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現代日本歷史的兩個關鍵時刻

Print Friendly, PDF & Email

作者:加藤陽子(東京大學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

1894 年 6 月,朝鮮政府因甲午農民戰爭(東學黨起義),請求清廷派兵支援,日本卻在未收到朝鮮求援的情況下,就自行決定派兵,於是引發中日甲午之戰。

坊間廣泛認為,日本政府在決定派兵的時候,已下決心要跟清朝開戰。近年來,檜山幸夫和大澤博明等人的研究則提出更有力的說明。[1] 他們指出, 1894 年伊藤首相和陸奧外相在和中國交涉朝鮮問題時,曾提出「日清共同推行朝鮮的內政改革」,並對此持樂觀態度。也就是說,在決定向朝鮮派兵時,日方並無跟清朝開戰的決心,而最終導致開戰的原因,在於伊藤內閣對當時的形勢過於樂觀,以為日清一定不會開戰,因此對清廷交涉時強硬地提出日本的建議,最後導致日中交惡,雙方開火。

我們只要嚴密地解讀史料,就能看出伊藤內閣的誤判。結果,戰爭變得無法避免時,日本又急忙為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找理由,想辦法渲染這場戰爭的正當性。他們把日本渲染成推進朝鮮政治改革的文明國家,而清廷則是阻撓改革的非文明國家。福澤諭吉正是這種說法的鼓吹者, 1894 年 7 月 29 日他在自己創刊的《時事新報》上評論:「日清之戰是文明與野蠻之戰」,是「文明開化、謀求進步之國,與阻礙進步之國的戰爭。」[2]

福澤諭吉, 1891 年攝影。(來源:維基百科)

福澤諭吉的論調,與日本政府發出的「宣戰詔敕」在邏輯上不謀而合。這份詔敕把日清之戰歸咎於清朝:「朝鮮為一獨立國家,帝國欲為其啟蒙以與各國為伍。而清國則每每稱朝鮮為其屬邦,且干預朝鮮內政,又拒絕日本提出的共同內政改革案,欲讓朝鮮依靠清朝維持治安。」[3]

很明顯,日本的主政者為了向國民解釋開戰的理由,製造了一個「為解釋而解釋的邏輯」。這套邏輯對伊藤內閣自己外交上的誤判隻字未提,全然不顧清朝的觀點,硬把戰爭合理化。很不幸,十年後,日本又故技重施,向俄羅斯開戰,並強辭合理化出兵的行為。這種行為一再重演,積非成是,誤導了日本民眾,把日本引上軍國主義與對外擴張之路。

日俄對立的焦點

甲午戰爭在 1895 年 4 月結束,日清簽訂的《馬關條約》中,中國「確認朝鮮為完全獨立自主國家」,等於承認了日本控制朝鮮的事實。條約還要中國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並給予日本不少特權。

但是,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直接觸及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德、法也想分一杯羹,結果演變成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三國態度強硬,最後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實際上是中國付給日本三千萬兩白銀贖回)。此外,朝鮮獨立後不但沒有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反而使朝鮮國王選擇了親俄路線。日本這個剛崛起的帝國,怎能忍受如此的折辱?日俄在遠東的利害衝突進一步激化,於是,舉國鼓吹發展軍事工業,等待復仇之機。

與此同時,俄國加強了對中國的干預。 1896 年,俄國以迫使日本還遼有功,要求清政府簽署《中俄密約》,獲得中東鐵路(東清鐵路)的鋪設權,並於同年 10 月將縱貫黑龍江省、吉林省、盛京省的東三省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對接。 1898 年 5 月進一步獲得了旅順和大連租借權,俄羅斯在遼東半島最南端的旅順修建海軍基地。

東清鐵路旅順站。(來源:維基百科)

俄國這一連串在遠東的發展,多年前斯坦因對山縣有朋的警告變成了現實,日本有極大的危機感。不僅如此,俄國趁 1900 年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時派兵進駐南滿洲(中國東北),到 1903 年 4 月,義和團之亂早已結束,所有國家都退兵,只有俄國沒有撤兵。俄國還對清朝邊境的鴨綠江、圖們江的開發顯示了很大的興趣。俄國對清朝以及朝鮮的企圖,嚴重威脅到日本的安全觀。

日本學者對日俄戰爭的探討一直關注,近年的研究不斷深入,有不少新的發現。例如,研究顯示,在日俄開戰的問題上,日本的帝國議會、內閣,以及元老,表現出令人意外的慎重。[4] 在眾議院占過半席位的立憲政友會認為,根據 1902 年簽訂的《英日同盟條約》,以英國在遠東地區的威懾力,應當能化解遠東的危機,日本沒有擴軍的必要。[5]

