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的燃燒──日本時代的「台灣青年」如何反抗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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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文松(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臺灣青年」這樣將臺灣與青年加以連結的語彙,並非自1920年臺灣民族運動機關刊物《臺灣青年》才第一次被使用。在稍早的1918年,當有不少臺灣的留學生前往東京留學時,官方媒體便以此稱呼那些臺灣留學生。[1]至於更早將「臺灣青年」一辭推廣至臺灣全島的,並不是雜誌《臺灣青年》,而是1917年由臺灣傳統文人所組成的彰化崇文社。[2]

崇文社在成立之初,主要是單純祭祀文昌帝君等神明的民間結社;然而到了1918年正月,黃臥松、賴和和吳貫世等人,感到臺灣風俗和人心的頹廢,因此倡議以全臺灣知識階層為徵文對象,以移風易俗、惕勵人心。

自此,將每一期的徵文題目公開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和《昭和日報》等媒體上。這項「徵文」活動揭櫫兩大原則:一為導正風俗,二為保存漢文,且一直到1941年為止二十五年間皆無間斷,至於擔任徵文審查的評審,全都是當時臺灣各地漢文界的代表性人物。[3]

彰化關帝廟01
日治時期,崇文社、以文社等藝文詩社皆設於彰化關帝廟內部,當時關帝廟位於彰化縣城第一街「南街」,是整個彰化地區的精華地段。圖為彰化市民族路上的關帝廟今貌。( 由 Pbdragonwang 攝影,來自 维基共享资源)

其中,1919年4月26日該社以「臺灣青年自覺論」為課題廣為徵文,並將得獎的優秀作品全部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這次的評審由同新聞社的魏潤庵(清德)擔任,共選出來自全臺各地的三十篇文章,[4] 並將前八名的作品自4月26日起到6月3日間陸續刊出。

從這八篇作品當中,可看出作者們共通的論點在指出,所謂臺灣青年的自覺乃是就國家層次而言,應扮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進化論的「優勝劣敗」中、有南進的自覺並善盡「日支親善」的角色;其次,就個人層次而言,時值《臺灣教育令》公布之際,應透過自我反省、自覺等來提升精神,同時在高喊自由平等、提倡新學的同時,也絕不輕忽漢學和舊學。

其中,有的作品高倡「青年者新世界之表率人也。新臺灣之代表人也」(第七位),[5]有的則唱和「方今學制改正。日月潭之水電。不日舉辦。我青年諸同胞。其勿坐失時機。堅精蓄銳。急起直追。求學問之進 。謀事業之發展。為同化實現之張本。」(第一位)等大力肯定殖民政府的施政,並呼籲臺灣青年一起為同化的實現而努力的言論。[6]

然而,即使在一片同化肯定論調當中,對於何時才能真正實現同化,卻仍可嗅出臺灣青年的不平。這可從獲得第一名的郭涵光作品中看出:

〔臺灣所謂青年有志〕嗟々外而農工商科學經濟之學術。不能與他人爭勝負。內而國會之議席。尚無臺灣人之位置。百凡計畫創設。均賴母國人為之借箸前籌。六三問題至今尚無解決之望。欲期同化。同化果於何時歟。欲致同化。同化果能實現歟。蓋尚在底氣壓之中心疑雲密布。前途尚未有一線之光明也。[7]

由於崇文社的徵文活動和漢文欄的讀者主要以臺灣人為對象,因此像這類醞釀在臺灣島內傳統文人圈中對於同化政策的「小小的不滿和質疑」,臺灣總督府並沒有加以壓制,甚至視而不見。因為這些由臺灣「青年文士」的發言內容和立場仍屬於體制內的範圍,在政治上完全未正面否定或挑戰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官方民族主義。

日治時期,由新民會發行的《臺灣青年》雜誌封面。

與此呈現強烈對比的,正是來自日本內地的「臺灣青年自覺論」。

1919年,東京新民會所創刊的《臺灣青年》中,呼籲青年自覺的言論彌漫其中。諸如「諸君!!!快站起來,現在正是時候。見義而不為是無勇的懦夫,而反世界潮流則是文明的落伍者。吾等擁有偉大歷史的青年—要自覺成為可背負重大責任的青年,並且奮鬥不懈。」、[8]「唯在面對現在及未來之際,在渴望我臺灣當局能順應時勢進行教化善導之同時,我等青年更必須徹底覺悟不分彼此共同替臺灣文化的發展而奮鬥努力」[9]等呼籲臺灣人與其「渴望」當局順應時勢,毋寧先徹底覺悟共同替臺灣文化而奮鬥。

