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學術絲路的不老少年:中研院院士張廣達訪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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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揚(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生)

張廣達教授,1931年出生於河北,在燕京大學 (1949-1952)、北京大學(1952-1953) 歷史系受教育,研究領域為隋唐史、中亞史地及海外漢學,學術成就享譽國際。

1989年離開中國後,任教於瑞士日內瓦大學、法國法蘭西學院、美國耶魯大學及普林斯 頓大學等多所世界著名學府及研究機構。

2008年,張廣達教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應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之邀, 來臺訪問講學,於本系(台大歷史系)開授「中西文化交流史」、「二十世紀漢學研究」 課程,並與臺灣學者及研究機構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

本文原為筆者與張廣達教授之訪談紀錄,徵得張教授同意,將對話形式 改成自述體裁。 全文約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記述張教授的學思心得,第二部分則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 課題。

如欲進一步了解張廣達教授的學術成就和心路歷程,可參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的《張廣達文集》,或張教授為臺大「我的學思歷程」系列所做的演講(臺大演講網:網站連結)。 張廣達教授提攜後學一向不遺餘力,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讓張教授的學術研究經驗與智慧啟發並鼓勵更多讀者。

作者補記:

我第一次見到張老師,是在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當時我是碩士班新生,張老師和師母正準備進入高研院。因為舟車勞頓,兩位老人家看起來精神不佳。即便如此,張老師見到我這樣素昧平生的後生小子,仍然掛著微笑,相當親切地和我點頭招呼。後來,我有幸擔任老師在臺灣大學授課期間(2008-09)的助理,在課堂課外和為學處世上都獲益良多。

曾有幸親炙張老師教誨的學生相當多,對於老師的為人為學,不待我多言。我只想提兩點。首先,老師是相當謙和的人,這不只反映在待人接物,也體現在好學不倦上。謙沖平和又知識淵博,可能是老師撰寫國際漢學史、品味前人成果時,最重要也最具個人特色的優勢。但另一方面,老師對於做學問,其實有非常高的標準。可能因為張老師長期關注的西北或中亞史地,一向是國際學界爭雄的領域,老師在判斷研究良窳時,除了考慮研究本身的材料、觀點、論證外,也相當重視和不同國家和學術傳統的成果對話。

第二,考慮張老師的成就,應留心老師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特質。透過著述和教學,張老師大大地擴充傳統「中國史」的領域,即把敦煌、吐魯番以至中外交流,納入隋唐以至中國歷史的一環。在全球史火紅的今天,張老師的研究關懷不僅繼承前人遺產,還「預流」國際人文社會學界的趨勢。

得益於留學英國,我有機會和歐洲許多歷史語言學家共處一室,見識他們關於中國西北或中亞文獻的研究。這些學者經常精通多國語言,包括各種印歐和漢藏語系的文字。但驚豔於他們的語言能力之餘,我也有種感覺,好像多數涉足這些材料的研究者,他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文本,較少處理更廣袤的歷史或文化課題。

有別於此,張老師的研究,常常是出於歷史學者「通變」的關懷,也就是在確實把握材料的基礎上,透過歷史想像將材料編織成一個引人入勝的圖像,讓讀者可以跟著他,探索人事物的來龍去脈。透過授課,老師也將上述的全球視野和通變精神,傳遞給年輕學生。

張老師常說,自己喜歡和年輕人相處,因為年輕人可以帶給他活力。我常想的是,不知我們給張老師帶來的活力(甚至麻煩),能否及得上老師帶給我們的啟發和成長?再過幾天便是張老師的生日,謹祝老師生日快樂,並希望更多讀者(無論專家學者或有歷史興趣的大眾),可以認識老師的為人為學,願意進一步接觸中外交流、中亞史地,以至國際漢學的林林總總。

傅揚
英國劍橋

May 21, 2015

第一部分:樂將金針度與人:分享學思歷程

我如何做學問

2009年3月10日,我應黃俊傑教授之邀,做了一次「我的學思歷程」的演講,主要談的就是我的求學和生命經歷。

我的求學過程,可能和很多老師不一樣,尤其不能和我的生活過程切割。之所以這麼說,原因是我從26歲一直到48歲這段期間,不管生活還是讀書治學,受到大陸的政治干擾太嚴重了,使我的讀書過程不是很正常。我在1957年就被劃成了右派,成了一個政治敵人。這一點影響非常大。

