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殘酷物語:日本的學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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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們的人生啊!真的跟臨時演員一樣,你們不覺得嗎?
我們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不管到什麼地方,都是一大群人。
要跟一大群人競爭,然後喝了啤酒灑泡尿,一切就結束了。
我們接下來還會一直屬於「其他多數」的臨時演員嗎 ?
我的青春究竟是甚麼 ?

                      ──蘆原直《雨雞》

一切得從二戰結束後說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正式畫下句點,美國為首的同盟國對戰敗的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國家進行軍事接管。

在日本,他們組織了遠東委員會,作為日本國內的最高機構,同時對日本進行了全方面的改革,最著名的就是天皇凡人化與和平憲法的制訂。

雖然麥克阿瑟在憲法第9條中明確寫到,日本將永久地放棄戰爭的發動權,然而這看似美好而充滿希望的主張背後,事情並不總是那麼順利。

1949年,美國在東亞的夥伴 ──中華民國,出乎意料地輸掉了大片的中國大陸,敗退到了台灣這座小島上。這打亂了美國冷戰前期的東亞布局,美方只好不得不重新將反共防禦陣線的希望寄託到日本身上。

1951年9月,戰勝國與日本簽署了《舊金山和約》,正式解除對日本本土的軍事占領。而美國更趁著機會簽訂了另一份《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允許美國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軍隊,並且得以「援助」日本政府處理國內暴動。

但其中許多偏袒美國的條文,引發了日本民眾的不滿,除了擔心被再一次被捲入戰爭中外,另一個擔憂是文化上的:知識分子因為美國文化強勢入侵,導致日本傳統文化逐漸衰微的現象而感到憂心忡忡。

在美日安保的議題上,不得不提的便是沖繩。

在美軍接管初期的沖繩,鄉親父老們熱烈的歡迎美國的到來,將美國視為解放者,將他們帶離日本的「殖民」,並樂觀地認為美國的軍事佔領只是暫時的,最終結果將會迎來「琉球」的獨立。當地的政黨更一度提出《民主琉球憲法案》。

直到後來中國國民黨的敗退、韓戰的爆發,美國侵害琉球人民權益的事件不斷出現,民意才開始轉向支持回歸日本統治,反美抗爭事件接連地發生。舊金山合約簽定前的民調顯示,只有2%的民眾支持獨立,剩下的86%的人則想回歸日本統治。

 

(二)

「老師討厭戰爭嗎 ? …… 如果討厭卻又不表示反對,就太懦弱了」
「那扯不上關係吧。」
「有關係啊,美軍正在使用我們的港口啊,而且是為了去殺人。」
「這不是你們該去思考的問題。……還是等你大學畢業、就業、結婚生子,變成成熟的大人之後再說吧。」

                                                        ── 村上龍《69》

有鑒於此,在1950年代末期,美國開始與日本政府展開多次的條約修改(1950年簽署時規定條約在十年後進行換約)。

首相岸信介一再公開表示:「取消憲法中關於戰爭的條款的時機已經到來……我們(日本)必須在維護自由世界的戰鬥中起相當的作用。」

可是,人們對於不久前的那場毀滅性的戰爭仍記憶猶新,反戰的聲音依然是當時社會的主流。為了阻止條約通過,1959年4月起,日本街頭出現了一場又一場的群眾運動,而日本的大學生也在「全學連」(*1)的領導在各地發起學運,從反對美軍砂川基地擴建的運動開始,「安保鬥爭」的時代正式展開。

當時的總理岸信介是現任總理安倍晉三的外祖父,二戰期間曾加入東條英機的內閣,在戰後一度成為戰犯;後來,因為日本左派在民間與國會大獲支持,美國出於反共顧慮,需要一個聽話的日本內閣配合,岸信介因此被特赦,得以從事政治活動;最後,更意外成為日本總理,因而被稱為日本政壇的「不死鳥」。

