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嫌疑人站在眼前,你能夠正確指認誰是加害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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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當‧班福拉多 (Adam Benforado)

「今天你在這個法庭上,有看到那晚進到你公寓裡的那個人嗎?」

被害者環顧室內。

「有的,檢察官。」

梅里韋瑟郡(Meriwether County)的檢察官小心地措辭。這是審判中的關鍵時刻:可以讓情勢一舉倒向自己的機會。如果他的表現可以發揮最大的戲劇效果,喬治亞州的陪審員就會站在他這邊了。

席上的女人等待著,其他人看著她—這位上了年紀的女性受傷得很嚴重,連專門採集強暴證據的工具都派不上用場;她的臉有一部分已經麻痺動不了了,臉上還帶著犯罪發生當時的恐懼。

「女士,如果可以的話,請走出證人席,並指出那個人是誰。」

她依照檢察官的要求離開了座位,將法庭四面環顧了一次之後,舉起手。

「是他。」

約翰.耶柔米.懷特(John Jerome White)被宣告有罪,並判終身監禁。在審判中,懷特一直堅持他沒有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的清晨闖進那位女性的屋裡,打了她,還強暴她。他也沒有接著又從她的皮包裡搶走七十元現金,把電話線從插座上扯斷,然後從後門走出去。他一直說:「我知道我沒有強暴那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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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件案子只看實際證據的話,懷特大概就可以讓陪審團決定放他走了。檢察官沒有太多物證—國家犯罪實驗室(State Crime Laboratory)哥倫布分部(Columbus Branch)的刑事專家證明從犯罪現場床上採到的頭髮,和懷特的頭髮「有足夠的相似性」,「足以認為它們屬於同一個人」。

但是經過交叉詰問之後,作出該分析的專家卻被迫承認他的確信程度其實很低:從被害者的房子裡所採集到的頭髮「可能是」懷特的,但這只不過是指「是懷特的可能性比不是他的可能性大一點」。

不過,檢察官還有最後一張王牌。被害者指認懷特是攻擊她的人,而且不只一次,而是有三次,都在不同的時候。任何地區檢察官都會告訴你:只要能讓被害者主動指認,就是成功收押一個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依照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威廉.布倫南(William J. Brennan Jr.)的說法:「由一個活生生的人在席上伸手指向被告,並說出:『就是他!』,沒有比這更有說服力的了。」不過約翰.耶柔米.懷特真的沒有做。犯罪現場的頭髮在二○○七年又重做了一次 DNA 測試,排除了他是行凶者的可能性。

當懷特在那年的十二月走出梅肯州立監獄(Macon State Prison)時,被害者已經去世很久了,但是她在二十八年前指向他的手指,留下了無法回復的傷痕。如果不是她犯了錯,懷特就不用大半生都在牢裡度過了。這件事情這麼輕易,而殘酷。

不過這個案子還有個更黑暗的轉折點。因為懷特受到指認,所以本案就結案了。當局於是不曾再試著找出真正的行凶者,也不知道警察其實差一步就逮到他了—不是當凶手在幾十年後又強暴了另一位梅里韋瑟郡的婦女的時候,而是就在一九七九年當時。

在犯罪發生沒幾週之後,被害者來到警察局、站在前頁圖的五位男性面前的時候。懷特剛好站在五個人的中間,穿著撕破的牛仔短褲和白色 T 恤。他瘦得像根電線杆,姿勢很放鬆,幾乎像個女孩子—兩腿併在一起,手肘靠在身體上,屁股扭向一邊。眼睛直視著照相機。

被害者毫不遲疑地認出他—拿著三號牌子的人。被害者說她﹁幾乎確信﹂他就是那個行凶的人。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但這個故事還只說到一半。其實她那天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

真正攻擊她的人也站在她面前,只要再往右邊看兩個人:拿著五號牌子的詹姆斯.愛德華.帕勒姆(James Edward Parham)—他是圓臉,穿著牛仔褲和橫紋襯衫,睛睛看向旁邊。就在警察局,她看到了真正攻擊她的人,但卻選了一個無辜的人。

帕勒姆也被列在接受指認的幾個人之中,其實只是一個巧合。警察主要針對的人是懷特。帕勒姆只是剛好在被害者要來指認時,因為另一件不相關的案件被關進警局裡,才被拉來當「分母」的。警察也完全不知道帕勒姆才是他們在找的人。在過了幾乎三十年之後,當時發生的每件事才被串在一起。

