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伯格、怪物、同伴物種──哈洛威的共同演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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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君玫

界線是互動和命名的結果──哈洛威。

我是泥地的生物,不是天空的;我熱愛並著迷於爛泥巴,這是所有陸地小動物賴以為生的物質──哈洛威。

誠如哈洛威所表明,理論的「目的」正是要去指引並提供一個旅行的藍圖。

她最為人熟知的批判意象當然是賽伯格,不相上下的是怪物,同伴物種隨後報到,她們都是哈洛威最親密的戰友,共同演化、相互構成的夥伴。賽伯格是一個複合字,結合了機器的模控論(cybernetics)和有機體(organism)的混種,亦即模控的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

關於賽伯格跨越機器與有機體、人與非人之間界線的故事早已傳頌開來,但重新打造界線的責任卻往往被遺忘。經常出現的誤解是歡樂的呼聲:「界線不見了!」

(Source:wikipedia)
關於賽伯格跨越機器與有機體、人與非人之間界線的故事早已傳頌開來(Source:wikipedia)

這種片面的歡樂卻可能是反動的,沒有政治行動力的,阻礙改革與抵抗的。這絕對不是哈洛威所擁抱的,充滿諷喻但不忘負起界線重構責任的後現代歡愉。

哈洛威的後現代性從未放棄對資本主義生產系統的批判與干預,反之,她始終堅持在新的碎裂處境及控制局面中尋求抵抗與出路。

從一個社會主義左派傳統的女性主義觀點出發,哈洛威指出,賽伯格是一個模控的有機體,機器與有機體的混種,社會現實的造物,以及虛構的造物。

社會現實是被活出來的社會關係,我們最重要的政治建構,一個足以改變世界的虛構。國際女性運動已經建構出「女性經驗」(women’s  experience),以及揭露或發現此一關鍵的集體客體。這個經驗是最關鍵的、政治類型的虛構和事實。

解放有賴於意識的建構,對於壓迫以及可能性,都要進行充滿想像力的神會。賽伯格是一種虛構,也是活生生的經驗,改變了二十世紀末什麼才算女性經驗的界定。這是一場生死鬥爭,但科學虛構和社會現實之間的界線乃是一種光學幻象(an optical illusion)。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如何看見,以及我們是誰,這兩件事情是一體的兩面。光學和視線是哈洛威重要的概念隱喻,尤其是她所強調的,當代視覺化科技在知識論與政治上所具有的重大意義。能夠去「看見」,是必須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的。

除了特定經驗、社會、文化與歷史定位的感知位置之外,使我們得以看見的中介(包括物件與過程)也是至關重要的,在諸多的中介裡,包括了一個人的身體、概念、意象、價值、意識形態。

強調觀看的位置,這始終是女性主義及左派科學批判的一個基本論點,隨著科技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各種輔助我們去看見的工具或儀器或組裝,觀看一事所需要的特定物質與位置已經被科學實作本身所證實,可以說事實勝於雄辯。

擺在眼前的就是,當代繁雜多樣的視覺化科技的增生,無論在物理、化學、生物或醫學等科學領域的實作場域中,都一再證實了:所有的「看見」都必須站在特定的物質位置上、採用特定的工具、儀器、組裝或輔助,透過具體的感知中介,才得以呈現或完成。

看見乃是一個組合異質能動者的事件,包括人類與非人類的能動者。這點也是哈洛威在處理知識論問題時一再強調的,所有的知識都是具有部分客觀性的處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s)。

此外,哈洛威強調,所謂的「女性經驗」,作為一個集體的客體或對象,並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也並非虛幻不實的。

哈洛威(Source:wikipedia)
哈洛威(Source:wikipedia)

「女性經驗」和所有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社會現實一樣,包括賽伯格,都同時是現實與虛構的共同造物。

承襲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解放政治的傳統,哈洛威強調意識覺醒乃是改變現況的前提,更重要的是,意識的覺醒並不僅是單純地認知現實,而必然涉及到特定的觀看位置與理解觀點。換言之,虛構和現實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在對特定認識對象的建構中混雜交融的。因為,倘若沒有特定觀看位置的「虛構」,我們就不可能掌握任何所謂的「現實」。

但是,倘若沒有被我們活出的具體「現實」存在,任何位置都無法去「虛構」它。

有趣的並不僅在於賽伯格和女性經驗的並置都既是虛構也是活生生的經驗,更在於哈洛威強調,賽伯格這個新的造物改變了「二十世紀末什麼才算女性經驗的界定」。

這一點是經常被許多論者所忽略的。賽伯格和女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有了賽伯格這個跨越各種界限的嶄新造物,為什麼我們還需要「女人」這個似乎早已過時的分類?抑或所謂的「女人」在賽伯格世代的洗禮之後,也將出現不同的意義?

