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於北國大地的東亞史:記東亞青少年歷史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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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仁碩

2001 年,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新公民教科書」通過日本政府審定,這兩本教科書內容一反主流對戰爭的反省立場,被一些人批評是為日本過去的軍國主義辯護。雖然後來僅有極少數學校採用,但仍引起中、韓二國的抗議。在那之後,日、中、韓的教師與學者們於 2002 年組織了三國共同編寫委員會,計畫共同編集一個三國共通的歷史教科書,希望與之對抗。

在共編教科書於 2005 年出版後,為了推廣教科書,也因此開始舉辦以國、高中生為對象的青少年歷史營,由三國輪流做東。但這樣的重要會議,過去臺灣的教師、學者與學生從未能參加,臺灣的聲音也因此在這種東亞世界的交流中缺席。

直到今年(2016)的會議舉辦於日本的北海道,臺灣終於能夠參與其中。這一系列文章,除了將介紹參與緣起與營隊內容外,也會描述臺灣參與所引起的風波與互動,同時針對營隊的命題「歷史議題與和平」探究其侷限與可能。希望這次的經驗能不僅限於對參與者有意義,同時能提供臺灣讀者對這個議題廣泛的思考及討論的材料。

臺灣首次參加緣起

筆者在北海道曾經參與了一個名為「東亞公民網絡」(下稱網絡)的文史與和平運動 NGO。我們的主要活動,在於發掘十九世紀北海道「開拓」過程當中,被強制帶到北海道從事工程或礦業的苦工們的歷史。由於日本政府並不承認這段歷史,因此過去幾十年間,我們努力發掘相關史料與犧牲者遺骨,並建立紀念館、紀念碑,以及舉辦營隊、研討會,希望將負面的國家暴力歷史,轉換為東亞人民和解的契機。去年則是將一百多具朝鮮犧牲者的遺骨,在與遺族一同舉行告別式後,歸葬在首爾的公墓。

因為這樣的淵源,前述的教科書團體便邀請我們擔任協辦單位,安排在地的食宿以及參訪。藉此機會,我請秘書長向主辦單位提案,今年是否能追加部分名額讓臺灣學生參加,意外獲得首肯。後來根據日方的說法,起初唯一擔心的就是中國的意見,但作為中方主事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史所步平所長,在近年來與中研院社會所汪宏倫研究員等臺灣學者的交流中建立了信賴關係,因此反而對臺灣學生的參與給出了「相當期待」的正面回覆。

就這樣,在 2016 年 7 月底,在歷史教師深根聯盟與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努力下,由政大歷史系藍適齊教授、深根盟成員、台中一中歷史科陳一隆老師,以及早稻田政經學部鍾宜庭同學的陪伴下,七名徵選自全台各地高中的同學,開始了臺灣首次正式踏入此一東亞歷史社群的旅程。

北海道的「強制勞動」歷史

對於北海道史的主流史觀,大多是以「開拓」的視角,陳述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開拓民們如何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然而在本次營隊當中,則是透過授課、田野踏查、博物館參觀等方式,呈現了北海道史的另一面。

1869 年,日本政府殖民北海道時,一開始是驅使軍隊作為「屯田兵」從事基礎建設,在人力不足下,囚犯也被作為苦力。苦力們不僅薪資微薄,工作粗重,現場的衛生與飲食條件更是惡劣。為了怕苦力逃走,在工地設有監禁苦力的小屋,被稱為「章魚屋」,取其「有進無出」或是「會餓到像章魚一樣啃自己的腳」之意。而後相關工程開始由民間企業承包,章魚屋裡的苦力來源,變成了企業透過人力仲介,從各地招攬來的底層勞動者。名義上雖說是仲介招攬,但當中詐欺或暴力脅迫的人口販運情況並不少見。

在日本開啟對外戰爭後,日本國內勞動力不足,便開始引入朝鮮人以及以中國人為主的盟軍戰俘,甚至是中國平民,這些強制勞動的情形一直到戰後才告一段落。根據營隊講師、室蘭高工歷史科松本徹老師的資料,在二戰時日本全國普遍使用從中國強制徵集的「華工」,而在章魚屋苛刻的勞動環境以及北海道的惡劣天候之下,以室蘭為例, 1,852 名「華工」中有 564 名死於強制勞動,死亡率高達三成,這還不包括死於運輸途中者。

除了室蘭之外,營隊也實地參訪了朱鞠內湖周邊由網絡建立的紀念館、紀念碑與犧牲者墓地,朱鞠內湖就是當時造紙業為取得所需水電,建造水壩後產生的人工湖。為了建設水壩、電廠與運輸造紙成品的鐵道,在 1930-40 年代間有大量勞工湧入,當中有許多就是住在「章魚屋」中的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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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鞠內湖。圖片來源