1960年1月,岸信介赴美簽署條約。幾個月後,他領導的執政黨意圖在國會以人數優勢強渡關山,通過新的安保條約;反對黨的議員,則佔領了主席台,盡全力杯葛會議進行。

會議從早上僵持到晚上。

議長清瀨一郎不甘心讓在野黨得逞,在10點左右的時候,派出了五百名警察進入國會清場,強行趕走反對黨的議員,重新開始會議流程,進行投票。

凌晨十二點多,新的安保條約正式通過。

這個舉動不僅招來媒體與在野黨的批評,更讓民間的不滿一次爆發開來。人民不只不滿國會的決議,更要求岸信介下台負責。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勞工們也發動了大規模的罷工,人數一度多達五百多萬人。可是岸信介政府只是一味將學生、反對者等暴民認定是受到共產國際煽動,必須加以鎮壓。

政府的顢頇、無所作為,使得群眾的怒火不斷延燒,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反對的群眾更喊出了「追隨韓國學生的腳步 ! 」的口號。

原來,在1960年的韓國也爆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社會運動。起因是南韓自二戰以來的首任總統李承晚,為了延長自己的在位期間,除了不斷修改憲法,更在選舉過程中以偷雞摸狗的方式使自己當選。而在1960年的那場選舉時,他故技重施,要求警察和公務員只能投給自己,但消息走漏,引發譁然,學生們與民眾紛紛上街抗議,李承晚在手段用罄仍無法弭平輿論後,黯然下台。這件事情因它爆發的日期,而被稱作四一九學運。

而在6月15日時的日本,超過了10萬名的群眾包圍了國會大門。

後來,有人撞破封鎖線,闖進了國會,抗議民眾伺機蜂擁而入,與警察以及後來加入的激進保守派(一說是黑道)展開激烈對峙。一方有噴水車與警棍,而另一方不甘示弱地撿起了石頭、棍棒,甚至以汽油你來我往,僵持不下。混亂中,更造成了一名東京大學的女學生──樺美智子的死亡。

6月15日時,國會被廣大群眾包圍的模樣。

「聽說樺美智子參加遊行,被警官隊毆打致死的時候,他就在旁邊,他自己也負了不輕的傷」村上春樹在小說《1Q84》裡有這麼一段話。

在此同時,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發起了聲援日本民眾的遊行。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上百萬人高喊:「打倒美國帝國主義!」毛澤東更說 :「樺美智子已成為全世界聞名的日本民族英雄。」

而隔著海峽對望的台灣,當時的總統蔣中正則發出電報,祝賀岸信介成功通過了安保條約:「過去所訂的日美安保條約對貴國國防以及世界和平有重要關係。閣下大公無私發揮勇敢堅持的精神克服危機……這是貴國朝野為了正義努力的成果,對亞洲的安全與世界自由的保障有重大貢獻。」國內各大媒體更是一面倒地抨擊學運,批評反對與示威的聲音。

群眾們紛紛上街哀悼樺美智子的死。6月15日那天因而被稱作「血的抗議日」

當時朝日新聞做了個民意調查,38%的民眾擔心安保條約會把日本捲入戰爭,27%的民眾則不;然而,有50%的人質疑這種粗糙的作法,只有6%的民眾同意。所以,真正引起民眾憤怒的不全然是安保條約本身,更多的是政府強行通過這個法案荒謬手法。

岸信介政府的支持度更是跌到只剩下12% 。其實早在1958年,岸信介就已經聲名狼藉了。

那年,他向眾議院提出修改「警察官職務執行法」(簡稱「警職法」)的議案,意圖擴大警察的權力,使之不受憲法限制。他自己曾說:「預想到改訂安保條約會遇到相當強烈的反對,但我有堅定的決心把這種反對頂回去,並欲拼命幹下去,所以…作為維持這種秩序的前提,無論如何要修改警職法。」

