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復古──日本近代國家如何在艱難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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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井上勝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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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年,虛構的「蒸汽火車行駛」套色浮世繪版畫。(《東京高輪鐵道蒸汽火車行駛之全圖》局部)火車開通實為一八七二年,第二年出版同一標題的「真景」。開化期的套色浮世繪版畫大多採用紅色苯胺染料,廉價,而且藝術性較低。但因其快速報道、大量生產而廣為流傳。蒸汽火車曾是文明開化的博覽會的象徵。

討幕派的武力路線

薩摩藩於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八月向長州藩說明了舉兵之「錦囊妙計」。

派遣藩兵進入京都御所,討幕派公家集結起來後進行壓制,「突襲」並「燒毀」會津藩府邸和幕府軍陣營。請天皇移駕男山(京都市南部,八幡市)之後就頒佈「討伐將軍」的檄令。以藩兵三千兵力壓制大阪城並「摧毀」大阪灣的幕府艦隊。關東地區要「固守」甲府城。薩摩藩制定了龐大的武裝起義計劃,也有人說這只是島津久光、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以及小松帶刀這四人才知曉的「奇襲」行動。

次年九月,薩摩藩和長州藩再次締結出兵「條約」,藝州藩也加入其中。薩摩藩也再次計劃在九月中旬發起武裝起義,挾持天皇並進攻大阪城。薩摩藩的首個計劃據說是與京都政變同時舉兵,比起十二月實際發生的王政復古[1]政變更要依賴於武力。這正是討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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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龍馬親筆之《新政府綱領八策》。(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大政奉還後,龍馬在遭暗殺前也制定過新政府方針。第四條第一行到第二行為「無窮之大典」。萬國公法的「無上之法」憲法。後半部分中的據說龍馬將「盟主」「○○○」設定為慶喜。(長府博物館藏,也見於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

另一方面,土佐藩則推進不使用武力的改革運動。不是討伐德川,而是通過德川慶喜也參加的「公議」(會議),即以聯邦國家為目的的公議政體論。根據六月與薩摩藩締結的《薩土盟約》[2],德川慶喜自己歸還國家大政,並辭去將軍一職,實現了王政復古。

以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3]為基礎的《薩土盟約》,在京都朝廷上設立上下二院的「議事院」,是從德川慶喜以至手下朝臣、大名、藩士甚至包括庶民都可參加的議事院體制。

江戶後期的幕政以及會議制度對於藩政已然成熟,這如前所述,在其基礎之上,為了「與萬國並立」,就要採取歐美的議會制形式。這樣,就設想出了由大名會議運作的聯邦國家,大名會議也讓德川慶喜加入。這樣的大名會議如果正式召開,大名數量佔壓倒性多數的德川家就佔據了優勢,這顯而易見。儘管如此,為了把土佐藩捲入討幕政變之中,就請它加入了《薩土盟約》。據木戶向龍馬所述,「毫不受損」作些「努力」,也可把中立之藩「拉攏」進來。

藩「有司」的自立

在長州藩,為準備內戰,藩政大改革順利進行。面對幕長戰爭,實權集中在「有司」負責實務的官員手中。藩政集中於兩個局:藩內政務在「國政方」,財務則在「國用方」。「用談役」木戶孝允(俸祿九十石)統管全部藩政,政治上中立的實務官員也大多得到擢用。

由武士和庶民混合組成的諸隊曾是長州藩的精銳部隊,但在幕長戰爭之後,藩主預料不久就會發生內戰,故而,步卒、幫工、僕役長、家臣等下級武士也被編成步槍隊(來福槍隊)和大隊。另一方面,高級藩士被禁止配備勤務兵,成了「單槍匹馬」(普通兵卒),被編入了「散兵」,也就是說,被編入了地位低下的候補兵裡。如此一來,藩的秩序發生了逆轉。

木戶和薩摩藩的小松、西鄉、大久保等人反覆協商,加強了超越藩界的團結心。這正是遠山茂樹所說的「強兵富國開明派的跨越性聯合」。木戶強化了政治實力,他認為「治皇國之病者,今日之長州,亦是良器」。木戶把藩視為形成國家的「工具」。因此,木戶、西鄉以及大久保利通等「有司」從各自的藩開始獨立。