為此,《臺灣青年》在東京創刊後沒多久,這番「跳針走調」的言論,便引發殖民政府當局的高度警戒。

最鮮明的證據便是當1920年7月16日《臺灣青年》創刊號發行後不久,臺灣總督府的喉舌《臺灣日日新報》在同年8月1日的「新刊紹介」中,就刊出一篇具有濃厚警告意味的介紹文。其內容如下:

以在京臺灣留學生為中心所創刊的雜誌《臺灣青年》創刊號,有田總督的題字,分成和文和漢文兩部,刊登了阪谷芳郎〈祝臺灣青年發刊〉、泉哲〈告臺灣島民〉、木下友三郎〈對臺灣人及內地人的期望〉,以及其他許多有益的文章,其主要目的不外乎期望能透過該雜誌讓本島青年真正自覺,並有裨益於本島文化上的啟發云云;然而同時,我們也切望該雜誌不要像那些只是挑撥人心的機關,學習那些輕舉妄動的中華民國留學生,反而陷入結國誤民之弊害。(該雜誌每本定價四十錢,社址位於東京市麴町區飯田町四ノ一二)[10]

隔年(1921)12月8日,《臺灣日日新報》更以「留學生的機關刊物《臺灣青年》對本島有百害而無一利」[11]的斗大聳動標題,公開登出田總督禁止《臺灣青年》在臺灣島內發售的談話,而同樣的內容也在該報漢文欄中刊登。[12]

就這樣,一場針對殖民地臺灣的「青年」爭奪戰,從1920年前後便已由東京臺灣青年會和臺灣文化協會等臺灣知識菁英發動,並將戰線從日本本土延伸到殖民地臺灣。對此,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所編纂的《臺灣社會運動史》當中,曾有如下的回顧:

大正八年底,在東京的本島人智識階級和留學生首先組織啟發會,隔年春改稱新民會,另外專由學生組成臺灣青年會,並開始陸續提出本島人民族自覺或要求享有民族自覺權等政治運動,同時主導本島人大眾輿論推動民族自覺主義性質的啟蒙運動。[13]

007
新民會,《臺灣青年》的創刊組織。該會成立於1920年1月11日,以林獻堂為會長,是在日台灣留學生組織的第一個政治運動團體。二排左二起為林呈祿、黃呈聰、蔡惠如、林獻堂,右二蔡式穀,後排右三蔡培火。

在此更可證明青年的爭奪乃是由臺灣青年所發起。這樣的自發性青年運動,一開始是從殖民地宗主國的首都東京所展開,雖然當時面臨的環境艱困且資金並不充裕,但所幸有像徐慶祥等這些熱心的青年領導者,突破殖民政府的種種壓制將《臺灣青年》引進島內,擴散至臺灣各地。

日後成為知名作家的吳濁流,當時只是一位在偏遠公學校任教的臺灣人訓導,在其回憶錄中便提及因讀了《臺灣青年》,而對於廢除殖民統治差別待遇的主張有了強烈的共鳴。吳濁流如此描述: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東京《臺灣青年》這份雜誌創刊,並且寄送到我所任教的分教場。讀了之後引發我不少共鳴。尤其更意識到所謂六三問題的矛盾、差別待遇和不平等之類的問題。[14]

010
吳濁流(1900年-1976年),臺灣日治時期著名小說家,作品以批判社會聞名,知名的包括《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篇小說,以及《波次坦科長》等短篇小說。

徐慶祥在《臺灣青年》上積極向廣大的青年層呼籲,鼓勵在臺灣各地成立青年團,正是希望藉此凝聚出「臺灣青年」的「想像共同體」;而對此,殖民當局終於無法繼續無視其存在。前引《臺灣社會運動史》在其「青年運動之抬頭」一節中,對此有如下詳細的描述:

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一展開,受到最大影響的便是本島人青年。初期的影響首先是求知慾旺盛,競相邀請在日本內地和支那留學的留學生,並且對於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等異常關心;同時文化協會本身也注意到青年具有理想主義的傾向和其未來性,非常重視對青年運動的指導,同時和島外留學生保持密切聯繫相互聯手,而對於島青年團體的成立也給予援助,並予以指導協助。[15]

由此更可看出殖民政府也承認「青年的爭奪」,乃是由包括文化協會在內的臺灣知識分子著了先鞭。

在相關具體的案例當中,首先來看公學校及其同學會(同窗會)。如前所述,臺灣人學生就讀的公學校和同學會,一方面是殖民政府最為自豪且視為培育日本忠良國民的教育「聖地」,此時期適成為臺灣知識青年積極「策反」的舞臺。吳濁流在回憶錄中便提到臺灣文化協會對公學校的影響,而且這還是他本身的經驗談:

當我隱居鄉下幾乎與外界毫無接觸時,臺灣人文化運動的浪潮還是飄過來。那年的暑假,母校舉辦同學會,知識分子趁機高倡民主,並發表各自的見解。當時被視為怪人的我也上臺發表演說,至於說了甚麼雖然已經完全忘了,但應該是呼喊自由吧。就這樣,利用同學會召開並不僅限於我的母校,臺灣島各地皆然。因此每年公學校同學會上都會發生各式各樣的問題,於是引來當局高度的注目。這也可視為文化協會的推動所造成的影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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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全台各地設置供本島人就讀的公學校,除了普及日語和基礎知識的目的外,也企圖將台灣人教育為忠貞順服的日本國民。圖為新竹北埔公學校。

接下來再看另一個例子。曾到東京留學的張深切有一次返南投家鄉省親之際,受邀請到母校草屯公學校發表演講,且受到盛大歡迎;然而張深切卻藉機宣傳民族自決的思想,其結果可想而知,從此被母校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17]

值得注意的是,學校當局甚至因此決定禁止舉辦同學會。而同學會對於公學校歷屆畢業生而言,乃是除了青年會以外唯一可以相互聯誼的場合,卻因當局為防範「惡思想」的傳播而受到禁止。從此也可看出,學校(殖民)當局明顯感到臺灣知識青年對學校教育現場所帶來的威脅。

為了打鐵趁熱,留學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更利用暑假組成文化演說團,到臺灣各地舉辦大型演講會。其中,中部的彰化同志青年會由於熱心參與,因此受到地方當局嚴重警戒,要求注意會員的思想問題,後來更發展到會長改選的問題上。

對此《臺灣民報》在1924年9月11日和21日,連續兩期發表以「關於彰化思想問題的考察」為題的社論,對於殖民當局限制青年思想的統制措施,進行強烈的批判。作者黃呈聰指出:

所有關於青年的一舉一動,才更要以政治的立場加以仔細觀察不可。在此前提下,若發覺有太過激進的面向,便應基於善意加以指導不可。所以,絕對不可以將所有青年的思想一律視為洪水猛獸。假使只知『壓迫』二字的話,一定有害於國家社會的健全發展。……思想必須以思想來加以教育,權力絕對無法戰勝正義的思潮吧。

012
黃呈聰 (1886─1963),日治時期彰化著名仕紳。曾任「新民會」幹事、臺灣文化協會「臺灣青年總會總務幹事」,並與林獻堂向臺灣總督提出「建白書」,要求十二項改革。

直指警察的不當作法才是造成青年思想惡化的最大原因,黃呈聰進而主張青年會必須擁有自主性,「青年會應由各青年會員自己來做,青年會有青年會的自主權」。而文中,從論述青年的思想與國家發展的關係中,更可明確看出黃呈聰的臺灣(國家)青年觀。社論最後,黃呈聰做出這樣的結論:

總之可以說,……青年是國家的承擔者。以前的臺灣是以前人的臺灣,現在的新臺灣是青年的臺灣。朝氣蓬勃的青年才能夠改變社會,擁有新思想的青年才是國家進步的動力。[18]

黃呈聰在此公然揭櫫新臺灣是青年的臺灣,舊臺灣則是老人的臺灣,特別突出青年的重要性。

之後,儘管警察當局不斷干涉和壓迫由臺灣文化協會知識青年所舉辦的各式各樣的演講會活動,[19]但活動不但更為盛大,且深入各個地方,所造成的影響終於讓殖民政府當局無法坐視。對此,《臺灣社會運動史》有如下之描述:

大正十四年可是文化協會演講會的瘋狂時代。……然而只是挑起民族間的對立,絲毫未深刻檢討,徒然助長一股虛無飄渺的反母國風潮。尤其每當發生地方問題和農民爭議等問題之際,一定趁機介入,全力投入問題糾紛和收攬民心,一旦受到取締便展開執拗的演講戰和舉行示威運動,以表達反抗的立場,此乃本島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的先驅。[20]

文中所示一連串來自警察當局激動的警句,如「挑起民族間的對立」、「助長反母國的風潮」,以及「致力收攬民心」和「執拗的演講戰」等,既可看出殖民政府當局的心態和立場,更可再次確認留學生們不惜長途跋涉返臺舉辦演講會,其最終的目的便是為了促使臺灣人自覺。尤其是廣大的青年,更被認為是建設新臺灣的最大原動力。然而,這類的演講會從臺灣總督府(殖民統治者)的立場來看,雖然標榜為文化運動,卻是公然破壞內臺人融和、甚至造成反日本殖民統治風潮的始作俑者。