在犯眾怒的情形下,他才只好作罷,也因此不得不答應在完成條約修訂後,交出政權,下台。

1960年的年中,在條約自動生效和岸信介內閣總辭下,運動迅速地走向尾聲。三十多天的激烈抗爭,在那時看來,似乎只落了一場空。巨大的挫敗感在社會蔓延,而領導學運的全學連尤其感受劇烈。矛盾、懷疑、指責在全學連內部日益擴大,最後終究導致了組織的分裂,甚至是崩解。其中在一個叫中核派的分支裡,有位名叫澳浩平的成員,尤其在這不斷分裂的派系鬥爭中感到十分難堪、悲憤。

1965年,澳浩平22歲,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啊!活著是如此嚴峻的鬥爭嗎?是如此激烈的分裂與被分裂嗎?」他的女友與他在派系鬥爭中分裂成敵對陣營,逐漸形同陌路,以致最後他只能無助地在遺書上寫下這段話。

 

(三)

我們對一邊身在安全地帶一邊反對戰爭的這種正義,感到厭惡和愧疚……炸彈鬥爭與劫機都發生了……世界各地都在發生戰爭,只有自己還在安全地帶過著和平日子,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好奮不顧身跳進激進的行動中。

                                        ──川本三郎《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1964年,奧運在日本東京舉辦。政府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盛會,而趁機推動新幹線的建設,高度的經濟成長使得日本擺脫了戰後的頹靡,重新登上國際舞台。社會風氣開始轉離安保鬥爭時肅殺的氛圍,60年代初期的那場危機成了過眼雲煙,消費、娛樂、小確信成了此時社會的主流。當大人們大多沉浸於這現況,60年代後期抗爭運動的主體,轉而由仍抱有革命情懷的學生所帶領,他們大多受到吉本隆明 (著名作家吉本芭娜娜的父親) 與黑田寬一這兩位當時的意見領袖影響。

在安保條約十年換約的期限將至之際,60年代初始之際的那次紛擾回憶又像幽靈一樣,悄然無聲地重新盤旋回許多人的腦海,而這次,沖繩議題成了這次討論的重點。

當時的沖繩儼然是位於日本境內的一個獨立國家,美軍掌控的地方政府更名為「琉球政府」,地方議會也更名成「立法院」,日本國民進出琉球群島更必須領有「日本渡航證明書」,並在接受美軍的檢查後才得以「入境」。

再加上美軍的種種不合理行徑,終於引發群眾不滿,因而一次又一次的全島反基地抗爭運動就這麼被發起了。

1965年,首相佐藤榮作(岸信介的弟弟)訪問沖繩,他登機前表示:「只要沖繩不回歸祖國,日本就仍是戰後」,清楚展現對於處理二戰後遺留下來的政治問題的決心。但造訪時所面對的景象,深深的震懾了他。

雖然有高舉旗子歡迎他的群眾,可是抗議美軍基地的也不在少數,截然不同的態度深切地使他決定「做些什麼」的決心更加強烈,並促使他開始加強在沖繩的建設,逐步展開沖繩回歸的協商作業。

1967年初,沖繩教職員會在琉球政府立法院前展開長期的靜坐抗議,在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之後,美方不得不妥協,並於隔年舉辦琉球首屆的地方首長直選。

最後結果,由高舉「即刻無條件回歸」與「反美日安保」的教職員會會長屋良朝苗當選,回歸的聲音儼然成為當時的主流。

1969年,佐藤榮作與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和談中終於確立沖繩將在1972年回歸,可是美軍仍能無條件使用在沖繩的一切好處,繼續駐軍,而運作費用與衍生賠償則由日本政府負擔。

這當然不是沖繩人民期待的結果,政治算計下的成果使得沖繩的輿論聲浪又再次改變,轉向到了日本政府的對立面,一直延續至今。(現在,領土只占全日本百分之零點六的沖繩,仍進駐了全國百分之七十四的美國駐軍。)