英日同盟條約在 1905 年續約(這是第二次英日同盟), 1911 年再度續約為第三次英日同盟。其內容為締約國為抵抗他國侵略進行交戰時,同盟國應保持中立。日英同盟的目的倒不是日本能指望英國為了日本和俄羅斯作戰,它真正的意義是,當日俄間的矛盾因朝鮮問題和中國問題加劇的時候,英日同盟能遏制俄國與法國和德國結盟。日本把假想敵限定為俄國一國,藉著英國勢力去孤立俄國,而俄國因其重心在歐洲,日本若在遠東有所作為,俄國恐怕也無法全力應付。英日同盟顯示日本對其安全觀、國防觀用心之深。

英美等列強也不願意見到俄國勢力大舉進入朝鮮與中國東北, 1903 年夏,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與俄國談判,要求俄軍從滿洲撤軍,俄國拒絕,談判不歡而散。

談判開始時,桂太郎內閣和元老們一致認為「滿洲問題和朝鮮問題密不可分,這兩個問題應同時與俄方進行交涉」。[6] 他們並樂觀的期待談判會有所進展。但是,軍部卻有不同意見。軍部認為,日本應該在西伯利亞鐵路完全開通之前,或在俄國完成備戰之前,搶先對俄開戰。軍部並就此對政府施加壓力。首相桂太郎難於應付,不得不在 1904 年 12 月 21 日致函山縣元老,敦促其盡快就此表態。[7] 桂太郎表示:「在朝鮮問題上,我方應充分表達修正的意願,如對方不願接受,則應不惜使用最終手段(即戰爭手段)進行解決。」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桂內閣就算不惜進行戰爭也要解決朝鮮問題的決心。但是,山縣的回信卻明白反對戰爭:「對於開戰之論,老夫(指山縣自己)不敢苟同。」[8]桂太郎只得帶著陸軍大臣寺內正毅,於 12 月 24 日拜會山縣元老,這才得到山縣對開戰的同意。

首相桂太郎,也曾擔任過台灣總督。(來源:維基百科)

於是, 1904 年 2 月 6 日日本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並宣布斷絕日俄外交關係。 2 月 8 日日軍偷襲旅順口(亞瑟港),2月9日俄國對日宣戰, 2 月 10 日日本正式對俄宣戰。日俄戰爭全面爆發。

以上敘述,最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問題對日本的安全太重要了,是日本寧願付諸戰爭也要解決的問題。

日俄戰後日本的選擇

日俄戰爭實際上是日俄兩國對朝鮮半島的爭奪。日本欲在朝鮮進行排他性的統治,而俄國則寸土不讓。但是,為了讓同盟的英國和友好中立的美國站在自己這邊,日本必須合理化這場戰爭。於是,日本重演甲午戰爭的故技,故意避開不起眼的朝鮮問題,反而在滿洲門戶開放上大做文章。

當時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吉野作造發表評論為戰爭的合理性找藉口。[9] 他抨擊沙俄藉義和團事變占領滿洲,滿洲不能任由俄國獨占,應該門戶開放。他在日俄開戰時發表的論考《征俄目的》指出:「我國並無理由反對俄國領土擴張的行為,但俄國的領土擴張政策經常伴隨排斥外國貿易這種最最不文明的行為,(日本)不得不行使自衛權,對它進行猛烈反抗。」[10] 俄國占領滿洲地區,又在事實上壟斷貿易,這種態度在吉野看來是「非文明」的。

吉野作造。(來源:維基百科)

主張滿洲門戶開放,也反映了日本當時的經濟需求。 1885 年到 1890 年這段期間,日本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企業的設備投資和建設投資; 1890 年到 1900 年則是政府的設備投資和經常支出;1900 年到 1910 年期間的經濟增長則轉由出口帶動。[11]出口在總需求中所占比利由 1885 年的 4.9 %上升至 1910 年的 12.8 %。可見資本制確立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出口的擴大中逐漸加速。當時,日本出口的對象主要是韓國和滿洲,但俄國拒絕在滿洲地區開放通商門戶,日本就給俄國貼上「非文明」的標籤,獲得英美的支持,並通過獲得外國債券使日本取得戰爭中的財政優勢。

日本在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得勝,占領旅順和滿洲南部,並打敗了俄國艦隊。 9 月,日俄簽訂《樸資茅斯條約》,確定日俄在滿洲及東北亞地區的勢力劃分。條約內容廣泛,主要包含五點:

  • 俄國承認日本對朝鮮政治軍事經濟上,均享有卓絕的利益;
  • 日俄兩國從滿洲撤軍;
  • 俄國將旅順口、大連及附近領土、領海的租借權、長春、旅順口間的東清鐵道支線轉讓日本;
  • 俄國將北緯 50 度以南的庫頁島割讓給日本;
  • 日本漁民有權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等俄國沿岸捕魚。

當時日本國民和輿論預計戰爭賠款將高達30億日元,然而合約並沒有提到賠款,日本國民相當失望。合約未提賠款,是因為日本急著結束日俄戰爭。這是因為當時的參謀總長山縣有朋深諳西伯利亞鐵路開通後對日俄國勢的影響。西伯利亞鐵路開通後,俄國運兵能力大增,能迅速在滿洲集結大兵團。相形之下,日本則苦於兵力短缺,財政困難。山縣認為,戰爭久拖對日本不利,應見好就收。他在 1905 年 8 月的《戰後經營意見書》中表示,和平條約賦予日本掌握朝鮮國防、財政和外交實權,「是近來的一大成功,應十分體察當局者的一片苦心」,滿意之情溢於言表。[12]

山縣還表示:「戰後將滿洲之地交還清朝乃理所應當。」[13]但為了維護日本權益,在將滿洲歸還清朝的同時,應繼續鞏固日本在戰爭中獲得的各項權益。這些權益包括關東州的租界(即旅順、大連地區)。

雖說如此,日本卻沒有把滿洲還給清廷的打算。根據中俄《旅大租地條約》,俄國向清廷租界旅順大連的租期是 25 年,應於 1928 年歸還清朝,南滿鐵路也將於 1940 年期滿。但是,桂太郎內閣在 1908 年 9 月內閣會議已決定期滿也不歸還。山縣自己在 1909 年 4 月的《第二對清政策》中也改變了他的態度。他表示,租借期滿後清廷一定要求日本歸還,但滿洲是「日本花費二十億資財、犧牲二十餘萬死傷換來的戰利品」,[14]絕不能歸還。自此之後「二十億資金和二十萬生命換來的滿洲」這句話,就成了一句慣用語,影響日本政府與人民對滿洲的思維,也為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伏筆。

日俄戰爭的總結和概括

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取得東北亞的軍事優勢,並獲得在朝鮮半島、中國東北駐軍的權利,而俄國在這個地區的擴張則受到阻撓,日俄之間的矛盾與競爭更加直接。

除了日俄勢力變化外,日俄戰爭也影響了日本陸海軍的軍事思想。

戰前,日本陸軍一直以普魯士陸軍為楷模,日本陸軍參考 1870 年普法戰爭中德國參謀總長毛奇的德式軍事戰略和戰術,將砲兵和步兵的火力集中在一點,達到 3 比 1 的優勢,在步兵接近戰之前以火力集中猛擊,然後再以步兵近戰突破敵方。這種「火力中心主義」消耗大量砲彈,靠的是國家的工業力量。[15]

但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陸軍的軍事思想卻從「火力中心主義」轉向「步兵白刃戰主義」。所謂「白刃突擊戰術」就是歩兵拼刺刀近戰突破敵方,以精神力量克服砲彈不足的步伐。日本採用這個土法煉鋼、逆時代的做法,是因為日俄戰爭時,砲彈的消耗遠超預計,日軍的砲彈在短短半年內便消耗殆盡,日本被迫向德國克虜伯公司和英國阿姆斯壯公司大量訂購砲彈。此時日本國防工業初創,產品成本高、品質亦不如理想,砲彈的殺傷力又遠遠低於預期(俄軍因砲彈而傷亡者僅占總傷亡數的 14% ),面對高昂的軍費,日本不得不轉為逆時代發展的白刃突擊戰術。[16]

海軍方面,日俄戰爭使日本海軍過度依賴大艦巨砲主義。記錄日本海海戰、厚達 147 冊的極密版《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戰史》一直被列為機密資料;但另外一個全四卷的普及版《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戰史》卻以「故事」的方式,推向海內外。普及版中,日本聯合艦隊面對敵人做了一個大調頭,然後只用了三十分鐘的砲擊,就擊沉了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這個故事把複雜的海戰簡單化、神話了,無疑只是個大艦巨砲主義的「故事」。

日本海海戰
日本海海戦,又稱對馬海峽海戰,是日俄戰爭中重要的一役。(來源:維基百科)