懷特的案子並不常見,但是也絕不是單一個案。有少數的案子在事後由研究者以 DNA 化驗證明為無罪,在這些案子中,還有至少其他兩個例子,也是被害者在可以指認加害者時,卻選擇了一個無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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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理解的是:其實在許多案件中,並沒有人想要誤導辦案或是欺騙,但為什麼還是發生了這麼可怕、不公平的事呢?被害者當然想要找到真正的犯人。其他的證人出面,大部分也是想要提供幫助。警察、檢察官、陪審員和法官當然也有很強的動機,要將真正的罪犯繩之以法。

例如在約翰.耶柔米.懷特的案子中,警察好像沒有理由要整他或是故意扭曲規則;他們也只是想要抓到真正的強暴犯,讓他接受法律的制裁。在證實無罪之後,懷特本人並沒有意願攻擊那些剝奪了他大半生自由的人。這不是一個充滿著邪惡陰謀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會犯某些錯」的例子。

懷特是對的,但是他也忽略了一些重點:這些錯誤並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如同我們將在後文討論的,它們是這個刑事司法制度下可預期的結果,因為人類的記憶原本就有限制和缺陷,而這個制度加深了它的限制和缺陷。

我們大部分人對於自己的記憶如何運作,都有強烈的直覺。其中一個最廣為大家接受的概念,就是記憶基本上像錄影機一樣:多年以來,我們的大腦記錄了數以千計的影像和剪影,需要時就可以把它們抓出來。

當然,有時候我們會忘記東西儲存在哪裡,或是影像太模糊了,但是只要我們成功地找到了儲存的圖片或是錄像,我們就可以開始觀賞一段可靠而且正確、曾經就在我們眼前上演的紀錄片。

我們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有很好的記憶力;不僅如此,我們也預期其他健康的人都有基本的記憶力,正確、而且前後一致。因此,我們極端相信記憶,相信它足以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當作有力的工具。

這個信念有一部分的確有正當的理由。在某些方面,我們的記憶的確像我們所想的,是打擊犯罪的有用工具。例如:我們有一個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記住某些臉。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記憶經常會出問題。

我常常記不起來剛才介紹給我的人叫什麼名字、我在幾秒鐘前才看到的縱橫字謎遊戲的提示,以及我太太叫我買的東西(我明明跟她說不必寫下來的)。

我怎麼可以老記得學校裡那些沒用的事—像是《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第一次出版的年分(一八五九年),但是不記得我剛剛才問到的皮膚科醫生的電話後四碼?為什麼在好幾年之後,當我們在倫敦東北線的一個地鐵站巧遇時,我可以一下子就認出她是高一時置物櫃在我隔壁的女生,但是在學校附近的酒吧裡,我卻認不出我的學生—他上個學期才剛上過我的課?

答案是因為:我們的記憶根本就不像錄影機。首先,我們真正的記憶有很大程度受到理解力和注意力的限制。我們不可能處理每一天的每一秒所碰到的資料,它們的數量太過驚人。只是看到、聽到或是聞到某個東西,不會馬上就成為我們可以記住的一段記憶。

為了說明,我希望你可以形容一下一位你已經見過上千次的人。的確,很有可能你現在就帶著至少一張他的照片。

想像我是一位素描畫家。現在,請和我形容一下在美金十元紙鈔正面的那個人—當然不要看解答。他的頭髮—捲嗎,呈波浪形、還是直髮?有蓋到他的耳朵嗎?他的下巴上有肉窩嗎?他是不是有打蝴蝶結領結?他的眉毛很濃密嗎?他的上衣是小領子還是大領子?他的鼻子長得什麼樣子?最後是,他叫什麼名字?

現在,翻到下一頁,看看紙鈔上的那個人。你的形容和他有多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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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個任務應該很難,不過還有更難的。我還沒問你,簽名是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脖子右邊還是左邊,或是紙鈔的反面是什麼。

我們通常不會注意到出現在我們視線裡的東西──除非我們的焦點在它身上。

漢密爾頓的的臉上有什麼,和我們使用這張十元紙鈔並沒有什麼相關。當我們抽出一張十元時,只會想到我們要買東西;我們只需知道自己拿的是十元紙鈔,而不是五元、一元或是二十元。雖然我們看過它無數次,它也很重要,但這些都沒有影響。的確,我們有時候會忽略了某些在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東西。

