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川安:關鍵時刻知識分子的出處進退──讀《走在風尖浪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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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從 2000 年到 2008 年擔任台灣的總統,然而因為個人操守的問題讓整體的執政都抹上陰影,使我們無法公平地評斷這八年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當時的風風雨雨、統獨意識形態的紛爭,都讓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更加迷惑。

時報出版,《走在風尖浪頭上》

但是,當時間過去,我們回顧這八年的歷史,對於台灣文化和主體意識的建立有什麼貢獻呢?在立法院藍大於綠的八年,能夠積極的透過政策主導台灣的教育,並且有所建樹的就是教育部長杜正勝。

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由資深的教育記者韓國棟所撰寫,詳細的評述 2004 年到 2008 年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任內的政績、爭議、理念……等。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杜正勝開始關心歷史教育,提出「同心圓史觀」,2000 年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2004 年出任教育部部長,是二十年來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知名度最高、爭議也最多。

我對教育政策並不熟悉,這篇文章我嘗試從個人的角度觀察杜正勝部長那幾年的歲月。

我於 2002 年到 2006 年期間,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由杜正勝老師所指導。

反課綱

2015 年教育部部長室被反課綱的學生佔領,在那天的日記中我寫了一段感想:

教育部的部長室是我碩士班時常去的地方,那時杜正勝老師是部長,每次只要跟老師面談,就得到部長室。我記得那時沒有拒馬,也沒有擋住學生的蛇籠,也沒有警察與學生之間的高度緊張關係。

有時假日找老師面談,通常都得到教育部的部長室。面對中山南路的教育部,假日總少不了抗爭的人潮,但當時都不是衝著教育部來的。假日我穿越抗議的人潮,走進沒甚麼防備的教育部,警衛只有一個人,通報了一下,我便進入了教育部。

記憶中,除了在部長室跟老師聊論文外,我都會趁機問一下老師的人生規劃,為什麼會走上政治這條路。老師的答案總讓我收穫很多,這些也都成為我思考人生的啟示。

杜老師常說:「如果要找出五個和當下社會最有關係的系所,歷史系可以排得進去。」當時我還懵懵懂懂,最近課綱的問題,總算讓我瞭解了。

歷史與現實之間

杜老師以其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作為一個古史學者,出版了《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中國古代史提出一個有機且整體的看法。

杜老師還是研究生時,是共產主義當道的左派史學時代,將「從奴隸到封建」的想法套用至中國歷史,而杜老師則從史料和當時在台灣難以得到的考古資料入手,對於秦漢以前的社會結構,採用武裝殖民、城市國家等看法,來建構他的「城邦論」。

1990 年所出版的《編戶齊民》一書,以戶籍、軍制、行政系統、土地、法律制度和地方共同體等層面,來討論秦漢的社會結構,以制度史的角度切入來理解基層社會。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平民沒有留下個人的紀錄,因而需從制度來理解一般民眾。

在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中,以宏觀的解釋中國社會的轉變,因為杜老師關心的是基層社會的百姓。《編戶齊民》不是一本容易懂得書,我在大學時也讀得懵懵懂懂,直到後來接觸較多的材料才能夠理解其中的功夫。

左為《周代城邦》、中為《編戶齊民》、右為《古代社會與國家》
左為《周代城邦》、中為《編戶齊民》、右為《古代社會與國家》

歷史學家都生活在當代的歷史情境中,而我們雖然研究古代的歷史,卻也同時思考當代的問題。杜老師的古代史研究與他個人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以杜老師自己的話來說明他的研究,杜老師在 1999 年於哈佛大學東亞系所舉辦的「第一屆楊聯陞講座」之中發表〈中國古代史研究—台灣觀點〉中夫子自道: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 1980 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在歷史中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

1980 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鉅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古代中國的齊民,就是政府之下的順民,缺乏身為人該有的權利與權力。

現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也是如此,台灣要走中國的路嗎?

還是我們要尋找一條不一樣的路?一條能夠讓民主自由根植於人心的台灣之路?

到台灣之路

台灣的國民不應該享有根植於本土的教育嗎?不應該走台灣自己的道路嗎?