田中宏巳的研究指出,極密版《海戰史》與普及版的內容有相當大的出入。[17]真實的情況是,主力艦和巡洋艦使用丁字和乙字戰法,對波羅的海艦隊進行攻擊,其後的水雷艇隊和驅逐艦隊通過水雷攻擊才終於掌握勝機。在沒有正確戰史指導的狀態下,海軍產生了對大艦巨砲主義的迷思。

持久戰論的登場

日俄戰爭的另一個影響是日本軍政人員對「速戰速決論」的迷信。這個迷信使日本只看到精兵主義的長處,而忽視日本地狹民寡、無力久戰的短處。

石原莞爾是九一八事件的策劃人,也是日本著名的戰略家。他的回憶錄清楚地說明日本戰略上的弱點。石原說:「我對軍事學稍有些理解,特別是進入陸軍大學之後,最困擾的一個問題就是日俄戰爭。日本的確在日俄戰爭中大獲全勝。但是,我總覺得日本的勝利是僥倖。如果俄羅斯再頑強一些,再堅持一點,日本就很危險了。」[18]

石原莞爾。(來源:維基百科)

帶著這個疑問,石原在1923年到歐洲留學。他在柏林大學師從德爾布呂克 (Max Ludwig Henning Delbrück) 教授學習戰略理論。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德國普遍認為,德國戰敗的原因在於德軍參謀本部戰爭指揮不夠徹底,未能實施大規模圍殲戰,以短期決戰包圍殲滅敵軍全部主力部隊。但德爾布呂克則不以為然。他對當時居於主流的大規模圍殲戰思想一向持批判態度,他指出:美國內戰已說明,工業化已經改變了戰爭的形式;工業化國家享有巨大的物資資源和高效的組織能力,因此,彼此之間的戰爭會呈持久戰狀態。[19]

而石原也受到德爾布呂克的影響。石原對戰爭的形態做了如下總結:戰爭分為速決戰和持久戰兩種,在速決戰中,採取殲滅戰略,統帥的獨立地位居於首位;而持久戰,採取的是消耗戰戰略,因此,政略和戰略都應放在首位。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本質屬於持久戰,德軍參謀本部應將國民動員與反經濟封鎖等政治手段相結合,政略與戰略一致,採用消耗戰略。德國的敗因並不是沒有堅決執行圍殲戰,而是沒有認清戰爭本質。石原因此思考日本的情形,日本是個資源匱乏的國家,若敵方對日本採取消耗戰略,日本將如何應對?因此,日本應如何構建一個不懼經濟封鎖、自給自足的國防體系,成為石原等陸軍骨幹參謀人員研究思考的重要課題。[20]

*註釋:

[1] 檜山幸夫的一系列論文,特別是〈日清戰爭中的外交政策〉一文,收入《日清戰爭與東亞世界的變化》下卷(東京:YUMANI書房,1997)。以及大澤博明,〈日清開戰論〉,收入《日清戰爭與東亞世界的變化》下卷。

[2]《時事新報》,1894年7月29日。

[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 1840-1945》上卷(原書房,1965),頁154。

[4]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與日露戰爭》(東京:木鐸社,2000)。

[5] 阪野潤治,《大系‧日本歷史‧13‧近代日本的出發》(東京:小學館,1993)。

[6] 千葉功,《舊外交的形成:日本外交1900-1919》(東京:勁草書房,2008)。

[7] 尚友俱樂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編纂委員會編,《山縣有朋關係文書》第1卷(東京:山川出版社,2005),頁333。

[8] 千葉功編,《桂太郎關係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396。

[9] 吉野作造是大正年間頗活躍的政治學者、思想家、也是大正民主運動的發起人。

[10] 吉野作造〈征露的目的〉,收入《新人》(1904年3月號),後收入《吉野作造選集》5卷(東京:岩波書店,1995)。

[11] 三和良一,《概說日本經濟史‧近現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2)。

[12]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頁281。

[13]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頁278。

[14] 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頁308。

[15] 山田朗,《軍備擴張的近代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

[16] 山田朗,《軍備擴張的近代史》,頁33。

[17] 田中宏巳,《秋山真之》(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頁201-203。

[18] 石原莞爾,〈戰爭史大觀序說〉,收入《最終戰爭論 戰爭史大觀》(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頁123-124。角田順編,《石原莞爾資料‧戰爭史論》(東京:原書房,1994),頁402。

[19] 馬克‧皮蒂《「日美對決」與石原莞爾》(東京:Tamairabo,1992),頁42。

[20] 加藤陽子,《日本近代史系列 ⑤ 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東京:岩波書店,2007),頁95。

本文收錄於聯經出版的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