研究者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心理學系系館裡擁有辦公室的教職員和學生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記得最近的滅火器在哪裡—雖然每個滅火器都在明顯可見的地方,而且兩個滅火器相距不會超過二十五英尺。

系館中有許多人,多年來每一天都會看到滅火器,但是這也不重要。滅火器和他們每天的目標和經驗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但事情也有好的一面,如果我們被提醒要注意某件事,我們就會對它有記憶了。實驗者在兩個月之後又回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系辦建築物,再度詢問同樣的受試者最近的滅火器在哪裡,這次大家都知道了,因為稍早的互動,讓他們把這個亮亮的紅色東西擺到心裡的重要位置了。

刑事案件證人的挑戰在於:對於他們而言,直到案件發生之前,相關物件或是人的關聯性通常都是不夠清楚的。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我們不太可能會記得一輛停在那裡的小貨車,或是留著鬍子的路人。

想像一下,如果有個情況,讓你知道應該記下周圍發生的每一件事—例如:你在巷子裡看到了一起殘忍的暴行。不幸的是,就算是這種情況,我們的記憶還是不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完整。我們的記憶不是照片或是錄影帶;隨著時間的經過,我們會記不住許多親身的經驗。而且遺忘的過程都不一樣。

我們通常只會記得事情發生的要點(有兩個人在爭執,比較高的那個人拿起一根管子,朝矮的那人的頭上打),而不太記得事情的細節(高的那人說:「是你叫比爾把錢留在地下室」。)

細節部分是最快被忘記的,而具體的對話內容更是不容易記住。如果事件會引發強烈的情緒—例如暴力犯罪—更會強化我們對於事件核心的記憶,而記不得許多周遭的事實:比較高的那個人有背包嗎?有誰把車停在小巷子的路邊等嗎?對街的房子裡有任何燈在那時亮著嗎?調查員通常可以靠這些小細節偵破犯罪。

過分地依賴記憶,需要考慮的問題還不只有我們無法解讀某些事,或是我們會隨著時間漸漸淡忘;同時,我們所記住的事,也是我們根據自己的動機、預期和經驗所看到的。因此,不會有兩個人對於同一件事有完全相同的記憶。

而且記憶不是永遠不變的。它們會經過修改、變更和重新安排。記憶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或許我們可以把它比作完成一幅拼貼畫:我們會把許多碎片湊在一起,然後根據我們的背景知識、渴望和信念把它們都填進空白處,直到我們完成了一個有用的東西。當我們回想事情時,不是只從一個舊的檔案櫃裡翻出一張快照;當我們在搜尋的時候,可能又一邊重組了那些影像。

已經有許多實驗證明了我們的記憶有可塑性,例如:有一個實驗給受試者看兩張圖片,一張是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發生在北京)的代表性圖片(下),另一張是經過變造的同樣場景(上)。對這張圖片的變造影響了人們對於天安門事件的記憶:看到上圖照片的人,回想起的抗議人數,就遠比看到原圖的人多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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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聽到一個事件的新資訊,就很可能會把它跟自己記得的混在一起。我們甚至可能記得自己從來不曾經歷或是看過的東西。

有一個研究發現:有百分之四十的英國受試者說自己看過二○○五年倫敦受到恐怖攻擊時,一輛公車爆炸的影片—事實上,根本沒有這種影片,但是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甚至可以描述出那個虛構影片的某個細節。和我們所想的不同,不實的記憶通常十分具體,這讓它們看起來大為可信—不論是對於認為自己有這個記憶的人,或者是第三者(包括警察、陪審員和法官)。

不實的記憶通常不是我們亂編出來的,而是根據我們所預期或是希望發生的事,有邏輯地發展成我們的記憶。

我們可能會記得曾經對一個工作向同事表達懷疑,而那個工作最後也失敗了,或是記得聽到一個人含糊不清地講話,而那個人當天稍晚就發生了酒後駕車的意外。生出這些記憶會提供給我們一套合理的說法,而且還證實了我們想要相信的事。

如果我們多看幾個實驗結果,就知道人對於事件的回憶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正確性。換言之,也就是每五件事中,大概會有一件是錯的。

不過問題不只是我們會記錯事情;問題在於:我們雖然記錯了,但是卻十分自信—有一個研究顯示:提出不正確記憶的人之中,有四分之一是非常確信的。記得嗎,指認約翰.耶柔米.懷特的被害者就「幾乎確信」他是攻擊她的人。

本文摘自臉譜文化之《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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