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臺灣歷史的多桑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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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盧世祥

一九九八年,曾任美國NBC電視網新聞主播的布洛克(Tom Brokaw)在《最偉大的世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一書,指約出生於一九0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青壯之年為美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輩,通稱「美軍世代」(G.I. Generation)或「二戰世代」,是最偉大的世代。(註一)

按布洛克的觀察,這一世代在經濟大恐慌年代成長,後來參加二戰,無分男女,或在前線出生入死,或在後方提供後勤支援,犧牲奉獻,不求聞達,為所當為。

這一世代歷經艱難險阻所表現的堅忍不拔,展現了不凡的人格特質,也是布洛克認定其為最偉大世代的理由。由於這一世代男女在戰爭及戰後卓越的作為,美國因此成就更自由、富足的美好社會。

具體言之,這一世代生長於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經濟蕭條的動盪時期,但他們在青壯之年打敗了希特勒,打造戰後美國經濟發展,開拓科學新境界,並實施醫療照顧(Medicare)等有遠見的社會保險制度。

更基本的,他們樹立了「個人責任、義務、榮譽與信心」的社會價值觀。在生命的每一階段,他們所面臨的挑戰與成就,都屬空前,但他們參與創造且成為這一光輝歷史過程的一部分。

不僅如此,他們為下一代的嬰兒潮世代,帶來自由及富裕;甚至時至今日,美國社會仍繼續受惠。

有如布洛克所說,「他們為後代子孫帶來機會,累積大量經濟財富、政治力量、免於外來壓迫,並得以自由選擇。」

儘管如此,最令布洛克讚服的,這一代人不伐其能,對自身卓然成就謙卑以待,「整體而言,這一世代不因其犧牲,而對在政治、經濟、文化受益的後代,展現高人一等的態度。」他們付出極多,卻絕少要求回報。

布洛克因此以《最偉大的世代》一書,具體描繪這一世代的人物典型,論述其共同特質。其中,不乏知名人物,如:政治人物雷根、甘迺迪、老布希及日裔聯邦參議員井上建(Daniel Inouye);新聞工作者布雷德利(Ben Bradlee)、盧尼(Andy Rooney);專欄作家包可華( Art Buchwald);電視佈道家葛里翰(Billy Graham);洋基球星狄馬喬(Joe DiMaggio);學者普尼(Martha Settle Putney,參戰黑人女兵)、史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以及在前線後方為國家社會奉獻的男女眾生。

如果美國有最偉大的世代,那麼,台灣有哪一個世代最值得為它留下紀錄,乃至於與其他世代相比,稱得上偉大的世代?

基本上,台灣較少以世代區隔不同時期的人群。

雖然有學者以匈牙利社會學家曼罕(Karl Mannheim)的理論,分析並歸類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戰後沉默消極的一代」、「七0年代『回歸現實』世代」(註二);台灣通常只有從年齡粗略區分的老、中、輕世代,或借用西方的「失落的一代」、「無根的一代」、「迷失的一代」之類名詞,或以「草莓族」、「月光族」、「網路族」指涉不同的族群行為特性。更普遍的,只以出生年份按每十年區分為「三年級生」、「四年級生」、「五年級生」……的分類。

反而是對於戰前出生的世代,台灣社會頗有共識,大都以「多桑」(とうさん,日語「父親」的音譯漢字)稱呼。

謝氷治1935年攝於安平王城西社盧家宅院的結婚照;照片中的人物如今最年輕的也已八十多歲。
謝氷治1935年攝於安平王城西社盧家宅院的結婚照;
照片中的人物如今最年輕的也已八十多歲。

這一世代,跨越日本、中國兩個不同統治時期,他們在日本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出生,接受普及教育,後來經歷戰爭動盪、集體屠殺、專制鎮壓、歧視迫害,但他們不屈不撓,積極奮鬥,不但創造戰後經濟繁榮,也為台灣帶來民主自由。要選最偉大的世代,多桑世代當之無愧。

對多桑世代的描繪,最有名的見諸電影。一九九四年,由吳念真編導的《多桑》,敘述在日本統治時期出生(一九二九、昭和四年)的多桑,一生的夢想是去日本探望小學的老師、看富士山及皇居,懷有子女難以理解的深厚日本情結,從未認同戰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

經由蔡振南飾演多桑的這一部電影,吳念真嘗試從兒子的角度重現父親的一生;這是拜民主化之賜,台灣人民在電影銀幕首次看到有關老一輩身影的生動刻畫。

電影中的主人翁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從嘉義到瑞芳當礦工,結婚生子,六十二歲死於跟職業有關的肺病。多桑的勞動人民背景、普羅大眾生活經驗、與戰後世代之間的隔閡,加上吳念真述說故事的傑出能力,都使得這一關於多桑世代的傳記式電影,引起社會各方熱烈迴響,進而喚起對戰前台灣社會及那個世代的關注。

