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一代:丹麥的一場社會實驗,如何毀滅了一群孩子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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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0 年代,曾有一群住在格陵蘭的因紐特(Inuit)孩童被帶往丹麥進行一項社會實驗:以丹麥人為樣板進行再教育。超過六十年後的今天,這些當初被作為實驗對象的因紐特人,要求丹麥政府對該實驗造成的巨大影響跟破壞道歉。

「那是在某個美好的夏日,兩個穿著正式的丹麥紳士出現在我們家。」目前與家人同住在格陵蘭首都努克的海蓮納回憶起 1951 年的那天。 「他們有一位隨行的翻譯。姊姊和我非常好奇,納悶他們在這裡做什麼。當母親跟他們討論時,我們被要求待在外頭。他們詢問願不願意讓我到丹麥接受教育,學習丹麥語,強調這對我是一個大好機會。母親連連反對了兩次,他們繼續試著向她解釋,強調這只有六個月,而且我能有機會得到更美好的未來,所以應該讓我去。」

丹麥政府當時決定採取一系列政策,來改善其北極殖民地(格陵蘭)的生活條件。當地居民多以獵捕海豹維生,僅有少數人會丹麥語,肺結核此類慢性傳染病盛行。當局決意:讓這塊島嶼現代化的最佳方式,是創造新的格陵蘭人,所以廣發電報詢問牧師與校長,是否能協助辨識出天資好且年齡介於六至十的因紐特孩童。這個計畫由慈善機構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丹麥分支協助,將這些孩童送往丹麥的寄養家庭,以便再教育為小丹麥人。

許多家長並沒有意願放棄他們的小孩,但最終有 21 個家庭放棄掙扎加入該計畫。 海蓮納的父親死於肺結核,她的母親必須獨自承擔起撫養三個小孩的責任。

「我母親蹲下身來跟我解釋:『你要去丹麥。』我回她:『丹麥是什麼?』」

「她告訴我:『丹麥是一個很遠的國家,但它很漂亮就像是樂園。你不用覺得傷心。』」

在 1951 年 5 月,這艘載著 22 位因紐特孩童的 MS Disko 號揚帆前往丹麥。

「我帶著我的小行李箱跟著走到碼頭,登船後我看著母親卻因為太過沮喪而無法揮手跟她道別。我心想:『為何你要讓我離開?』我們不能理解為何要帶走我們,也不知道彼方是什麼情況。所有的事物充滿不確定性。」

「我還記得抵達哥本哈根的那一刻。那時是黃昏,而且是一座非常大的碼頭。我還以為我母親錯了,因為我可以看到丹麥有山,不過後來當我靠近之後才發現,只是很高很綠的不知名樹叢。」

當這些孩童抵達丹麥,被送往寄養家庭前,他們首先集中在一個被稱做假期營 (Fedgaarden)的地方度過夏天。

海蓮納回憶起:「後來發現其實是把我們先隔離,這座農場非常偏遠,根本看不見其他房屋。我們被隔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是一批來自格陵蘭的孩童,他們擔憂會帶什麼傳染性疾病。」

「我一直想著:『為何我們要在這裡?何時才可以回家?』我想念我的母親,我還在憂傷著父親的死亡,我不能理解為何被送到離家很遠的陌生地方。」

這項計畫在當時被視為很有前瞻性,甚至連丹麥女王都參訪了該座營區。

「我異常沮喪,而且整天眉頭深鎖看起來很嚴肅。你可以從照片中發現圍繞著女王的孩童沒有一個人有笑容。當然也有一些愉快的時候,例如去海邊玩耍。不過我們在就寢時段總是躺在床上默默哭泣,總覺得傷心以及不安。」

之後這些因紐特孩童被送往全國各地的寄養家庭。1951 年 12 月的丹麥周刊甚至用兩頁的篇幅讚頌此次社會實驗的成功。

諸如「丹麥的生活與這些孩童當初習慣的環境非常不同,不過他們的適應性非常驚人,並沒有多少對文明化社會的反彈。」或是「這些來自格陵蘭的孩子們已經會丹麥語。不過當情緒激動時,會吐出一長串格陵蘭土語。」

海蓮納不常跟她的寄養父母對話,總是用搖頭或點頭取代。但她很喜歡跟教她編織的姊姊玩在一起。

她在營區長了濕疹,所以被送往與醫生家庭同住。為了治療濕疹,她的手肘和腳跟都被塗上黑色藥膏,並且被禁止進入客廳以防她破壞傢俱。

「我覺得不受到歡迎,像個陌生人。那個母親有心理疾病總之臥病在床。我不信任大人,因為就是他們送我來丹麥。我只願意用搖頭或點頭回應他們。」

當她的濕疹狀況趨緩,海蓮納被送往另一個家庭。 「第二個寄養家庭跟第一個比簡直是童話故事。他們是非常親切熱情的人。」 隔年,其中 16 個因紐特孩童被送回格陵蘭,剩餘 6 人透過救助兒童會被丹麥家庭認養。

