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奇蹟:飛利浦如何從燈泡工房變身電子帝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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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焜傑 Kim Chang
二次世界大戰開打,荷蘭鹿特丹被德軍轟炸,幾乎夷為平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二次世界大戰開打,荷蘭鹿特丹被德軍轟炸,幾乎夷為平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著無線電廣播成為了一門新興事業,飛利浦公司也掌握了這個先機,在大量專利的支持,以及競爭廠商的讓步授權下,晉身為世界級廠商,並且擁有自己的品牌。接著,經濟大蕭條席捲全球,二戰開啟,飛利浦面臨另一次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潮落潮起

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

早在二戰開打前,希特勒就對周遭國家展開一系列的小規模挑釁,這讓總裁安東和財務長法蘭斯感到不安,他們似乎聞到另一次大規模戰爭的味道。於是,在法蘭斯的規劃下,飛利浦總公司從發源地安荷芬轉移到加勒比海上、荷蘭王國的殖民地庫拉索(Curacao),維持公司的荷蘭籍;公司的重要資產,也相繼轉移到倫敦與紐約,成立信託進行管理。

大戰爆發,安東知道需要年輕的領導者來帶領公司度過又一次的戰禍,他必須退休了。原本屬意的接班人弗里茨,時年卅一歲,依然太過年輕。儘管遺憾,安東還是認為弗里斯無法在這個時代裡面扛下重任;他選擇了女婿法蘭斯成為繼任者、飛利浦公司第三任總裁。

第一代的「老男孩們」正式退出了飛利浦。

1940年,法蘭斯認為德國很快就會侵略荷蘭,因此他早已將大部份的生產設備運送到海外;5月10日,納粹對比利時和荷蘭發動閃電戰,僅僅一天,荷蘭就淪陷了。

法蘭斯試圖將安荷芬剩下的資產運送到西部、準備渡海,但是在德國的傘兵監控下,幾乎是寸步難行。最後,他只能將部分的研發設備藏起來。然後在13日,安東夫婦、法蘭斯一家、幾個重要幹部與其家族,搭上兩艘荷蘭小船,在護衛之下逃往倫敦,輾轉前往美國避難。

留下來打理安荷芬工廠以及照料員工的,是安東的兒子弗里茨。

弗里茨被交付的命令是,讓公司在納粹佔領期間存活下來。簡單說,保障員工的性命、以及保障他自己的性命。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父親會讓自己的兒子留下來面對戰爭,我也不相信企業的存亡會比至親的性命重要;姑且不論兒子身處危難當中,年邁的老父即將經歷的逃難生涯,也令人不勝擔憂。此次一別,可能成為永別–我相信,這對安東以及弗里茨這對父子來說,都是個無比艱難的決定。

最黑暗的時刻,安東離開了,弗里茨是他留下了一點希望。而正是這點希望,保存了飛利浦、保存了數百條人命、保存了黑暗中難得的人性光輝。

弗里茨的名單

德軍的坦克車和步兵團很快就來到了安荷芬。弗里茨這位僅存的飛利浦家族成員,被傳喚到納粹指揮官跟前,宣布對希特勒元帥的效忠。弗里茨毫不抵抗,照做了。

弗里茨向納粹軍官保證,飛利浦工廠會為元帥效勞,繼續生產各種燈泡、無線電、真空管、以及工業物資,供應給德軍。納粹軍官很滿意弗里茨的服從。

沒過多久,弗里茨的工廠裡面被納粹發現有許多猶太工人。正在實施種族清洗的納粹德軍,將382名猶太工人逮捕,準備送到惡名昭彰的集中營去。弗里茨趕往納粹軍營,使出渾身解數,說服納粹軍官:「這群猶太工人不是普通的工人,他們都是技藝精良的技術工;如果工廠少了他們,將陷入嚴重的停擺。」

對工業生產一竅不通的德軍,在弗里茨的堅持下,只好釋放這些猶太人;作為條件,弗里茨必須保證提供德軍物資的生產線可以順利運作,否則,被送去集中營的,將會是弗里茨自己。

就這樣,飛利浦工廠、員工、以及弗里茨自己,就這樣在納粹的統治下堅持了過來。直到1943年,工廠終究是發生了罷工和暴動,負責人弗里茨被送往集中營,被關了四個多月。

在安荷芬市中心的市集,矗立了一位風度翩翩老者的雕像:弗里茨先生,他曾經在二戰中拯救了382位猶太人的性命 (圖片來源:www.inyourpocket.com)
在安荷芬市中心的市集,矗立了一位風度翩翩老者的雕像:弗里茨先生,他曾經在二戰中拯救了382位猶太人的性命
(圖片來源:www.inyourpocket.com)