對於哈洛威來說,問題並不在於「女人」這個或任何範疇本身,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任何一個具有社會效力的範疇或分類的性質與意義。換言之,女性經驗的界定並不關係到傳統女性主義理論中所爭論的,哪些女人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對於「女人」這個類別做出更根本與深刻的反思和拆解。

換言之,我們必須去質疑「認同」或「同一」(identity)[1]的思考方式,並以立基於共同處境或親近性的結盟(coalition)關係來取代容易僵化的「認同」。

身為「女性」完全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天生就把女人綁在一起。甚至也不存在一種「身為」女性的狀態,這本身已經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範疇,乃是在爭議不休的性科學論述與其他社會實踐中建構出來的。

性別、種族或階級意識都是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成果,肇因於父權體制、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些矛盾的社會現實的恐怖歷史經驗。以我自己的修辭來說,誰又算是「我們」呢?哪些認同可以被用來支撐「我們」這個有力的政治神話呢,又是什麼激勵人們加入這個集體?

女性主義者〔更別提所有女人〕之中沿著每個可能斷層發生的痛苦分裂,讓女人的概念飄忽不定,甚至粉飾女人彼此壓迫的基質。對我來說──以及很多和我處於類似歷史定位,亦即白人、專業中產階級、女性、基進份子、北美、中等成年體格的人來說──政治認同的危機來源真是不可勝數。

(Source:Rubén Darío Bedoya Cortés@Flickr)
女性主義者〔更別提所有女人〕之中沿著每個可能斷層發生的痛苦分裂,
讓女人的概念飄忽不定,甚至粉飾女人彼此壓迫的基質。
(Source:Rubén Darío Bedoya Corté[email protected]

近年來的歷史對很多美國左派與女性主義者來說,就是一直在回應這類危機,透過無盡的分裂,並追尋著一種新的本質聯合。但也越來越多人認知到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回應,透過結盟──親近性(affinity),而非認同。

哈洛威如此說明賽伯格和女人經驗之間的緊密關係。而我引用這段話,正是為了把賽伯格從一般片面讚頌的打破界限、超脫限制的虛幻形象拉下來,落實回到歷史的、物質的、社會的、抵抗的、反對的以及結盟的知識運作與政治實踐。

任何的政治行動都需要一定程度的集體範疇,一種聯合的號召與行動,但也往往會陷入一種排除異己的偏誤,以及一種本質化的陷阱。這一段抗爭與偏誤的歷史當然是女性主義者和社會批判理論家所熟知的,而且持續至今仍在進行著。

對於賽伯格這個跨界存在物的援引,哈洛威一再強調的乃是這個形象在社會批判與政治行動上所具有的指引力量,如何能夠協助我們從實質上去認知並實踐跨越既存界線的結盟關係,以便形成更厚實的反對力量。

但此一對認同的深刻批判,並不表示認同或身份就此「消失了」,就像界線的瓦解或滲漏並不表示界線單純不見了。毋寧說,認同碎裂了。

在碎裂的認同中,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崩解的自我形象或行動的無能失效,反而是更開放的生成可能性以及結盟行動的多樣化。這是一種生成與生長的政治(a politics of regeneration),強調在碎裂中透過結盟去重新生長,而非回歸到懷舊的整體,後者的危險往往是法西斯的極權。

反對,或抵抗,並進行干預、尋求改變,這是社會批判理論的首要目標。

哈洛威承襲這樣的傳統,在〈賽伯格宣言〉及其他著作都中大量引用許多非白人女性主義者的抗爭策略,包括席拉.桑朵瓦爾(Chela Sandoval)所提出的「反對意識」(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一種跨越種族、性或階級等社會範疇的政治認同模式。