海蓮納回憶起被送回格陵蘭時:「當船抵達努克,我帶著小行李箱衝下船跟母親擁抱著。然後我不停講述著此行的所見所聞,但她什麼回應也沒有。我帶著疑問看向她,她講什麼我也完全不能理解,一個字也不懂。我當時覺得:『這真糟糕,我再也無法跟母親溝通了,我們用兩種不同的語言。』」

另一個驚嚇則是,當她尚逗留在丹麥時,丹麥紅十字會在努克設立了兒童之家給這些因紐特孩童,起因在於這些孩童經過丹麥家庭的富裕生活後,不應該繼續留在生活狀況糟糕的原生家庭。

「我們的新母親,兒童之家的主管,輕拍我的肩膀要我上那輛前往孤兒院的巴士。我還以為可以跟我的母親回家,為何我要被送去兒童之家,沒有人給我答案。我只能含著眼淚坐上巴士。」

在兒童之家,這些孩童不被鼓勵說因紐特語。

「我們想重學格陵蘭的語言,因為大部份的工作人員都是當地人,並且不太會丹麥語。不過當時來自丹麥的經理制止工作人員,強調我們必須被教育然後進入社會,所以只能學丹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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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蓮納(最後一排,左起第三)與其他兒童在格陵蘭的家。(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33060450)

海蓮納與母親的關係再也沒有機會修復。「我對她送走我的決定不能釋懷。依然非常憤怒她就這樣讓我離開,被收留在兒童之家。雖然我們住在同個城鎮。」

「那是一段格陵蘭被殖民的歷史。這些殖民地的首領,是全世界最差勁的領導者,控制著這裡的一切,你無法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做出任何質疑。」

海蓮納認為這個社會實驗有著長期的影響。

「回顧我目前的人生,我永遠不懂為何總是充滿哀傷並且讓我忍不住掉淚。1967 年,當我第一次認識我丈夫時,他差點就要放棄我這個愛哭鬼。」

一直到 1996 年,海蓮納五十二歲時,才發現她被帶離母親的真正原因。 這個消息不是來自丹麥政府,而是一位在丹麥國家檔案館發現一系列相關文件的丹麥作家。

「她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曾經是這個實驗的受試者。當時我只能坐在地板上啜泣。」

某些場合海蓮納會與其他的當時受試者碰面,有七人已不在人世了。

「我們都覺得這是錯的,覺得失落和缺乏自信,這些感覺從未消失。」

這些因紐特孩童根本稱不上是格陵蘭的文化變遷模範,反而在原生社會中變成了渺小、失根、被邊緣化的團體。他們大多酗酒而且早亡。

海蓮納認為「有些人變成街友,有些人精神失調。失去了社群認同,缺乏母語的能力,喪失了生存的意義。」

她曾經在 1998 年收到丹麥紅十字會的信件,闡明他們對其單位在該實驗的角色感到「遺憾」。 最後在 2009 年,救助兒童會亦提出正式道歉。不過在其內部的調查也發現,不少涉及該單位的相關文件已遺失,該機構也承認他們刻意銷毀文件。

救助兒童會丹麥分會秘書長雅各布解釋:「我們認定這是一起明確侵害兒童權益的事件,然而沒有相關規定可以處理。」

「這項實驗原意是為了他們好,這個出於好意的設計出現了糟糕的結果。我認為當時的想法僅是為了教育以及改善格陵蘭人的生活,讓他們能有更好的未來。該計畫的政治謀略在於丹麥當局想創造一個範本來促進社會進步,兒童救助會在政府要求下協助配合。」

2010 年格陵蘭當局要求丹麥政府道歉。當時的反對黨丹麥社會民主黨同意丹麥政府應該道歉,並且另外進行獨立的調查,然而在其 2011 年開始主政後,便對此議題不聞不問。 他們認為這項實驗還是有一些正向的結果。

「儘管我發誓永遠不會嫁給丹麥人,因為我對殖民政權感到憤怒,我終究還是嫁給了丹麥人,與我們的孩子生活在丹麥。我講著流利的丹麥語,拿到文憑與工作。」海蓮納後來就職於兒童照護領域,並且是課外社團的負責人。她現年七十一,退休並且定居在丹麥南部。

「我依舊對丹麥政府感到沮喪與失望,我曾經完全不了解被當為實驗對象,這實在令人不可思議,我到死都會對此感到憤恨。」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3306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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