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玄奘去偷渡:耶魯教授談絲路上的商人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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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芮樂偉‧韓森 Valerie Hansen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

西元六三○年,中國僧人玄奘離開吐魯番,選擇最多人行走的路線西行。在龜茲停留後,他越過天山山脈,拜訪位在伊塞克湖西北邊緣(位於今日吉爾吉斯)的西突厥可汗,然後前往撒馬爾罕(位於今日烏茲別克)。

從撒馬爾罕出發,旅客可往西到敘利亞,向東返回塔克拉瑪干的綠洲國家,或像玄奘一樣往南,前進印度。撒馬爾罕在當時是粟特人的主要城市。粟特人屬於伊朗系民族,他們在絲路貿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是有唐一代境內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移民社群。粟特人說的語言是一種中古伊朗語,稱為「粟特語」,這個語言的一支在靠近塔吉克的偏遠山谷雅格諾布(Yagnob Valley)仍有人在使用。

編輯部的話: 雅格諾布山谷的居民、雅格諾比人,被認為是繼承了粟特語的粟特後裔,關於他們的處境,請參見《冰雪邊境》這部紀錄片的片段。

在撒馬爾罕,玄奘進入了伊朗的文化範圍,他們的語言、宗教信仰與習俗和中國一樣歷史悠久且複雜,不過兩者有著深刻的差異。現代旅行者若沿著玄奘的腳步會跨越一條有別於過去、不過依然相當獨特的邊界—中國與前蘇聯的邊界。

中國人戲稱這條危險的快速道路為「鋼鐵之路」,上面散布著翻覆的卡車和金屬碎塊,這些廢金屬來自被拆除的前蘇聯工廠,準備運往中國。

西元七世紀的路線相當危險。經過兩個月等待,積雪終於融化後,玄奘離開龜茲朝天山前進。玄奘帶著龜茲王提供的駱駝、馬匹與侍衛上路,兩天後就遇上超過兩千名騎在馬背上的突厥強盜。玄奘的弟子(同時也是他的傳記書寫者)慧立說,盜匪並沒有對玄奘一行人下手,因為他們正忙著分配稍早搶到的戰利品。

當玄奘抵達高聳的天山山脈,他對這座「淩山」留下深刻印象:

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來,氷雪所聚,積而為淩,春夏不解,凝沍污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按:一丈約等於三公尺)。

這趟旅程非常艱困,慧立繼續說道:

由是蹊徑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複屨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氷而寢。

七天後,玄奘一行人中的倖存者終於離開山區。隊伍中每十人有三至四人死於飢餓或酷寒,至於馬匹和牛隻的損失就更大了。

這個死亡數字異常地高,令人懷疑玄奘一行人是不是碰到慧立未提及的雪崩。由於氣候異常乾燥,冰只在天山山脈的山頂形成,此處遠高於森林線,是故冰層的下面就是沙土。當成塊的冰破裂時,滾滾而落的是沙土而非冰塊,形成駭人的雪崩。無論是否遇到雪崩,這絕對是玄奘整趟印度之行中最危險的關口。

今日的伊塞克湖【圖片來源:臺灣wiki

翻越天山後,玄奘一行抵達吉爾吉斯的伊塞克湖。伊塞克湖在突厥語中意為「熱湖」,這個湖泊因有溫泉注入而不會凍結。中國人也稱伊塞克湖為「熱海」。

在湖的西緣附近,靠近今日的托克馬克,有一個地方名為阿克─貝希姆(AkBeshim ),玄奘在此與西突厥可汗相遇。可汗穿著一件細緻的綠絲綢長袍,頭上裹著十尺長的絲帶,長髮垂在背上。

西元六三○年,可汗領導一個突厥聯盟,控制的領土從吐魯番一路延伸至波斯,不過他並非直接統治全部領土,只要地方統治者—如吐魯番、龜茲和撒馬爾罕等地—願意向可汗進貢,必要時提供軍隊,並且服從命令,便能保有原來的地位。