慶喜提出「大政奉還」

土佐藩建議德川慶喜進行大政奉還,於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德川慶喜接受建議,提出了大政奉還,薩摩藩的小松帶刀和土佐藩的後藤象二郎[4]當場贊同其「英明決斷」。以討幕為目的的薩摩藩贊同德川慶喜,乍一看有些離奇古怪,但這是薩摩藩頑強地利用幕府奉還大政的讓步之策。可以推測:德川慶喜的本意是建立大名聯合政府,讓德川家族成為一枝獨秀,重新確保國政實權。

此時,根據德川慶喜的要求,幕臣西周[5]提出了幕府的國家構想。設立行政府和議政院的兩權,行政府裡設有「全國、外國、國家利益、度支〔會計〕、寺社」五大事務府,而議政院裡設置大名上院和藩士下院。慶喜的國家構想曾被評價為是構想成法國的買辦,羅什的援助和向法國借款,這對於慶喜都不可或缺。

然而,缺乏本國支持的羅什甚至淪落到連日語翻譯官都撤出的慘淡狀態。以前,傳說中幕府有來自法國的「二百四十萬美元軍事借款」,這實際上是子虛烏有,近年再度被加以確認。另一方面,和羅什事事相爭的英國公使巴夏禮,他本人向英國發送報告,對慶喜高度評價,把大政奉還說成是「自由主義運動」,慶喜也是「符合時代需要的人物」。德川慶喜進一步加強了歐美外交團的支持。

在西周的幕府國家構想中,朝廷的公家不可從山城國(京都府南部)「外出」,即使外出也會被與「平民」同等對待等等,這大幅度限制了朝廷的特權。這是因為維新政府構想的國家是權威主義的天皇制國家,與此相比,西周更嚮往自由的國家。

與呈報大政奉還同一天,出現了發給薩摩藩藩主和長州藩藩主的「討幕密敕」,命其「殲戮」(殺害)「佞臣慶喜」,目的是讓薩摩藩主和重臣果斷出兵,而薩摩藩主正由於藩內動盪推遲了出兵。「討幕密令」的標題是天皇頒佈敕令時需寫的「詔書」兩字。但是,沒有攝政所記日期和批准記錄(攝政代理天皇處理公務),這大體是一份形式不完整的詔書。誅滅慶喜的詔書不可能從幕府派二條齊敬攝政發出,討幕派不可能接詔。「討幕密敕」並非天皇敕命的「密敕」,而是份「偽詔」。是由與天皇毫無瓜葛的某處製作,形式不完整,是偽造的密敕。

討幕「密敕」。代幼帝執政,詔書上本應寫有攝政日期與「可」。(鹿兒島縣歷史資料中心黎明館藏)
討幕「密敕」。代幼帝執政,詔書上本應寫有攝政日期與「可」。
(鹿兒島縣歷史資料中心黎明館藏)

王政復古政變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晨,大久保和岩倉他們進入了御所。薩摩藩、藝州藩的討幕派以及土佐藩、越前藩、尾張藩的公議政體派,他們舉兵參加政變,並頒佈了「王政復古大號令」。然而,公議政體派卻只是四天前才剛剛得知該決定。

德川慶喜同意辭任將軍一職,並廢除幕府和攝關,宣佈「臨時」設立總裁、議定、參與這三個職位。參與從上述五藩各任命三名藩士擔任,西鄉、大久保、岩倉、後藤他們加入參與,掌握了實權。史書記載為「臨時」設置三職,新政府的確是一個「臨時革命政府」。

王政復古和將軍辭職原本是討幕派和公議政體派的共有目標。薩長的武力討幕派是壓倒性的少數力量。根據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為了使政變後的臨時政府正當化,討幕派暫且把土佐藩等公議政體派引入王政復古政變(木戶),增加人數。

九月,木戶寫信給龍馬解釋了討幕派的政治策略。木戶將整個政變比喻成「戲劇」,把武裝政變稱為「狂言」,說事件是肇始於「狂言」,再向「大舞台」(戰爭)發展。對於「狂言」(武裝政變)「勉強勝任的舞台角色〔公議政體派〕,拉其入夥」,那是「巧妙演繹」「狂言」的一種技藝。「巧妙」指舒緩,「演繹」是製作舞台提示,意思是要廣泛結集,推動政變。並且是向「大舞台」、「大戲劇」(戰爭)推進。政變的主導權當然是在西鄉、大久保、木戶和岩倉手上,他們詳細規劃行動步驟,指導實施政變。

