” by Becker0804Own work.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Commons.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沙俄時代的監禁制度很多都跟後來蘇聯古拉格的制度遙相呼應。例如,流放西伯利亞跟古拉格勞改營一樣,從來就不僅限於罪犯。一七三六年有條法律明訂,一村若判定村中某人對他人造成不良影響,村中長老有權將這名不幸之人的財產瓜分,命他遷往別處。若他找不到別的住處,當局可以將他流放。一九四八年赫魯雪夫就曾引用這條法律,作為依據,成功將不夠積極勤奮的集體農場成員流放。

將不容於社會的不良分子流放的作法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喬治‧凱南(與美國同名政治家有親戚關係)在《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這本書中,如此形容他一八九一年在俄國觀察到的流放制度的「行政程序」:

這個不良分子可能根本沒犯罪……但若在地方當局眼中,此人的存在「有害公共秩序」或「與公共和諧相衝突」,他或許會無端被捕,或許會被拘留兩週到兩年不等,然後被強制遷往帝國境內的其他地方,受警方監視一年到十年不等。

行政流放(不需審判也不需判刑)不只很適合用來對付這類麻煩分子,也適合用來整治政治異端。早期這些人很多都是反對土地和財產遭俄國強占的波蘭貴族。後來,宗教異端也包括進來,還有「革命」團體和祕密社團成員,例如布爾什維克。

十九世紀西伯利亞最惡名昭彰的「強迫移民」雖然不算行政流放(因為他們既有受審也有判刑),但這批人也是政治犯――即十二月黨人,一八二五年這群高官貴族發動起義,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後來這場起義以失敗告終,沙皇判處五名十二月黨人死刑,震撼全歐。其他人丟了頭銜,戴上鐐銬押往西伯利亞,少數勇氣過人的犯人之妻也加入流放隊伍。能夠撐過三十年,等到尼古拉一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一世上任、頒布特赦的人寥寥可數。但回到故鄉聖彼得堡的人也成了滄桑老人。

一八四九年被判四年勞刑的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另一個著名的政治犯。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之後,他寫下《死屋手記》,至今仍是描寫沙俄監禁制度流傳最廣的一本書。

沙俄時代的流放制度跟古拉格勞改營一樣,都不只是一種懲罰方式。

俄國統治者也希望流放者(無論是政治犯或罪犯)能解決幾世紀來的經濟沉痾:俄國最東和最北人口稀少,導致帝國未能成功開採本國的天然資源。有鑑於此,俄國早從十八世紀就把服勞刑當作一種刑罰;一般稱此種刑罰為katorga(苦役),源自希臘文,意指「強迫」。這種強迫勞動在俄國由來已久。十八世紀早期,彼得大帝就派遣囚犯和農奴去建造道路、堡壘、船艦及聖彼得堡城。一七二二年,他下了一道更明確的命令,要罪犯攜家帶眷到西伯利亞東邊的達爾亞銀礦場流放。

當時,彼得大帝這種強迫勞動的作法被視為經濟和政治的一大成就。

確實,幾十萬奉獻生命建立聖彼得堡的農奴留下的故事,對後世造成極大震撼。很多人在興建過程中喪命,但聖彼得堡卻成了進步和歐化的象徵。方法是很殘酷,但國家卻因此受益。彼得大帝的例子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其繼位很快就採納了苦役制度。史達林無疑也對彼得的建設方法十分讚嘆。

不過,「服勞刑」在十九世紀仍然是相對少見的一種懲罰方式。一九○六年,實際在服勞刑的罪犯只有六千人;一九一六年革命前夕也才兩萬八千六百人。更具經濟重要性的是另一種囚犯:強迫移民,即前往具經濟發展潛力的偏遠之地流放的罪犯。光一八二四到一八八九年間,就有約七十二萬強迫移民被送往西伯利亞,很多人都與家人同行。所以說,逐漸讓俄國礦藏豐富的荒原不再杳無人跡的是這些人,而不是戴著鐐銬服勞刑的罪犯。

這些人受到的刑罰不一定比較輕微,有些甚至覺得自己的命運比服勞刑的人還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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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Doroshevich-Sakhalin. Part I. Prisoners on Steamship of Voluntary Fleet” by Uncredited photographer – Page 13 of part II of Vlas Mikhailovich Doroshevich «Sakhalin (Katorga)», Moscow. Sytin publisher, 1905..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Commons.

