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的獨立制憲: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由省頒發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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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蒂芬.普拉特 Stephen R. Platt(耶魯大學博士,美國麻塞諸塞大學歷史系教授)

與充斥報刊上激越的湖南建國言論大異其趣的,譚延闓主政下的湖南政治人物則推動一更棘手卻更務實之事,即為湖南國的自治制定憲法。譚延闓大張旗鼓準備,召開一場從十月二十七至十一月二十日的大會,邀請數位最知名的中國、西方思想家前來長沙,就他們的社會、政治改革構想發表演說,以推出一部理想的本省憲法為目標。

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是主題演講的演講人,而他認為正可利用這機會好好談談湖南受誣蔑的知識史。

蔡元培
蔡元培

他以一段軼事為開場,軼事主角是他遠行時遇見的一位湖南籍學者,那學者告訴他:「湖南人才,在歷史上比較寂寞,最早的是屈原;直到宋代,有個周濂溪;直到明季,有個王船山,真少得很。」蔡元培不理會這位學者的憂心,解釋道:「我以為蘊蓄得愈久,發展得愈廣。近幾十年,已經是湖南人發展的時期了。

蔡元培接下來所講,則是耳熟能詳的事。他解釋道,湖南的近代復興可分為三個階段:湘軍時代、維新時代、革命時代。他的分期與楊毓麟、劉人熙之類學者的敘述沒有二致,且一如陳獨秀的〈歡迎湖南人底精神〉,間接表示這一湖南歷史觀已在湖南之外得到認可。文中再度看到從屈原到周敦頤,再到王夫之那一脈相傳的傳統,再度看到曾國藩、譚嗣同、黃興那一傳統的相承,也再度看到,聲明宣告即將發生的事,包括起草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省憲法,乃是湖南獨立傳統的自然結果。

在這場大會期間共辦了五十多場演說,其中最轟動者,乃是杜威與羅素這兩人的現身。他們兩人是當時在世哲學家中最著名的,正巧同時來中國巡迴演講。彼此長久以都是競爭對手,實際上從未見面,直到來到長沙,在譚延闓所辦的盛宴上,兩人才真的碰面。他們的演說在較年輕的改革者身上得到最大的共鳴,與往往把重點放在立憲政體這個主題上的中國主講人不同,這兩位外國哲學家講述更廣的社會改造構想。

杜威的主題對湖南聽眾來說很熟悉,不只是因為毛澤東和彭璜在文化書社販售他中譯版的著作。他談到如何透過教育漸進改革社會,且以小學為起點,此論點和嘉納治五郎在《支那教育問題》中的觀點類似。此外,杜威建議學校的改革必須以賦予學生個人權力為起點。值得注意的,主辦單位將他的演講題目譯為「學生自治」。身為湖南省一間師範附小的校長暨老師,以及「學生自治會」的創辦人,毛澤東肯定立刻注意到這點。

杜威的樂觀構想以草根模式為基礎,以學校做為改造較廣大社會的微觀實驗室。相比之下,羅素從宏觀世界尺度談社會改造問題。他的演講題目比杜威的題目悲觀得多,名為「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府」,並以令他理想破滅的俄國之行為基礎。他在演講中提醒長沙聽眾,布爾什維克革命最終是場失敗的革命,因為未帶來工人的解放,而是帶來如皇權一樣極度壓迫人民的一黨專政獨裁統治。

同年更晚時,他在倫敦出版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olshevism)一書中會談到此議題。他在長沙的演說似乎就在詳述那部嚴厲批判的著作中的幾大主題。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的羅素,主張以自主勞工單位為基礎,由下而上建立社會主義政府。在一九二○年的俄國布爾什維克身上,他看到個人自主與群體自主被由上而下、組織嚴密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出賣。

羅素的演說譯成中文,分四期刊登在《大公報》,立即切中當時正努力釐清該為從下而上建立的省自治奮鬥,還是該透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加入國際「大同」的湖南青年的需要,不過羅素本人當然未理解到這一影響。

但譚延闓的督軍兼省長之位,坐得和前兩次一樣短。十一月二十四日,即憲法大會閉幕還不到一星期,趙恒惕就在一場政變中掌控湖南軍隊,把譚延闓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趕出湖南。這場大會的宏大承諾就此化為泡影。省政府再度落入軍國主義者之手,儘管此人是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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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恒惕

趙恒惕夠精明,聽取建議,利用湖南自治運動的勢頭來為自己的統治取得正當性。於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他邀請一群有頭有臉的湖南士紳成立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籌備處,要他們以四個月時間擬出省憲。憲法草案於四月出爐,八月獲委員會批准,十一月一日交全省公民複決,獲壓倒性多數通過:據稱有一千八百萬人贊成,只有五十萬人反對。一九二二年元旦,趙恒惕頒布湖南憲法還配合舉辦公眾遊行與鑄造新幣。

這是第一部由中國一省頒行的憲法,光因為這點,湖南憲法就值得注意。它讓投票民眾享有前所未見的權力,至少書面上是如此。美國駐長沙領事因此將它與加州州憲相提並論。湖南憲法第四條明訂,「省自治權屬於省民全體」,而省民限於在湖南居住超過兩年的中華民國國民。在另一條,省民不論屬於何種性別、種族或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省議會議員由人民選出,省長由省議會議員選出。

但這不是《大公報》的撰文者所要求的那種獨立湖南共和國的憲法,而且湖南憲法第一條承認湖南的從屬地位,明文表示「湖南為中華民國之自治省」。譚延闓遭趕走後,富理想色彩的年輕行動主義者與湖南的士紳已出現裂痕,此刻,裂痕則擴大為無法彌合的鴻溝。一九二三年,毛澤東就寫道,「軍閥利用民意藉省憲以自保全,故省憲僅為湖南這不利的地勢上一個弱小的軍閥(趙恒惕)用來保險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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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衛城出版之《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new湖南人與現代中國72dpi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作者:史蒂芬.普拉特 Stephen R. Platt(裴士鋒)
譯者:黃中憲
出版社:衛城出版

作者簡介

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裴士鋒)

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其博士論文獲頒瑟隆.費爾德獎(Theron Rockwell Field Prize)。目前是美國阿姆赫斯特麻塞諸塞大學歷史系教授,亦著有《太平天國之秋》(Autum in the Heavenly Kindom)一書。他大學時主修英語,因此大學畢業後以雅禮協會老師的身分在湖南待了兩年。他的研究得到傅爾布萊特計畫、國家人文基金會、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目前與妻女住在麻塞諸塞州的格林費爾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