頂天立地也好,苟延殘喘也罷,弗里茨總算是熬過了集中營的苦難,被釋放了。而荷蘭飛利浦公司,也在戰禍中繼續苦撐下去。

1945年5月5日,德國簽下了無條件投降書,荷蘭解放。

飛利浦象徵與傳奇

大戰結束,飛利浦總裁法蘭斯、奧頓,積極地與荷蘭政府討論將海外公司遷回安荷芬的細節。在那個戰亂的年代,人民對於老事物特別懷念,他們想念一切能夠象徵荷蘭繁榮的象徵。

那個象徵就是安東。

1945年11月,安東與家族成員乘船回到了荷蘭,帶著裝滿衣服、鞋子、民生物資的貨櫃,回到了安荷芬分配給居民——或說是他的子民們,安荷芬是因為飛利浦而存在的城市。

市民們揮舞著荷蘭國旗,穿著橘色的服裝,高舉著安東的照片,上街遊行慶祝。遊行的隊伍甚至拉起一塊布條,上面寫著:

「事情漸漸好轉了,安東.飛利浦回來了。」

當年被藏匿起來的研發設備和資產順利躲過納粹的摧殘,如今,在總裁法蘭斯的主導下,飛利浦很快地重建了。浴火重生的飛利浦找回了活力,在戰後重建的年代,他們推出了許多新的民生電器:燈泡、收音機、電動刮鬍刀,以及電視機。

1949年,老安東的健康急轉直下。幸運的是,他多活了兩年,在他有生之年,見證了飛利浦的復甦。1951年10月2日,他在飛利浦生產的電視上觀看了荷蘭國內第一場電視轉播,五天後,與世長辭。超過八萬人走上街頭,哀戚地在街道兩側,目送安東的送葬隊伍、以及這位傳奇的最後一程。

1951年,在安荷芬車站前,舉行了安東.飛利浦紀念雕像的揭幕儀式。 (圖片來源:www.eindhoveninbeeld.com)
1951年,在安荷芬車站前,舉行了安東.飛利浦紀念雕像的揭幕儀式。
(圖片來源:www.eindhoveninbeeld.com)

安荷芬的弗里茨先生

1961年,弗里茨繼任法蘭斯成為第四任飛利浦總裁。飛利浦推出了第一款成功的商業錄音卡帶、收錄音機;接著,推出了錄影帶和錄影機。此時的飛利浦,競爭與合作的對手已經不再是通用電氣、歐司朗、或是西門子,而是遠東的日本新興強權:東芝(Toshiba)和索尼(SONY)。

1971年弗里茨退休,但是依然為荷蘭與歐洲的工業發展不遺餘力。他很有遠見地意識到日本的崛起,主動邀請日本企業與歐洲、美國企業組成圓桌會,時常交流產業意見,避免惡性競爭。這個圓桌會叫做考克斯圓桌會議(Caux Round Table)。

這個會議樹立了商業道德原則:商業應該回歸到商業的本質,國家不應該用貿易戰的方式打擊他國的產業;此外,這個會議也制定了一系列的道德倫理規範,成為公司職員必讀的規範。這些規範後來成為商學教育的一環;如今,商學院裡多了一門倫理與道德的必修課程。

弗里茨活了整整一百歲,他的一生充滿傳奇,令人尊敬。他總是和善地對待每一個人、對董事會和低層員工投以同樣的尊重;他在世期間,不只帶給了安荷芬就業機會,還創辦了學校、興建了各種設施,讓安荷芬從一個小村莊變成讓人驕傲的城市。安荷芬的人相當喜愛他,尊稱他為弗里茨先生(Meneer Frits)。

飛利浦公司創辦了安荷芬的職業足球隊「安荷芬PSV」,曾於1988年得到歐洲冠軍盃。在弗里茨一百歲的時候,常常到安荷芬主場看球。他從來不坐在貴賓包廂,而是坐在D區22排43號。2005年12月5日,他因為跌倒造成多重病發症過世;隔晚,PSV在賽前,全場默哀致意一分鐘,並且宣布:D區22排43號將永遠空下來,紀念這位忠實的球迷–安荷芬的弗里茨先生。

PSV在主場向永遠的球迷、安荷芬的弗里茨先生致意 (圖片來源:frontpage.fok.nl)
PSV在主場向永遠的球迷、安荷芬的弗里茨先生致意
(圖片來源:frontpage.fok.nl)

荷蘭皇家飛利浦

1974年,飛利浦和索尼一起發明了光碟,在1979年,飛利浦向世人發表了第一張音樂光碟;1986年,荷蘭飛利浦與台灣工研院簽署文件,共同投資成立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台積電);1998年,成立超過百年的飛利浦,被荷蘭王室授與「皇家」的稱號,改名為「荷蘭皇家飛利浦電子公司」。

1979年,飛利浦發表了公司歷史上最重要的發明:光碟。 (圖片來源:BBC)
1979年,飛利浦發表了公司歷史上最重要的發明:光碟。
(圖片來源:BBC)