身為台灣人,走台灣的路卻有點崎嶇,杜正勝的台灣之路也經過一段很長的歲月才尋找到。透過資深記者韓國棟的訪問,《走在風尖浪頭上》這本書一開始從杜老師的生長、教育、文化養成開始說起。

從小在國民黨的黨國教育下,在領袖高於一切,反攻大陸的復國夢中,杜正勝從小學、初中到台南師範,教育中沒有台灣文化和歷史的影響,他喜歡讀中國歷史、文學,嚮往中國文化,後來讀到台大歷史系、所,都是因為對於中國文化有好感。

後來考上公費到英國留學,因而有機會接觸到外國民主的思想,閱讀國民黨所禁止的消息,九○年代還親自前往中國考察,他的中國情懷逐漸破滅,以往作為一個文化上的中國主義者,開始思考自己的立足點何在,思考作為一個台灣人,應該有甚麼樣的歷史教育?

九○年代中期,提出所謂的「同心圓史觀」,由近而遠、從今及古,關懷自己所生長的地方,然後理解台灣與周邊的國家、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認識自己生存處境的方式、是一套世界觀、也是以台灣為主體的思考。

這套想法落實在後來的課綱中,經過各級教育的實施,成為深植台灣子弟們心中的想法。

從大中國思想到台灣意識,杜老師花了超過五十年的時間,難怪他會說:「我是台灣人,但到『台灣』之路卻繞了一大圈。」

學問與做事之間

尋獲了到台灣的道路,但是台灣的教育與思想還是在大中國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除非透過政策的改變,不然沒有辦法大規模的翻轉。或許現在的人很難相信,杜老師上台前,國家的教育政策是根據1929年在中國時所訂的宗旨: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我們的常識都會告訴我們這是已經過時的教育宗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要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嗎?還是我們應該根植於台灣,追求台灣的主體性呢?

國民黨主政下的教育部長當然不可能有任何的建樹。當 2000 年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大家都在提轉型正義之時,歷任的教育部長卻也無法做出改變台灣的教育方針。因為五十多年來的意識形態,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有意識或是無意識的受到影響,成為改變的阻力,沒有勇氣是無法改變現狀,沒有帶著非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是無法突破原有的意識形態。

前教育部長杜正勝。 (Source: commons.wikimedia)
前教育部長杜正勝。
(Source: commons.wikimedia)

杜老師一上台就突破以往遵循的教育宗旨,推行了四大教育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臺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其實,這四個主軸正是台灣所需的教育政策,但是以往的教育部長不敢做,或是被「中國」的意識形態所套住,無法以台灣為主體思考國民的教育該往哪個方向走,自然綁手綁腳,無法從這個緊箍咒當中解放出來。

台灣的教育部長很多都是學者出生,但作學問與做事之間畢竟還是有差別。要將理想付諸實際行動,需要的不單只是想法,更多的是策略、組織和方法。以往和杜老師聊天時,他提到做學問與做事的人,有些人只能作學問,但一做實事就無法成功,不管在人和還是領導統御方面都出了問題;而有些能做事,學問卻做的一蹋糊塗。擔任過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就是做學問和做事都很成功的人物,杜老師也是如此!

評價

距離杜老師開始擔任部長已經十二年了,或許現在我們能夠比較持平的檢視那段時期所發生的歷史。在那四年中,新聞媒體對於杜老師具有相當的敵意,極盡醜化之能事,但杜老師即使面對不友善的大環境,最終也挺過了那段風雨歲月,做滿四年的任期與做好自己的職務。

韓國棟的《走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為我們詳實的記錄、評價那段時間的歷史,透過豐富的材料、流暢的文筆、多角度的詮釋,呈現了杜正勝這個人,以及台灣因為他的努力而變得不一樣。

在那四年受教育的孩子也漸長大,成為 2014 年 318 學運和 2015 年反課綱的主角。

我不敢說杜老師是這些運動後面最大的功臣,因為參加學運、並且投下選票的每一位國民都是台灣的主人。但是作為一個將「台灣主體」、「民主人權」視為教育主軸的部長,他在教育部的這個位子上,盡了一份相當大的力。

胡 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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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川安

生於台灣,成長之後在巴黎、加拿大、美國居住過,也經常來往中國與日本之間,喜歡旅遊,也是個無可救藥的美食主義者。

大學雙修歷史與哲學、研究所於台灣大學雙修歷史與考古學,目前於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東亞系撰寫博士論文,嘗試以殖民主義的理論、結合考古學與歷史學,解構中國古代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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