關於如何建立知識樹的問題,我想我自己談不上什麼知識樹。因為我該建立知識樹的時候,正好受到外界政治干擾。再者,即便做為一個讀書人,被政治高層「控制使用」時,我能做的也僅僅是根據他們所佈置的任務,充其量準備些資料而已。直到1978年,我真正上課之前,一個是政治因素造成的耽誤,一個是只能按照佈置下來的方針做些基本的學術工作,為政治需要準備些資料。這些因素造成我的求學和學術生活很不正常。

假如讓我談一下我的學習門徑,首先,我比較早便開始擔任我父親(張錫彤教授)的助手。或許家父也有心引導我做些練習,所以在查找資料方面,我可以較早熟悉、進入狀況。再者,我的老師也比較好,有許多國寶級的先生,我在〈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一文中提過了。他們對我最主要的影響,是要我注意基本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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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錫彤教授(1903-1988),歷史學﹑翻譯學家﹐歷任燕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圖為1959年前往新疆調查的照片(最左邊者即是張錫彤教授)【圖片來源: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http://www.xjass.com/y/content/2011-05/27/content_196580.htm】

 

比如說我很早就聽聶崇岐先生(1903-1962,燕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告訴我,應該找些白文無標點的書,自己從頭至尾點讀一遍。清代杭世駿課徒,要學生掌握「三通」──《通典》、《通鑑》、《文獻通考》,聶先生也很早就要我在暑假時,找本《通鑑》白文來自己練習標點,遇到困難點不下去時,尤其要勉力為之。後來鄧廣銘先生(1907-1998,北京大學教授,宋史泰斗)教學生時,提及中國史研究有四把鑰匙:年代、地理、職官、目錄,也是這一道理。我的老師們強調的基本功,實際上就是要我們熟讀幾部經典,紮實地把握住這四把鑰匙。

以目錄學來說,當年我這方面的老師是著名的孫楷第先生(1898-1989,燕京大學教授,訓詁學家),我很早就在本科時聽過他的目錄學。他授課時,根本不用準備講義,從不帶片紙隻字,拍拍腦門便一連串地講了起來。與其說我們從他那裡「學」了點什麼,倒不如說從他那兒「感受」了些什麼:人家唸書竟然可以精熟到這個地步。

而且他講的都是經驗,他告訴我們《四庫提要》的大序、小序都得念,還要我們到圖書館找他提到的書,借出來翻一翻,以後再提到這本書,便能回想起它的具體模樣。這些顯然都是他的一些個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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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楷第教授年輕時的照片

所以我想我的求學過程有很多巧合。既有耽誤這方面,但又有一些因為耽誤而成就我的一方面。我比較早動手做一些學者的助手,也就因此早一些知道怎麼找材料、寫論文。這些事我覺得越早著手越好。其次,老師很早就叮囑我們要注重基本功。要建立基本功,就是不要泛泛去讀書,應先找幾本重要的書,精思熟讀,唸成自己的看家本領。儘管我當年《通鑑》沒有真能從頭至尾點讀完,但那時較早地透過讀《通鑑》、練標點,還是對我很有幫助的。

現代學者要有哪些工具?

我經過這些年的不斷思考和總結,所謂知識結構,大概應包含以下幾方面。首先,根據 二十多年飄蕩海外所見,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們的多學科訓練,特別是理論性的思考。在海外,不管做哪個專業,你總得要有些理論的思考。像在法國,中學畢業會 考的作文題目,好多是哲學性的題目。大家應該加強與自己領域有關的理論思維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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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1877-1927)像,國學大師,被喻為中國新學術的開創者

像王國維,他假如不前後攻讀四次康德的著作,縱然可以在許多地方勝過當 代讀書人,但本質上跟乾嘉時期士大夫不會有什麼太大差別。他鑽研了西方文學、美學,尤其是哲學,應用到研究上,才讓他境界與一般人不同。

知識結構的第二部分,是專業領域。為自己選定並累積一個專業知識領域,越早越好。我回想起來,專業知識其實就是老師們叮囑的基本功。基本功不要多,有個兩 三部看家的著作就可以了。像《通鑑》,跨越了從周威烈王到五代的一千三百六十多年,從頭到尾點下來固然好,只點讀幾個朝代也是必要的。

通過這幾個朝代,把 年代、訓詁、職官、地理等問題真正地下一番硬功夫,絕對會有很大收穫。我的老師指導的這種路子,早建立起基本功,從標點、句讀、訓詁下功夫,再於職官、年 代上做些必要的準備。