許多台灣人對自己父母或祖父母一輩、他們所生活的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社會其間所發生的變化,開始產生興趣,嘗試瞭解,甚至認真探索。

二00八年,日本報導文學作家平野久美子在所著《多桑的櫻花》(トオサンの桜)一書,把台灣於日本時代曾接受公學校(小學)教育,戰後依舊未曾忘卻日語的「日本語族」,如今是父親或祖父輩的台灣人,定義為「多桑」。(註三)

拜日本殖民政府推行國民教育之賜,這一台灣的「日本語世代」開始普遍接受現代教育,使得禮儀、守時、整潔、守約、誠實、公義、犧牲等青少年時代所建立的生活習慣與德行,相對較明顯地表現在他們身上。

除了經由生活與價值觀念教育,這一世代從小接受日語教育,青壯年之後,即使處於台灣從戰後全盤中國化的大環境,許多人仍繼續透過日文,接觸國際新知。

有如歷史學者周婉窈所說:「臺灣的殖民地教育以日語為教育語言,由於入學率逐年提高,最後終於造就了一個說講日語的世代。日語不只是殖民者的語言,它也是積極追求西方文明的殖民者的語言,因此,日語成為通向世界的窗戶。臺灣日語世代透過日語,接觸到一個美麗新世界。」(註四)

由於歷史的變遷,來自南島、中國、日本及西洋的文化,是構成台灣文化的重要元素,也都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包容,在多桑世代的言行生活中,得到最具體的落實與驗證。

例如,多桑在台語中引入日語,豐富了其語彙、生動及現代性:便當、壽司、味噌、沙西米、麻薯、歐吉桑、運匠、阿莎力、便所、看板、賣場、地下街、紅不讓、奇蒙子……,如今都成日常台語的一部分。(註五)同樣地,台灣文化、藝術、醫學的現代化,也是始自這一世代。

多桑一生,經歷台灣重大變遷。

日本時代,殖民地與宗主國國民待遇有別,台灣人是「二等國民」,在那個還談不上民主的時代,個人自由與公民權利受到諸多限制,他們常為爭取平等權利與當局周旋。

同時,二十世紀初葉,西風東漸,帶來了社會風氣自由。在日本,有「大正浪漫」時代,台灣隨後也出現思想、藝術等新潮,有如二00四年簡偉斯、郭珍弟導演紀錄片《跳舞時代》所描繪的台灣社會景況:青春男女隨著舞曲節奏翩翩起舞,追求他們所嚮往的「維新世界,自由戀愛」。

日本時代是台灣邁向現代化建設的開始。連結全台灣的鐵公路,包括鄉間的私營小火車,建設高雄、基隆港,普設電信郵局等交通通信網路,嘉南大圳、日月潭發電所等農工基礎建設,外加人口、土地、林野普查,守時、衛生、紀律、法治等現代生活觀念建設,甚至首次投票選舉地方議員。

1982年,謝氷治與夫婿同遊夏威夷。
1982年,謝氷治與夫婿同遊夏威夷。

到一九三0年代,在台灣經濟社會邁向繁榮之路,多桑世代已享有現代人的生活水準。

日本從明治時代起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識字能力,並重視衛生醫療,以增進國家社會發展基礎,這一模式同樣推廣於殖民地台灣,多桑世代身受其益。這一有別於歐美國家先發展經濟、後社會福利政策的經濟發展模式,頗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哈佛大學教授沈恩(Amartya Sen)推崇。(註六)

其後,多桑世代被迫參與軍國當局所發動的「大東亞戰爭」,許多人因此遠征海外,甚至戰死沙場。

在台灣,戰爭的衝擊也難以避免,盟軍在一九四四年秋天之後對台灣全面轟炸,北起基隆,南到屏東,全面遭到空襲,直到終戰。

其中,一九四四年的高雄岡山、一九四五年的台南及台北,受創最大;台北的「五三一大爆擊」,更造成三千人死亡,總督府、龍山寺、大稻埕天主堂,無一倖免。其間,台灣實施物資配給,民生艱困,多桑世代還須「走空襲」或「疏開」郊區鄉下山上。

終戰之後,多桑世代對轉變的新局面曾經有所期待。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多桑世代儘管歡天喜地迎「光復」,與「祖國」的第一次接觸,從接收官員到「國軍」,卻與他們所期待的相差甚遠,許多表現讓他們瞠目結舌。

隨後,台灣不但輸入了中國大陸內戰的混亂與動盪,惡性通貨膨脹尤導致民生困頓;「狗去豬來」是許多台灣多桑世代的共同感受︰「會看門的日本狗離開了,卻來了貪吃不做事的中國豬。」(註七)

事實上,所謂「光復」,正是台灣進入黑暗時代的開始。在經歷陳儀等中國官員「接收變劫收」的蹂躪之後,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件,加上創全球紀錄的「白色恐怖」、「戒嚴」從此長期籠罩,直到蔣介石父子「當總統死而後已」,台灣人民才終於見到民主的曙光。據政治受害者謝聰敏統計,其間有兩萬九千四百多案件送移戒嚴法庭,涉案超過十四萬人,其中三、四千人遭處決。