這是一種碎裂、開放而結盟的認同,一種「後現代主義式的認同」(postmodernist identity)

但是,有別於一般對後現代的誤解,哈洛威所提倡的絕對不是輕薄短小沒有重量的那種後現代流行風潮。

因此,賽伯格是關於政治上一起行動的「我們」的更寬廣想像與實踐。賽伯格女性主義者(cyborg feminists)必須指出,「我們」再也不想要任何自然的統合基質,而且沒有任何建構是整體的。

這才是哈洛威所言「賽伯格是我們的存有論,它給予我們,我們的政治」的真實意涵,一種形成有行動能力、足以干預並改變現況的「我們」的可能性。我認為,哈洛威藉此所提供的乃是一套抵抗的方法論

賽伯格的政治是一種相對來說極為開放的政治,不僅在於它是界限滲漏瓦解的產物,是嵌合體(chimeras),是最有潛力的怪物。它的出身是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雜種。但更重要的是,它並不忠於自身的起源,也不再向其他的「被壓迫者」追求無辜的起源或完整,它的抵抗目標不再建立在幻想回歸無辜的「自然」。哈洛威強調,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伙伴連結,但是,伙伴並不是同質的。

「我們」和自然的關係可以被想像成對某個存在的社會投入,此一存在既不是「它」、「你」、「汝」、「他」、「她」,也不是相對於「我們」的「她們」。在爭議什麼才稱得上是「自然」的語句裡鑲嵌著許多代名詞,它們本身就是政治的工具,表達了希望、恐懼以及種種矛盾的歷史。文法是以其他方式進行的政治(Grammar i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秉持著一種堅決的後造主義立場(a relentless artifactualism),哈洛威反對一切天真的回歸自然說。在此,我選擇把 artifactualism 譯為後造主義,不譯成人造主義,以便避開「人」這個麻煩的符號。就像哈洛威認知到的,「有色女人」等被限定而遭受排除或壓迫的名稱早已使得「人」這個符號全面崩解。同時,我也想避開「人」所包含的意圖性。而且,哈洛威一向強調創造這個世界或自然的行動者絕對不只是包括人類,還包括其他有機或科技的行動者。

基本上,artifact 由兩個字組成,藝術(art)和事實(fact),而所謂的藝術無非就是人所創造出來的,並非天然或天生的。在生物學上,artifact指的是科學家透過特定的研究程序而得出的研究物體,而不是被研究的對象實體本身所造成,比如,透過特定的光學儀器,研究者會看到在實際客體中看不到的圖像結構。常見的翻譯包括人工製品、人為現象、人造物、矯造物、偽像、偽影。

哈洛威之所以堅持一種後造主義的立場,當然並不是因為她摒棄自然,相反地,她認為這會是另一種正視「自然」,甚至為「自然」發聲的方式。

哈洛威引用史碧華克的慣用語去強調,自然是我們「不能不去想要的……不可能之物」。我們無法捨棄自然,卻再也無法說清楚什麼是自然。一個科技的自然觀,倘若沒有區分、沒有歷史、無法考慮到人如何看見,將在政治上充滿同一與收編的陷阱。

換言之,哈洛威的後造主義立場,和她的賽伯格政治學一樣,一方面是對於當代科技科學政權的洞察,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反對與抵抗的行動選擇。她認為,維持自然和人文的二元對立,比起主張一個行動者不僅包括人類的後造主義立場來說,反而更確認了啓蒙理性主義與科學的暴政。


[1] Identity一詞在不同的脈絡下被翻譯成「同一」、「身份」、「認同」。基本上,identity乃是同一的意思,亦即一個事物等同於它的自身,哲學上的同一律即為A=A的宣稱。當我們說到女人的identity時,其實比較像是在說女人這個身份,或身為女人這件事情所具有的一致性。雖然現在普遍習慣將此譯為「認同」,但認同一詞的中文含有較多自願成分的意思,很容易產生誤解。

本文摘自群學出版之《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
3D書封
本書從界線、批判、抵抗這三條交互纏繞的向度
去貫穿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思想,
分別就知識的基礎、倫理的可能以及行動的方向,
去釐清共同生活的多重意義。

身為後殖民的賽伯格,
島嶼破碎的主體性需要不斷的跨越與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