*本文選自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之《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

application殖民地青年是統治體制的協力者?或是反抗者?本書自臺灣總督府教化政策的特殊視角切入,呈現殖民地歷史中清流與濁流難以劃分的複雜面貌。

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意圖使臺灣人的子弟成為其殖民統治的協力者,賦予臺灣青年擔任「殖民地近代性」的仲介者角色,卻也同時孕育了反殖民的年輕力量。本書旨在探討日本統治下,殖民地臺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政策,如何形塑一特權化「青年集團」,並藉由近代化的「青年」概念,闡明其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互動和關聯。

「科舉造士」原是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為國舉才之傳統;為了培育殖民統治所需人才,殖民政府透過1896年設立的臺灣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將此傳統換骨奪胎,並移入近代國民國家的「青年」概念,作為殖民地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的先鋒部隊。此一「青年集團」的內涵,隨著臺灣社會情勢之演變而變化,全島自主性的「臺灣青年」與地域社會的「官製青年集團」,在傳統與近代、統治與被統治之間,亦呈現多重的面貌。

作者簡介:

陳文松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曾任教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東華大學,現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講授臺灣政治文化史、日治臺灣史、區域研究。其研究領域包括殖民政策史、地域社會,以及日常生活(娛樂)史。著有〈從「總理」到「區長」:與日本帝國「推拖頑抗」的武秀才洪玉麟――以洪玉麟文書(1896-1897)為論述中心〉、〈日治臺灣麻雀的流行、「流毒」及其對應〉等。

http://www.press.ntu.edu.tw/index.php?act=book&refer=ntup_book00778


*註釋:

[1]高砂寮長後藤朝太郎,〈臺灣青年の將來〉,《臺灣日日新報》第6413號,1918年5月1日。

[2]於1917年由彰化地區的傳統文人發起而創設「崇文社」,也就是取「崇文重道」之意。這是日本統治臺灣以來,在臺灣所創設的第一個文社。施懿琳,〈日治中晚期臺灣漢儒所面臨的危機及其因應之道—以「崇文社」為例(1917至1941)〉,《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2000),頁272。

[3] 《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272-274。

[4] 〈課題揭曉〉,《臺灣日日新報》第6773號,1919年4月26日,漢文版。

[5] 〈崇文社課題 臺灣青年自覺論 第七名 臺南 陳永諧〉,《臺灣日日新報》第6798號,1919年5月21日,漢文版。

[6]〈崇文社課題 臺灣青年自覺論 第壹名 新竹 郭涵光〉,《臺灣日日新報》第6774號,1919年4月27日,漢文版。

[7]同上。

[8]臺灣青年雜誌社,〈青年同胞に與ふる檄〉,《臺灣青年》第1卷第1號,1920年7月,頁62。

[9]林呈祿,〈新時代に處する臺灣青年の覺悟〉,《臺灣青年》第1卷第1號,頁35-36。

[10]〈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第7236號,1920年8月1日。

[11]《臺灣日日新報》第7730號,1921年12月8日。

[12]〈有害之臺灣青年雜誌〉,《臺灣日日新報》第7731號,1921年12月9日,漢文版。

[13]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社會運動史》(1939年),頁5-6。

[14]吳濁流,《夜明け前の臺灣—殖民地からの告發》,頁58。

[15]《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66。

[16]前揭吳濁流,《夜明け前の臺灣—殖民地からの告發》,頁59-61。

[17]《里程碑》(上),收入張炎憲、黃英哲編,《張深切全集》(臺北:文經社,1998),卷1,頁170-171。

[18]劍如(黃呈聰),〈關於彰化思想問題的考察〉(下),《臺灣民報》第2卷第18號,1924年

9月21日,頁4-5。

[19] 「文化協會是以『促進臺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會規第二條)所創立的,並在各地舉辦講習會,獲得很大的迴響,從大正十二年至昭和元年為止的四年間,已舉辦的講習會有798次,聽眾也達到29萬5,981人次。由於自大正二年開始,以取締集會、結社以及群眾運動為目的的治安警察法(明治三十三年公布)在臺灣部分實行,於是講習會經常受到干涉,『辯士中止』的處分就有87次,而受到解散集會處分的則有57次。」參見黃昭堂,《臺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81),頁137-138。

[20] 《臺灣社會運動史》,頁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