多桑世代在其間苦難不斷。

二二八事件的九個月鎮壓屠殺,社會菁英慘遭剷除,生靈塗炭。即使到今天,這一台灣史上最血腥的政府暴力事件,仍然含冤莫白,「只有受害者,不見加害人」;不僅元兇共犯從未追究,還屢屢出現為加害者塗脂抹粉的竄改歷史逆流。

在新的外來統治之下,打著「祖國」旗號的統治者,以專制手段箝制台灣。

政治上,將近五十年的白色恐怖使更多人受害,多桑這一代許多人即使逃過二二八的殘殺,也飽受專制統治迫害。

文化上,去台灣化的洗腦工作透過教育、新聞媒體全面進行,多桑在從日文轉換為中文的過程,不但頓成文盲,還被冠上「奴化教育餘孽」,深受打壓。

社會上,把台灣打成邊陲、當成跳板的政策全面籠罩,獨尊新來族群的制度措施大行其道,族群意識凌駕專業原則,多桑在職場屢遭歧視,有志難伸。

不過,在艱苦的環境中,多桑並沒有被打倒。

相反地,主要由於他們的勤奮不懈,積極打拼,台灣不但於戰後重建恢復,還逐步轉型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且締造兼顧成長與均富的卓越經濟發展經驗。

政治上,他們犧牲奮鬥,加上美歐國家對黨國統治當局施加的壓力,終於突破了少數統治所打造的政治社會壟斷,台灣邁向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時代。

在社會文化方面,儘管轉型正義尚未達成,長久被壓抑的台灣主體性明顯覺醒,認同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意識大為提升,多元豐富而活絡的社會力也百花齊放,台灣有機會朝建構正常國家社會的目標前進。

對多桑世代的親日情結,且如電影《多桑》的主人翁終身不信任國民黨政權,有些後人與外人難以理解。

殊不知,這是多桑親身經驗所得到的痛苦結論。

多桑這一代,經歷豐富,從日本時代到今天,總能看透外來政權的本質。

許多多桑對日本時代的統治並不滿意,但對戰後來自中國的統治者更為厭惡,因為兩者都把台灣人當二等國民,其為殖民主義者並無二致,而中國式殖民更為暴虐、無能、腐敗。這種評價化為動力,促使多桑世代後來在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特別用心出力。

1937年,謝氷治初為人母。
1937年,謝氷治初為人母。

※※※※※※※※※※

在長期外來政權的高壓統治中,他們結合信守承諾、遵重禮節、遵守紀律、刻苦耐勞的「日本精神」,也發揮樸素實在、積極進取、無懼挑戰、不忘根本的「台灣精神」,不但成就戰後經濟社會的繁榮與均富,使台灣從開發中國家躋身已開發國家,也創造了活絡多元的民主自由體制,讓後生世代享有基本人權、尊嚴與富足。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有多桑世代的辛苦耕耘,才有後來世代的美好收穫。

他們這一代,出現第一位台灣出生的諾貝爾獎得主、第一位人民直選的總統、台灣銀行第一位台灣人董事長……。

不論是戰後台灣創業的第一代企業家,或曾在農田、工廠、礦坑、漁場、教室、辦公室等各種職場打拼,甚至參與政治活動或群眾運動,他們建構了台灣戰後政經活絡而傲視鄰邦的新形勢。

如今多桑世代最年輕者也屆耄耋之年,更多已在天上,綜觀長期整體表現,他們無疑是台灣值得大書特書的偉大世代。


註一:Tom Brokaw,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 New York: Random House , 2005.

註二:蕭阿勤,〈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九期》,頁—五十八,二00五年六月。

註三:平野久美子,《多桑的櫻花》(トオサンの桜),潘扶雄譯(台北市:繆思出版,2008)。

註四:〈日治五十年:殖民統治、近代化,兩者的糾葛及其遺產〉,周婉窈,《數位島嶼‧萬種風情》,二○一三年二月十七日。

註五:酒井亨,《「親日」台湾の幻想 》(東京都:扶桑社,2010)。

註六:〈阿瑪蒂亞·森:日本模式仍是樣板〉,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網,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

註七: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台北:草根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盧世祥,台灣台南安平人,1949年生,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特約撰述、主筆、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本文摘自允晨文化出版之《多桑的世代多桑 全書以六個人物為取樣,來書寫他們的生命史,包括: 民主及獨立運動先知彭明敏、 獲頒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 帶領台灣度過金融危機的金融銀行家許遠東、 把一家糕餅店經營成台灣食品業巨擘的高騰蛟、 當過「台灣人日本兵」的資深媒體人游禮毅, 以及世祥的令堂大人謝氷治。 六個人所處領域互異,但他們都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物。透過這六位不同領域人物的「微觀」(micro)歷史,交織組合,可以讓我們看到「宏觀」(macro)的台灣近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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