一百廿四歲的飛利浦,歷經過兩次大戰、大蕭條、金融危機,百年中不斷蛻變,如今以一種嶄新的姿態成為荷蘭的國寶品牌。

荷蘭/台灣

荷蘭飛利浦的世紀故事,暫時在此告一段落。此刻,讓我們把眼光拉回東亞一隅的台灣。

首先是專利與技術的累積。1913年,飛利浦成立了物理實驗室NatLab,但僅止於在燈泡與真空管技術上面做出一些改進,並沒有特別突出的自有技術;一直到了1930年代,NatLab真正的科技能量才爆發出來:真空管、無線電、收音機、電動刮鬍刀、電晶體、光碟片、光電二極體、智能家居。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科技能量是需要累積的,然而,很遺憾的是,我們永遠不知道到底要累積多少的專利與技術,才能有所突破。

有的公司一直累積專利到1000件、5000件,才能找到一個驚世發明並且完成專利佈局;可是一個哈佛小子可能連專利都沒去申請,就搞了個讓矽谷翻天的網站。

天份與機運,可遇不可求;我們能夠掌握的,就是不管順境逆境,都要持續投資、累積技術能量–而且相信總有一天會找到突破口。

其二,巨大規模–資本與資源。飛利浦在無線電競爭時代,迅速建立了巨大的無線電工廠並且快速投產,資本能量極其巨大。無論是技術累積、或是產能擴張,都需要巨大的資本在後面支撐。台灣廠商常常很哀怨:「我們千辛萬苦做了研發,一推出,就被中國仿冒了。」其實,不只是對岸仿冒你,全世界都可能仿冒你。台灣手機廠商可能花了一整年推出十款了不起的新功能,韓國一個月就仿冒然後超越你,怎麼做到的?

公司規模不同,技術就是用錢砸出來的。所謂的技術密集,基本要求就是資本密集。

在飛利浦的故事裡面,我們看到一次大戰後,德國照明三雄為了跟飛利浦競爭,將自己的燈泡部門分出來,一起組成一家歐司朗。德國人的危機意識,讓他們在一戰後迅速復原,而且繼續在燈泡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台灣也是個電子王國,而且以快速反應著稱。筆記型電腦剛在美國推出展示機,第二年台灣就有大約七家廠商已經在量產,把美國人嚇得嘴都歪了;當賈伯斯用iPhone打電話到矽谷星巴克訂四千杯咖啡的時候(賈伯斯在蘋果新品發表會上面用智慧手機展現了Google map,並且開了這個玩笑),霎時島內群雄並起,人人都在做手機;重複投資的結果是,我們也沒有整合出一家三星;在宏達電最好的時代,我們也沒看到更多的資源整合。

我們的面板廠營運了十幾年,還是沒有整合出一個世界規模最大的廠商,而是併出了好多世界第二、第三、第四;LED幾年前有所謂的七雄,這幾年廈門長出一隻巨獸,規模比這七家任何一家都大,這才開始了島內的整併潮。但是我還是覺得太慢。台灣沒錢嗎?當然有錢。但是台灣人不團結,我們老是在這個小島裡面內鬥,看對手的笑話,落井下石;重複研發,島內惡意挖角,搞得同業之間惡性競爭多於相互合作。

最後一個議題,品牌與市場。因為工作的關係,我這幾年常常跑東南亞。有許多台廠跑去越南、印尼設廠;尤其是越南,當初深圳、東莞漲工資,台商大撤退連夜往南逃到越南。大部份的台灣人到東南亞,是為了降低成本。

飛利浦第一次與第二次國際擴張,在法國、比利時、乃至于全歐洲開設分公司,是為了降低成本嗎?不,是為了規避關稅,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若說飛利浦與大部分台商對於全球化有什麼不同的看法,或許可以說,飛利浦是市場導向思考,而我們是成本導向思考。

Cost Down就像是毒品。我本以為,成本降低總有極限,這個遊戲終有盡頭;但是我最近才發現,原來降低成本是沒有極限的,所以凶狠的生意人永遠可以透過策略性採購在削價競爭中玩下去。

在這一系列飛利浦的故事的最後,我想用商人的智慧作為結尾。我曾經在某一期的哈佛商業評論看過一句話,大意是說:「所謂的商學教育,就是教你在關鍵時刻做決策。」

一個商人的價值,端視他在公司存亡、甚至是道德存亡之際,做出了什麼決定。

飛利浦的一百年裡面,赫拉德與安東做出了許多關鍵決定,設立NatLab、參與卡特爾;第三任總裁法蘭斯在大蕭條中持續著NatLab的研發投資;第四任總裁弗里茨留在安荷芬為飛利浦留下了根,並拯救了猶太人。這些決定,決定了飛利浦是什麼樣的企業。

2015年的今天,亞洲貨幣狂貶,歐元區低迷不振,東亞情勢詭譎,新的科技浪潮崛起,紅色生產鏈可以是助力也能是阻力。此時此刻,正是台灣的關鍵時刻。

台灣、我們,又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本文轉載自荷事生非〈飛利浦的世紀:從燈泡工房到電子帝國的荷蘭奇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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