由於日本政府至今否認有任何強制勞動的情況,也否認政府有政策性的默許甚至是主導,企業也三緘其口,使得此一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不明之處。但就朱鞠內的水壩與鐵道工程而言,透過既有紀錄與口述所得的勞動實況,比對地方政府的相關公文書與地方誌,已確定當時當地確實存在「章魚屋」,而約有三百人在當時死於當地的水壩與鐵道工程,當中數十人為朝鮮人。

這些犧牲者為何到此做苦工,是因為貧窮、受騙還是被強迫,僅以網絡目前取得的少數遺族說法,無法一概斷言。可以確定的是,在公民網絡發掘出相關資料與犧牲者遺骨之前,這些犧牲從未見於官方的北海道開拓史當中。

除了水壩與鐵道之外,北海道的煤礦也有這些苦力的足跡,為應付軍需而開採的三井蘆別煤礦在 1939 年之後,陸續有朝鮮人、中國人與盟軍戰俘被帶到此從事礦工。在終戰前,約有近 600 人死亡。在這次營隊中,我們參訪了礦工宿舍與戰俘收容所的遺跡,所見之紀念日本人殉職者的紀念碑上,刻有犧牲者姓名,而日後另立的「無名殉難者慰靈碑」,犧牲者處則是空白一片。網絡曾經根據口述史所得線索,嘗試發掘此處的犧牲者遺骨,但並無所獲。

另外我們也走訪了當別的「劉連仁紀念碑」,出身山東的劉先生,1944 年在家附近被軍隊帶走,押至北海道礦坑當礦工,因不堪折磨,他在終戰兩週前逃跑,由於不知戰爭已經結束,在山中躲藏了十二年。劉先生回國後,因感念當地村民照料,到過世前都有往來。當地村民為了紀念此事,並祈求中、日的友好及和平,集資設置了紀念碑。

遺骨問題與殖民學的遺緒

北海道歷史的另一面,不只是強制勞動。北海道大學的井上勝生名譽教授,就在營隊中提及,北海道大學藏有朝鮮東學黨「叛亂主謀」頭骨,以及大量阿伊努人遺骨,作為體質人類學研究資料的歷史。在當時是為了證明日本人(相對於朝鮮人)/和人(相對於阿伊努人)的優越,為殖民建立正當性。後來,北大將東學黨人遺骨歸葬韓國,並對北大過去將殖民正當化的殖民學研究,向韓國人民道歉。

圖片來源
阿伊努人。圖片來源

然而,阿伊努人的遺骨問題,並未如此順利地獲得解決。阿伊努族中雖有要求將遺骨歸葬各村落的呼聲,但日本政府並不承認村落有權討回遺骨,因此,在 2014 年,幾個村落的長老對北海道大學提出了訴訟,以集體名義要求將先祖的遺骨返還給各村。

訴訟最終以和解坐收,北海道大學同意將發掘自原告所屬村落的阿伊努遺骨歸葬村子的公墓,並在今年七月舉行了儀式。從還我遺骨運動之大費周章中,也可以看出阿伊努族的困境。正如營隊中所參觀的北海道博物館所展示,和人政府當年在貿易中長期剝削阿伊努人,到後來殖民地時期收奪土地、禁絕習俗、盜掘遺骨。這些壓迫在阿伊努人不斷的爭取下,在近年獲得部分改善,例如在 2008 年立法承認了阿伊努族的原住民族地位。既便如此,從北大對朝鮮人與阿伊努人遺骨的差別待遇來看,歷史錯誤仍舊沒有被充分處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帝國的邊陲回望四顧

從營隊的參訪以及課程中可以了解到,這塊廣受各國觀光客歡迎的北國大地,在歷史上曾以殖民與帝國擴張的形式,而與整個東亞牽扯在一起。過往為主旋律所謳歌的「開拓」,並不是故事的全部。身在邊陲,對日本帝國的邏輯以及擴散,反而看得更加清楚。

即便是遠在南國的臺灣,也有過許多北海道大學的畢業生,以在第一塊殖民地上的所學,實踐於臺灣的殖民統治上。當中的佼佼者,就是規劃了臺灣現代化糖業政策的新渡戶稻造。其同時作為自由主義者與殖民官僚的複雜性,也必須從臺灣的視角出發,才有可能深切理解。

新渡戶稻造。圖片來源
新渡戶稻造。圖片來源

此外,即便在政府的消極之下,北海道社運組織及學者們幾十年來仍對戰爭記憶進行了深入的發掘工作,並且超越了地域,捲動與連結了各處的人們一同參與。相比之下,臺灣由於戰後的政治因素,對屬於臺灣人二戰記憶的探索與討論顯得遲滯。如何能夠更加理解二戰時臺灣人的種種處境與行動,而這些理解又將如何影響我們與東亞各地人民的關係,這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課題,希望終有回答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