阿克貝辛姆全景,其實就是漢文史籍中的碎葉/素葉水城,是西突厥汗國的首都,後來被唐帝國併吞後,成為安西都護府的所在地,大詩人李白就生長於此。如今盡成一片平莽荒野,不復當年。【圖片來源:旅行日記,如果對於如何前往此地旅遊有興趣,可以詢問這位部落客】

西突厥可汗和高昌王一樣,試圖說服玄奘留在托克馬克,希望他不要去印度。玄奘沒有答應,最後可汗終於讓步,並且提供玄奘一名通譯、五十件絲織品作為旅費,還有給轄下各屬國統治者的介紹信。玄奘一行人從托克馬克向西走過美麗的高山草原,穿過荒蕪的克孜勒庫姆沙漠到達撒馬爾罕。

在詳細記錄西域各國的《西域記》中,玄奘勾勒了粟特人的基本特徵。他們不用漢字書寫,而是透過組合約二十來個字母以記錄大量詞彙。他們的服裝很簡單,以毛皮和毛氈製成。男人都和可汗一樣以布纏繞頭部,並剃掉前額頭髮。這個習俗對中國人來說很不尋常,他們總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該剃除。

玄奘說出中國人對粟特人的普遍看法:

「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

唐朝正史的編纂者呼應這樣的偏見,在描述粟特人如何養育兒子成為商人時,說道:

「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珤若黏云。習旁行書。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

遺憾的是,留存至今的粟特語材料不夠多,無法糾正這些刻板印象。撒馬爾罕一帶不像塔克拉瑪干沙漠般乾燥,土壤酸性也較高,而且許多材料在西元八世紀早期伊斯蘭征服後被銷毀。目前只有兩批重要的粟特語文書留存:其一是斯坦因在敦煌城外發現的八封「古代信札」,來自西元四世紀早期;其二是近百件來自西元八世紀早期一座受圍攻之城的文書,於一九三○年代在撒馬爾罕城外被發現。其他粟特語材料僅有銀碗或織品上的銘文、繪畫的榜題,以及吐魯番發現的許多宗教文本,這些史料很少提及粟特人的歷史。

撒馬爾罕最早的居住文化層(西元前七世紀)是粟特人在考古紀錄中最早的遺蹟。數世紀後,亞歷山大大帝傳記作者曾評論Marakanda(撒馬爾罕的希臘語名稱)居民的凶猛抵抗,不過最終他們還是降於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死後,各個朝代輪番掌權,不過撒馬爾罕大部分時候受到以今日塔什干為根據地的聯盟所控制。

學者直到最近都還認為,現存最早的粟特語材料是一九○七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發現的廢棄郵包。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間,考古學家在哈薩克南部庫爾脫布遺址(近阿里斯河上的奇姆肯特)發現十塊燒製的磚版殘片,上有粟特字母。

經過仔細檢視,中亞伊朗語專家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Nicolas Sims-Williams)確定其時代早於郵包中的書信。在這面牆建造之時,至少有四個粟特城邦存在,可惜文本殘缺不全,無法從中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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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茲克里克千佛洞中的粟特商人形象,他們穿著精美的錦袍,手捧珍寶獻給佛陀

斯坦因發現的八件粟特語信札大致完整,提供的訊息也更為豐富。斯坦因在敦煌西北九十公里處發現這個被遺棄的郵包。其中一封信札署名寄給撒馬爾罕的居民,說明送信者是在前往撒馬爾罕的途中遺失信件。

一九○七年,斯坦因的人員在探尋一系列烽燧時發現這批書信。這些烽燧由不同的中國王朝所修築,作為戍邊之用,彼此相距三‧二公里,高度有六公尺或更高,旁邊經常有供守衛居住的小型住所。斯坦因在一座編號為T.XII.A(T代表Tun-huang,是Dunhuang〔敦煌〕的另一個英文拼寫)的烽燧中沒發現什麼特別之處,於是指派一隊人員清理通道,自己則去探尋另一座烽燧。

傍晚回來時,工人們向他展示他們發現的物品:一些彩色絲綢、一個木箱、西元一世紀早期的漢文文書、一件西元四○○年前寫有佉盧文的絲綢,以及「一個個折疊整齊的小紙卷,上面明顯是某種屬於西方系統的書寫文字」。