公議政體派的反擊

政變當天在小御所開會,會議一開頭,公議政體派的山內豐信就批評政變,並為之前的幕政辯護,要求讓德川慶喜參加議定。他斷言政變是「欲擁立幼君,盜奪權柄」。

(一聽此言)岩倉立即在「御前」(天皇面前)大聲呵斥(山內豐信)。休息時,在坐席外統領兵卒的西鄉告訴岩倉:「若有短刀一柄,即可收拾(山內豐信)」,豐信也做出退讓。至今為止,人們評論說,這話與西鄉很相符,正是這句充滿殺氣的話語才產生了新政府。

然而,當時天皇年方十五,尚未及冠。豐信的批評「欲擁立幼君,盜奪權柄」是有根據的。另外,作為廢除幕府的一項理由,「王政復古大號令」一開始就宣稱:「癸丑〔一八五三年佩里來日之年〕以來之國難、先帝頻年〔每年〕煩擾聖慮。」承認孝明先皇多年來對於外交問題的介入是正當的,與之相對,作為幕府第一「失政」,舉出了「締結各國條約」。

雖然外交問題是主題,但公議政體派的豐信和討幕派的大號令,誰有理呢?正如第一章裡所述,幕府外交既現實也合理。國際環境和日本經濟成熟成為基礎,通過漸進式的幕府外交,門戶開放已經植根在日本社會裡了。另一方面,天皇的外交論是「皇統綿延」、「萬世一系」的非合理性神國思想和大國主義,所以會太過冒險:縱成「焦土」也在所不辭(然而,添加了保護畿內和京都的請求)。在條約批准問題上,山內豐信曾經率直地批判天皇朝廷的外交論「如同書生所論」,是「尋求無謀之戰」。

倘若如此重新審視,小御所會議中應該討論的問題實在多多。面對有著充足依據的發言,西鄉那種「短刀一柄」阻斷討論的發言,是以天皇權威和藩兵武力為背景來壓垮對方,這除了壓迫和恫嚇之外別無他物。剛毅的豐信之所以退卻,是因為他擔心在部隊的精銳程度上薩摩藩藩兵遠遠勝過土佐藩。

人數較少的討幕派,將幕府締結條約定位為「政治失敗」,並以此作為外交的大前提,將「萬國〔歐美〕對峙」、「萬國對立」作為國策第一條公佈,由此起步發展。對於「萬國對峙」,既存在著文明開化主義、也有少數派對大國主義押下的許多賭注。


[1]王政復古:是指日本江戶時代後期,廢除幕府、政權移交朝廷的一次政變。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朝廷宣告將政權交還天皇。

[2]《薩土盟約》: 薩摩藩與土佐藩之間締結的盟約。一八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與土佐藩的後藤象二郎、坂本龍馬等會晤,締結盟約。主張幕府大政奉還、召開列侯會議,實現公議政體,同時約束薩土兩藩。

[3]《船中八策》:坂本龍馬提出的八條政治改革計劃。一八六七年六月九日,坂本龍馬乘坐藩船夕顏號由長崎前往兵庫,在船上他向後藤象二郎闡述了這八條政綱,包括大政奉還、議會開設、官制改革、條約改正、憲法制定、海軍、御親兵、通貨政策八項原則,通稱《船中八策》。

[4]後藤象二郎(一八三八 – 一八九七),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時期的武士、政治家、實業家,是明治維新的元勳。

[5]西周(一八二九 – 一八九七),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時期的幕臣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曾赴荷蘭留學,當過德川慶喜的親信。

本文摘自香港中和出版之《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第1卷──《幕末與維新》 日本近現代史卷一·幕末與維新(立) 黑船來航——上至天皇、幕府,下至普通民眾,日本社會各階層如何看待攘夷與開國? 明治維新——劇烈動盪的幕末維新時期,日本社會經歷了怎樣的起伏? 王政復古——日本近代國家如何在艱難中產生? 脫亞之路——日本如何走上侵略東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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