今 天我們關於年代,只能查找對應的記載。我有幸親炙鄧之誠先生,提到中國古代紀年,六十甲子他就直接掐著手指頭來算!那個時代過去 了,但那基本功的道理並不過時。余英時先生也有文章講到,當代人應回到朱子〈讀書法〉中的一些基本要領。所以我想建立基本功,掌握自己領域幾部基本的、重 要的著作,當作自己的看家本事,這道理仍然站得住腳,並不過時。架籬笆要先打好、立好樁腳,而後編織就易於為功了。

鄧之誠(1887-1960),江蘇江寧人,歷史學家

面對現代的學術要求,知識結構的第三部份就是掌握工具了。一個工具是多學科性訓練。念歷史的人,要有些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知識才好,像吉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厚敘述(thick description),或是默頓(Robert Merton)講的某些功能理論,都是一種工具。

另一個工具是語言,這又分兩部分。過去在乾嘉時代,學者只要掌握文字學就夠了,今 天外語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現代的學術語言,我把它稱做工具語言,是用來吸收知識的必備工具。現代人會了英語也不見得有優勢,但不會英語肯定處在被動 不利的位置。英語以外,法語、德語、俄語、日語,這些現代語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語言。

另一種語言工具可以稱作專業語言, 例如中亞地區、塔里木盆地周圍的一些死文字。過 去這些文字解讀不了,現在日本就有幾個新一代的學者,在這方面達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陸、臺灣早晚也會有人趕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國古代,也得熟悉 金文、甲骨文。現在又出了許多簡牘帛書,想要認字,文字學、音韻、訓詁等,也都屬於專業語言。

工具的第三部分就是現在的電子檢索和資料庫。 過去談到電子資源和研究的關係,還只 是強調如何操作電腦。現在不同,各地都有數據庫(database),臺灣就有好幾個數據化的資料庫。這對於年紀大的一輩,不禁感嘆它可望不可及。但即便 是年紀大的人,他要是不甘心落後,能追多少便追多少。對年輕人來說,資料庫的運用更成為一個基本的技能了。檢索和資料庫這種工具,在現代學術研究中所佔的 比重,比我唸書時要大得多了。

第四點要注意的是表達能力。 我唸書時,有些老一輩的先生不怎麼善於表達。但我們看 一看西方,從古希臘時就非常注意修辭(rhetoric),現在西方史學家也非常重視敘事。Narrative著重的不僅僅是怎麼把話講出來,還有一系列 關於presentation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證據融合至敘事結構中?這又產生一個問題:這樣的寫作和文學的區別在哪裡?歷史雖說不能脫 離過去的實際,但過去事情這麼複雜,怎麼挑選敘事對象,又怎麼去present?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要思考得比過去更深刻才行。

文 字表達外,口頭表達也很重要。將來大家無論做記者、老師或從事其它行業,總得了 解如何向你的聽眾、交談者表達,使他們按照你的想法去理解你的話。也就是說,口頭表達的目的,是要使對方能正確的了解自己。這方面,西方如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也提出了許多見解。無論是哪種表達,只要做得好,都會有很大的效果。有些老師表達能力好,就有感染力。像余英時、李亦園、許倬雲幾位先 生,說一句是一句,毫無廢話,邏輯之嚴密,思考、回覆、對應問題之敏捷,分析之深透,都值得大家學習。當然,他們能有這麼好的表達能力,都是建立在前面打 下的基礎上,又和有意識的訓練有關。

總結來說,知識結構可分成四部分。

首先是要有理論的素養。理論訓練讓我們能反思專 業領域的方法問題,在處理材料時,能夠深入地進行分析,並提出有啟發性的綜合判斷。

其次,專業知識的基本功,越早建立越好,以幾個看家本領的著作為點,再 由點到面,對自己的專業領域有通盤理解。

第三方面是掌握各種工具,包括多學科性訓練、工具語言和專業語言,並注意全世界的電子資源,這些可以幫助大家吸收 和運用知識。

第四部分是加強表達能力,包括文字和口頭的表達。 由於受到許多耽誤,我無法按照心意讀書學習,故我算不上有自己的知識樹、知識體系。但經過許多年的思考,我想這幾方面共同建構了我的知識結構,提供給大家 做個參考。

學語言沒有捷徑

關於語言學習,我請教過周一良先生。他 認為想學外語,第一種外語一定要下大苦工,認真學好,別只從專業領域入手,最好從文學進入一個語言。語言的本質是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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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達老師講授「二十世紀漢學研究」上課情形。(攝於臺大文學院外研三教室)

載體(vehicle),最基本功 能是講話、溝通,所以周先生建議從讀小說入手。現在有很多光碟與學英文的資源,是按照情境(situation)來學英文,也是個入手的好地方。特別是西 方這種變格變位的語言,沒有捷逕,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張口便能說的地步。