這文字與亞蘭文相似,斯坦因想起他在樓蘭也曾發現類似的文字。直到後來,這種不為人知的文字才被識別為粟特文。

斯坦因(Sir A. Stein 1862-1943)

即使信札難以解讀,許多字也已佚失,這八張信紙提供極為豐富的訊息。少數能讀解粟特語的學者持續爭辯每個句子的意思,甚至偶而回過頭來闡釋上一個世紀中困擾著學者的某些語詞。五封完整的信札中,有四封已被譯成英文。

斯坦因的發掘方法在他的時代雖然已經很先進,但終究並不完美,他的工人並未記錄在這座倒塌的烽燧中,哪些材料出自哪個層位,導致問題變得有點棘手,因為信札本身沒有紀年。

其中有封信札提供了寫作時間的關鍵線索:

「還有,閣下,如他們所說的,最後一位皇帝因為飢荒逃離洛陽,而他的宮殿和城被放火,宮殿被燒了,城被毀了。洛陽沒了。鄴城(河南彰德府*)沒了!」

洛陽曾經在西元一九○、三一一和五三五年遭受攻擊。多數粟特語學者一致認為信中所指為西元三一一年的事件,書寫時間為西元三一三或三一四年。作者稱入侵的軍隊為「匈人」(Hun),入侵者的首領石勒(西元二七四─三三三年)屬於匈奴聯盟中的部族之一。這是一般將匈奴和西元四世紀晚期入侵歐洲的中亞匈人相連結的主要證據之一。

這八封信札都沒有放在信封中,而是「折疊成整齊的小卷」—斯坦因如此描述之。它們長九至十三公分,寬二‧五至三公分。這些信札的紙張來自中國不同的城鎮,不過尺寸相近,長寬大約為三十九至四十二公分與二十四至二十五公分。

這說明即使在當時,紙張的製造已經相當程度的標準化;有鑑於中國在西元三世紀才開始廣泛使用紙張,這個發展可說相當快速。有三封信札個別放在絲袋中;第四封、編號二號的信札(見本章開頭所示)置於一絲袋中並以麻布覆蓋,上頭寫著「送往撒馬爾罕」,不過沒有回信地址。其他信札都沒有收信地址,表示信差可能認識書信的收件人。一號和三號信札是由一位住在敦煌的女子,寫給她可能住在樓蘭的母親和丈夫,五號信札則寄自武威。

一號文書,收件人的地址寫在後面

這些信札透露,西元四世紀早期的粟特社群已存在於洛陽、長安、蘭州、武威、酒泉和敦煌。第二封信札提到,在某地有四十名粟特人的聚落,另一個地方則有從撒馬爾罕來的一百名「自由人」(很遺憾這兩個地名都無法辨認),而洛陽的聚落則同時有粟特人與印度人。每當社群達到一定規模,或許是四十人,粟特人就會建造一間拜火寺廟。「薩保」負責禮儀活動,即照料聖火祭壇與主持祆教祭典,同時也以社群首領的身分仲裁糾紛。

在伊朗,祆教漸漸發展為一神教,奉阿胡拉馬茲達為最高的神;不過在粟特地區,信徒們崇拜許多神祇,阿胡拉馬茲達只是其中之一。祆教教義禁止中國的土葬和佛教的火葬,因為兩者都造成汙染:土葬汙染土地,火化汙染火。祆教徒選擇曝曬亡者屍體,讓動物將骨骸的血肉清除乾淨,然後放入陶製的納骨甕裡。

寫第一和第三封信的敦煌女子蜜吾乃(Miwnay)被丈夫拋棄,背負著他的債務。她的求助名單有如粟特流亡社會的一個縮影。蜜吾乃求助於一名督導(很明顯是負責收稅的官員)、丈夫的親戚,以及第三個男人(一名生意夥伴)。每個人都以欠債還錢是她丈夫的義務,拒絕幫忙。最後她求助於「寺廟祭司」,對方總算答應給她一頭駱駝和一名男性隨從。

蜜吾乃在給丈夫的信中發洩她的挫折:

