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日常:臺灣人如何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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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怡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895~1945年間,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在二戰(1937~1945)時,臺灣被定義為日本帝國擴張下的一個戰略基地,並被積極動員參與戰爭。

此一基本的事實,在不同世代的臺灣人間有著不同的認知。有一位教授常在大一課程中詢問學生:「二次大戰空襲臺灣的是哪一國?」,約有30%的學生回答是日本。

戰後的歷史教育中,日本一變而為成為「敵國」,連帶使得臺灣曾為日本殖民地,因此遭受盟軍轟炸的歷史記憶,都一併被錯置。

米英擊滅大東亞建設大觀。此圖為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為宣傳打敗東南亞的美英軍隊的海報。(原海報尺寸151×110公分,館藏號2004.006.0356)

其實,戰前跟戰後臺灣人歷史記憶的世代差異,在二戰時的臺灣人之間也同樣存在。根據學者周婉窈引用George Kerr的分析模式,在二戰期間臺灣不同世代可以粗分為老(日治初期為青壯年)、中(1895~1915年左右出生)、青三代。

青年世代則是戰爭世代,他們大致是1920年代出生,成長於戰爭時期。這些戰爭世代,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影響,因此其認同經驗迥異於其他世代。 

不同世代臺灣人的二戰經驗

1942年10月,皇民奉公會機關雜誌《新建設》刊載臺灣總督府保安課長的言論,表明了臺灣中堅階層對於「如何成為日本人」的政策有諸多反彈,如不熱衷推行「國語政策」(即日語政策)。他並舉了一個例子:

「最近從某人聽到的事情,在臺北巴士裡,巴士車掌以日語說:『下一站是終點站,請不要忘記東西』。話才說完,搭乘巴士的本島人有識者層,有兩三人以臺灣話說:『你不也是本島人,為什麼不用臺灣話說?』」

保安課長認為「國語政策」雖然在過渡時期,或許會帶來臺灣文化停滯,但最終將帶來本島人大眾「幸福的道路」,希望知識份子能夠改變反對的態度。

由這個例子可以窺見直到日治末期,中壯年以上的臺灣人,在思想上仍反抗日本統治;相對地,那時的青年世代,則大量接受了日本的戰爭思想灌輸,與父祖輩產生了不同的認同。

而日本之所以強烈希望動員所有的臺灣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總體戰」的戰爭形式有關,需要國家強力動員「國民」。在精神、物資跟人力上都支援戰爭。以下將從「總體戰」的立場進行論述,當時臺灣人如何在這場戰爭下生活。

日治時期,大詔奉戴日、陸軍紀念日、海軍紀念日等與戰爭相關的節日裡,街角會看到這種拿著勸募箱,向路人徵求國防獻金(拿來造飛機、軍艦)的人,多由婦女會組成。(出自《南方の據點臺灣寫真報道》,館藏號2001.008.0010)
日治時期,大詔奉戴日、陸軍紀念日、海軍紀念日等與戰爭相關的節日裡,街角會看到這種拿著勸募箱,向路人徵求國防獻金(拿來造飛機、軍艦)的人,多由婦女會組成。(出自《南方の據點臺灣寫真報道》,館藏號2001.008.0010)

日本帝國下的臺灣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本國開始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來形成輿論,使國民支持總體戰。1938年後,又推出日本帝國、東亞及東南亞「共存共榮的新秩序」。

到了1940年,近衛內閣正式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大東亞共榮圈中,日本本國與滿洲國、汪精衛政權下的中國為經濟共同體,東南亞則為資源供給區,南太平洋為國防圈。

1939年時小林躋造總督接受訪問時,總結其治臺的三原則為「皇民化運動」、「工業化」以及以臺灣作為華南南洋經濟進出的據點,基本上就是隨著日本本國的政策,讓臺灣在二戰時扮演著在大東亞共榮圈中,日本向東南亞擴張的「南進基地」。

臺灣地位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更形重要,臺北帝大及臺灣總督府進行大量的東南亞調查,這些都是為了確立日本在進軍東南亞,能夠開發該地大量的天然資源,擴張日本人的生存圈。

梧棲街檜木漆器日本神龕。在皇民化時期,也鼓勵將祖先牌位換成日本式。(館藏號2004.007.0470)
梧棲街檜木漆器日本神龕。在皇民化時期,也鼓勵將祖先牌位換成日本式。(館藏號2004.007.0470)

成為日本人:皇民化運動下的臺灣人

日本時代有很長的時期,總督府政策在於獲取臺灣資源,教育目的只有普及日語。雖然就學率逐年提高,但有很多的成年男女仍然不會日語。在戰爭時期,為了戰爭目的,以及塑造效忠日本的「國民」,致力於在精神上動員臺灣人,使其成為「皇民」,皇民化成為重要的目標。如何在社會各階層普及日語,也就成為首要課題。

所謂的「皇民化」運動,要求除了普及日語,廣設國語講習所外,在文化(取消報紙漢文欄等)、宗教(神道教信仰及寺廟整理運動)、改日式姓名(採許可制,因此直到1943年底只有2%的臺灣人改姓名,後期則大幅放寬規定)等各層面也被鼓勵日本化。

臺灣總督府透過各種團體組織來推動,先是透過社會教化團體,在1941年後,則成立「皇民奉公會」推動相關事務,試圖激起臺灣人成為日本人的熱情。

但是從許多戰後臺灣人的回憶中,很多人對於「皇民化」措施,只是消極應對。例如也有人表示如「改姓名」的原因,是預期對於子女就學,以及配給有較多優惠才改的,未必跟親日有甚麼關連。換言之,官方的所想跟臺灣人所接受跟所想的之間可能有所落差。

對於官方的應對,於不同的世代與階層,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青年世代可能在學校受到更多皇民化思想而傾向支持戰爭,中老年世代可能就未必如此。那麼,戰爭發生的當下,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究竟有什麼變化呢?

戰爭末期,臺北、臺南、高雄等大都市都成為除了軍事設施或工廠外的空襲目標,街上商店的玻璃帷幕都貼上縱橫交錯的交代,儘可能阻止空襲時的爆風將玻璃震碎。(出自《南方の據點臺灣寫真報道》,館藏號2001.008.0010)
戰爭末期,臺北、臺南、高雄等大都市都成為除了軍事設施或工廠外的空襲目標,街上商店的玻璃帷幕都貼上縱橫交錯的膠帶,儘可能阻止空襲時的爆風將玻璃震碎。(出自《南方の據點臺灣寫真報道》,館藏號2001.008.0010)

 

※本文原載於《WatchTaiwan觀‧臺灣》第26期,頁14-22。http://www.nmth.gov.tw/publicationhtml_153_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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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閱讀:

戰火中的日常:臺灣人如何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下)

延伸閱讀:

臺灣歷史的十個轉捩點:(七)1936年.國民精神總動員

【臺灣吧 EP4】整個城市,都是我的皇民化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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