按照自己的專業,找一本相關領域的重要著作進行翻譯,也是精 進外語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從翻譯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歲時還當過俄國人的課堂口譯。 我覺得翻譯很重要,筆頭的翻譯是必要的,最好還要有機會做口頭翻譯。口譯的重要性在於,口譯過程講究快速、準確,可以訓練並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語的方式思 考。

讀書也要追上潮流

關於眼界問題,最重要的是自己書讀得夠不夠。我在大陸帶了一、兩屆學生,我告訴他們,選定了某個領域,就要掌握該領域世界最主要、最重要的期刊雜誌,這是我很強調的一點。看雜誌時先重點看書評,與你有關的專題研究當然也要看。書評評介 的都是最新的書,看書評可以使你不脫節,得以了解全世界的同行在做什麼,這些基本的信息非常重要。

今天我們不能再窮守一個小題目了,要了解自己領域中那些 有代表性、主導地位的leading journals,並且定期翻閱。另外,書評往往凝聚了書評作者的學思所得,他們提出的意見經常很深刻、很有啟發性,也值得大家參考。

編按:
影片為2014年,張教授以84歲高齡,於法國最高學術機構、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çaise)舉辦的法國漢學兩百週年紀念研討會上,以法文宣讀〈論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沙畹〉一文。
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十九-二十世紀初,法國漢學與東方學的傑出人物,被喻為歐洲漢學泰斗,亦為法蘭西學術院的院士。近年來,張教授致力研究沙畹的學術,以期能將法國漢學的學術源流傳承給世界上的漢學家。

我來臺灣感到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因為忙碌,沒法定期至圖書館翻閱雜誌。我不大能運用網路資源,但現在年輕朋友可以透過網路來接觸那些期刊雜誌。眼界的提升,取決於自己的內涵,定期翻閱雜誌對此絕對有幫助。你翻閱多了,眼界自然也會提昇;讀久了,自然會產生鑑別能力。

所 謂「學術前沿」,主要也可以透過閱讀書評來了解。「前沿」不是一、兩個人在進行研究就算前沿了。前沿是相對的,是一批人、尤其是重要學者們近期的用心所 在。對於所謂的學術前沿,我們可以透過書評來了解其他人正著手的課題,因而得到一個印象。我們不一定要追趕前沿,但也不能對它有隔閡。

關 於讀書,我還想提醒大家,要做好整理的工作。大家讀書,要趁著記憶力還新鮮的時 候,歸納幾個要點,記下來之後再離開。假如當時不積累,不做些整理,讀的東西一過去就忘了。甚至於遇到讀過的東西,還恍恍惚惚覺得似曾相識呢!所以定期整 理的工作非常重要,念兩個小時有兩個小時的歸納,然後積累到一個月或三、四個星期的時候,再做些歸納、分類的工作。

每 次歸類、分類,對自己讀書狀態都是一次提高。我到臺灣,住處的設備不是我習慣的,但分類的工作還是要做。按中國古人要求,三年一小成,五年一中成,十年一大成,講的無非是一個積累的道理,而 積累的基礎是自己按部就班,隨時做起。電腦裡儲存的東西也得定期分類整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在建立自己的知識樹。

延伸閱讀:

1. 張廣達教授,〈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張世林編,《學林春秋三編》上(北京:朝華出版社,1999),頁59-76。
關於張教授的學術生涯自述,可參見這篇文章。
2. 巴托爾德(V. V. Bartold)著,張錫彤、張廣達譯,《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巴托爾德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俄國最重要的東方學家之一,其人卓越的語言天份與廣博的學問,在這本巨著中表露無遺。由於巴托爾德在原書中旁徵博引各種語言的材料,也造成翻譯上的極大的困難,張錫彤、張廣達教授父子耗費了數十年時間,蒐集了原作的不同語言版本,加以比對後,仔細地翻譯、註解,對於內亞史的研究者與文史愛好者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譯著。
3. 張錫彤、張廣達,〈試論俄國東方學家瓦.弗.巴托爾德對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書〉,《民族研究通訊》1981.2:1-12;收入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200-213。收入張廣達,《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張廣達文集之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9),134-175。

4. 張廣達,〈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收入張廣達,《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張廣達文集之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9),134-175。

這篇文章從沙畹的生平切入,細緻地考察他的交遊,從而梳理出其人學術的源流與發展。

本文原載於〈台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三期(2009.5)〈溝通世界的文化傳譯者──張廣達教授訪談記事〉,經作者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