偏遠地區土地貧瘠,人口稀少,很多人都在漫長的冬天活活餓死,或者無聊到成天喝酒,最後酒精中毒死亡。而且那裡女性很少(從未超過百分之十五),書更少,娛樂則是零。

橫越西伯利亞前往庫頁島途中,契可夫遇到一些被流放的移民。據他描述,「大多數人都很窮,體力又差,很少受過實際的訓練,除了寫字以外一竅不通,而會寫字對任何人來說往往都毫無用處。一開始有人一點一點賣掉亞麻襯衫、被單、圍巾和手帕,過了兩三年還是走上窮途末路……」

但也不是所有流放者都那麼悲慘潦倒。西伯利亞離俄國的歐洲區域很遠,而亞洲區域的官員比較寬容,貴族也沒那麼多。比較有錢的流放者和獲釋的犯人有時會在那裡累積龐大產業。教育程度較高的成了醫生或律師,甚至開起學校。瑪麗亞‧弗康斯基公主,即十二月黨人謝爾蓋‧弗康斯基之妻,就出資興建伊爾庫茨克的劇院和音樂廳;即使夫妻兩人都丟了頭銜,她的宴會和私人晚宴的邀請函仍然詢問度很高,連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都引起討論。

二十世紀早期,流放制度已不像過去如此嚴酷。十九世紀蔓延全歐洲的監獄改革潮,終於吹向了俄國。這時期的制度更寬容,管理也更寬鬆。確實,跟後來的狀況相比,前往西伯利亞之路即使算不上愉快,但對日後即將帶領俄國革命的那一小群人來說,也絕對稱不上苦刑。

布爾什維克黨人在獄中是政治犯,受到有別於刑事犯的禮遇,可以持有書、紙張和書寫工具。奧爾忠尼啟則是布爾什維克的領袖之一,他記得拘留聖彼得堡的什利謝利堡期間他讀了很多書,包括亞當‧史密斯、李嘉圖、普列漢諾夫、威廉‧詹姆斯、菲德烈‧泰勒、杜斯妥也夫斯基、易卜生等等。

古拉格的歷史(上)-72dpi以後來的標準來看,布爾什維克黨人不但吃得好、穿得好,連髮型都照顧到。托洛斯基一九○六年在彼得保羅要塞坐牢時照的一張照片,就穿西裝戴眼鏡,打了領帶,襯衫的領子白得耀眼。只有從他身後門上的窺視孔,才猜得出他身在何方。另一張是他一九○○年流放西伯利亞東部時拍的照片,他身穿厚大衣,頭戴毛帽,圍繞著他的男男女女也穿著靴子和毛皮大衣。這些在半世紀後的古拉格都是少見的奢侈品。

沙俄時代的流放生活如果痛苦到不堪忍受,永遠有逃亡一途。史達林自己就曾被捕及流放四次,三次逃脫,一次從伊爾庫茨克省,兩次從沃洛格達省,後者後來遍布集中營。因此他才對沙皇政權的「軟弱無能」百般嘲弄。

為他立傳的俄國作家沃爾科戈諾夫如此詮釋他的看法:「你不需要工作,可以隨心所欲讀書,甚至可以逃亡,只要你有決心。」

因此,流放西伯利亞的經驗早期確實給了布爾什維克黨人磨練及借鏡的機會,也讓他們知道建立嚴格懲治制度的必要。

本文收錄於左岸文化出版的《古拉格的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