「我服從你的命令,來到敦煌,不顧我母親或兄弟的要求。在我聽從你的命令的那天,眾神一定對我發怒了!我寧願做狗或豬的妻子,都好過做你的老婆!」

蜜吾乃的女兒在信札後記中提到,貧困的母女被迫牧羊維生。被困在敦煌的三年間,蜜吾乃曾有五次能隨商隊離開的機會,但她沒有足夠的錢支付所需旅費:二十枚斯塔特錢幣。

學者們還無法確定信中提及的一枚斯塔特幣價值多少。它是否重十二公克,與此時期流通的其他斯塔特幣一樣?或者它是另一種流通於撒馬爾罕、更輕一點的銀幣,重約○‧六公克?(這還只是絲路研究者面對的眾多難題之一。)

那位通報洛陽淪陷的商業代理人遠較蜜吾乃富裕。他在撒馬爾罕有足夠資金能授權代他處理事務的商人「取一千或兩千枚斯塔特幣」,幫助一名他照顧的孤兒。這名代理人寫信給在撒馬爾罕的老闆,談到他在甘肅酒泉、武威僱用的人員。他的信記錄公司中的三個階層:老闆(一對在撒馬爾罕的父子)、代理人(信札作者)負責管理手下的編織工人網絡,最後則是織工本身。

二號信札還提到一些當時交易的商品,像是羊毛布和麻布。代理人報告說,他已寄出三十二「囊」(一種數值不明的單位)麝香至敦煌。麝香取自麝鹿的腺體,處理後作為香料和定香劑之用。根據專門研究粟特人的著名歷史學家魏義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所言,這些麝香大概重達○‧八公斤,是數量十分龐大的一批純麝香。21至於信中提到的羊毛布和麻布則沒有說明數量。

第五封信札署名寄給一位商隊首領,記載姑臧至敦煌之間比較地方性的商業活動。信中提到的金額較先前來得低許多:作者聲稱他只從二十枚斯塔特幣欠款中收回了四個半。他描述商隊從姑臧送到其他地點的幾種貨物,最可能的目的地是約一千四百公里外的樓蘭:「白」,最可能是鉛粉,一種以白色鉛粉為基底的化妝品;胡椒;銀;和rysk,最後這個rysk所指為何還不清楚。

有些貨物來自很遠的地方:如胡椒(第五號信札)和樟腦(第六號信札)只在東南亞和印度買得到,而麝香(第二號信札)來自甘肅與西藏之間的邊界。第六封信札只有部分倖存,其中作者要求收信人購買某種東西,可能是「產自蠶的」,意為絲綢或絲線。如果無法取得,作者要求收信人就改買樟腦。這是粟特信札中唯一一次提到蠶絲製品。書信中提到的數量都不完全確定,不過多數學者同意它們的數量都很小,可能在一‧五公斤到四十公斤之間。這樣的數量只需要一頭或幾頭牲畜就可以輕易地馱載,說明絲路貿易是一種規模有限的貿易,屬於某些學者所謂的「小額(petty)」貿易。

粟特文古代信札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是絲路文書中少數由商人所寫,而非來自監管商業或徵收稅款的政府當局。它們描繪一群流離的粟特人,在一個中國王朝剛傾覆、另一個王朝奮力想接替前朝的當時,以商人、農人,甚至是僕人的身分平靜地生活著,同時仍從事著商業和遠程貿易。

列印 《絲路新史: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的世界》 作者:芮樂偉‧韓森(Valerie Hansen) 譯者:李志鴻、許雅惠、黃庭碩、吳國聖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15/08/06 內容簡介:《絲路新史》根據絲綢之路上七個地點考古發掘的文書和文物,寫成一部關於絲綢之路的新史。「絲路」二字首次出現在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地圖中,隨著後人不斷沿用此一名詞,加上(對漢、唐、貴霜、羅馬等官方歷史)的傳統研究推波助瀾,絲路作為一條貿易之路並以絲綢為貿易大宗的錯誤形象漸漸成形。本書見解處處挑戰傳統觀點,解讀近百年絲路沿線綠洲出土文物與文書,衝擊人們過去對「絲路」歷史的錯誤觀點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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