除此之外,或許是時代氛圍,這時候日本爆發的另外幾件「大事」,或多或少與歐美國家的學生運動相互呼應。

由於日本在戰後與美國結成緊密的同盟關係,也因此在1960年代的最後,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淖。而與當時的西方世界一樣,日本國內的反戰聲浪從不曾歇息。

1967年10月,佐藤榮作為了表達對越南的支持,而出發訪問,全學連的學生們早就得到消息,等在羽田機場示威抗議。想當然爾的,與警察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在爭執中,更造成了就讀京都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山崎博昭的死亡。

「他死掉了,那時你在哪裡 ?」這個被稱為「10·8衝擊」的事件,成為團塊世代(*2)心中一個最沉重的叩問。

羽田鬥爭。
羽田鬥爭。
在牟天橋上的衝突造成了山崎博昭的死亡。
在牟天橋上的衝突造成了山崎博昭的死亡。

另外,在1965年、1966年,慶應大學與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分別為了反對調高學費、校方的高壓管理、學校被企業與政治力染指等事,展開了抗爭,也順勢鳴響了日本在60年代的第二波學潮。

1967年,由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學生接手,因不滿醫師登記制度取代現行的「研修醫制」而展開了無限期罷課。

「研修醫制度」是指醫學部學生畢業以後,必須在醫院實習三年才可以參加國家考試,加上實習時間沒支薪,所以一直以來引發極大的爭議;而「登記醫師制度」也大概只是朝三暮四的概念,允許醫學部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參加國家考試,但是通過以後必須在指定的醫院無薪實習兩年,才得以成為正式醫生。

在部分學生受到處分的狀況下,衝突一觸即發。學生們不只抵制當年的畢業典禮舉行,更在1968年6月15日,佔領了東京大學的象徵──安田講堂。

東京大學校長大河內一男罕見的招來機動隊驅散學生,這下子,招來了全日本大學生的注目,一個學院的事情演變成全國的抗議行動。

安田講堂前的抗議行動。
安田講堂前的抗議行動。

在這年,日本大學也因為被國稅局發現高額款項的流向不明,再加上學生們長期對於校方的嚴厲、獨裁管理的不滿,所有的情緒趁著這個機會一次爆發了出來。

學生們提出的質疑,與1964年美國柏克萊大學言論自由事件時的學生領袖Mario Savio一樣,那就是:「教育是為了誰服務 ?」

大學是讓人認真思考自身問題的地方 ? 還是是為企業或政府標準化製造一批批「產品」的工廠 ?

同一時間,一件驚人的內幕被揭發了。

日本的大學被舉報一直接受由美國軍方提供的基金,來進行細菌和病毒的研究。而美軍在越南噴灑落葉劑的消息正甚囂塵上,正常的邏輯聯想下,學生們發現自己無意間成了戰爭的幫凶而大為憤怒。

大規模的全國大學抗爭逐漸達到高峰。

「大學根本不是個美好場所,這裡本身就跟權力和體制掛勾。」或許是這段日子學生們心中最為感慨的一句話吧 !

各大學間分別組織了全共鬥 (全學共鬥會議),進行統合的工作。一時間,幾乎所有的大學生以及教職員都投入了這場運動。可是與先前的學生組織不同的是,這是單純由學生自然聚集而產生的團體,不是建築在自治會或各種既有的政黨派系上所形成的,也沒有什麼嚴密的規則,或者上下關係劃分,完全是鬆散而個人的。

全共鬥的抗爭行動。
全共鬥的抗爭行動。

在被趕出安田講堂之後沒多久,更多東京大學的學生重返了這座建築,展現出長期抗戰的準備。

11 月,東京大學校長請辭,醫學院與醫院院長,還有其他十個學院院長同時辭職。

在校方釋出善意,坐上談判桌與學生談判之後,學生們趁機拘禁了代表談判的文學院院長等人作為籌碼,長達 173 小時。最後,在三島由紀夫等為首的35名著名文化界人士和學者聯名提出緊急申訴後,這場鬧劇才得以解圍。

事件過後,全學連中兩個勢力比較大的激進的學生組織分裂,不斷在校園內發生械鬥事件。

一月中旬,代理校長在大多數學生支持下,通知警方介入。

1969年1月18日,警方以在講堂裡的全共鬥持有硝基為由,大動作清場學生,出動了推土機、噴水車、催淚彈,甚至動用直升飛機從空中丟擲催淚瓦斯,在安田講堂中被捕的397人中,就有269人受傷。歷經35小時的激戰,安田講堂半毀的狀況下,終於成功讓這場抗爭告一個段落。

隔天,東大的校友、也是當時總理的佐藤榮作到現場視察時,不知為何地突然就流下了淚。或許是見到母校的斷垣殘壁而一時感慨,也或許是同情學生,但是大部分的媒體認為,他的眼淚只是單純被還沒散去的催淚瓦斯熏出來的。

安田講堂事件中,受到毛澤東影響的學生們喊出了「造反有理,帝大解體」的口號。
安田講堂事件中,受到毛澤東影響的學生們喊出了「造反有理,帝大解體」的口號。
安田講堂的慘狀。 直到1989年,在霍金訪日,選了安田講堂作為演講場地的機緣下,才讓這座建物重新恢復它的功能,再度開放使用。
安田講堂的慘狀。
直到1989年,在霍金訪日,選了安田講堂作為演講場地的機緣下,才讓這座建物重新恢復它的功能,再度開放使用。

隔年,東京大學停招一年。

這場事件過後,在全共鬥內部不斷地分裂的過程中,少數激進派的學生從這場鬥爭中脫離了出來,他們意圖讓運動持續下去。

此時,學生們目的已然變質,逐漸激化,武器也從石塊、棍棒發展到了燃燒瓶和炸彈。日本最著名的恐怖組織–「赤軍聯」就在這個時候出現悄然登場,他們原本是「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的最左翼,他們搶劫銀行募集資金,衝進警局以奪得武器補給,最終的目標是推翻皇室與日本政府。

1969年11月「尼克森-佐藤聯合聲明」發表後,安保條約自動延續,沖繩也在1972年歸還日本。

日本大眾並不認同抗議行動中的暴力行為,或者為了理念所採取的激烈手段,因而開始與激進派的學生示威者漸行漸遠。而原本是抗議焦點的安保條約被人所忽略,取而代之地,留在世人記憶裡的不是「第二次安保鬥爭」以及大學的正義追求,而是60年代末期的混亂不安。

 

(四)

被迫真的準備戰鬥的弱者
無法相信任何親密的夥伴
在出乎意料之外分手的街
忽然擁抱

悲哀而冰冷的心之泉般
無限透明的遙遠的藍

但,只有從那裡滲出來的溫柔
能支持今天的我無夢的痛

      ──清岡卓行 《藍天》

 新井一二三在〈我這一代東京人〉裡寫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學生,早已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連文學都開始受到冷落,大家只顧著自己的私事的後現代式的風氣正逐漸成形。和諧寧靜的大學校園卻充滿頹廢的享樂主義,只有少數男同學認真上課,其他人一大早忙著打麻將,一到晚上就帶著女校學生去迪斯科舞廳。」

日本的社會漸漸變得冷漠,不再對於大眾的 (所謂的)「更美好的明日」而奮鬥,只關注在自己的生活、一些與自己真正切身相關的事物。民眾在對日本政府失望,而反安保、支持高教改革的學生們,也日漸背離人民所冀,對政府與社會運動都極為灰心,同時又遭遇了一九七0年代的經濟低成長,大學生不再行有餘力關心除了自身畢業出路外的其他問題下,或許就是導致七零年代後日本大眾普遍對政治、社會議題失去熱情的主要原因。

「與其問為何消失,不如思考『為何這些東西存在過』?……那些激進的示威,後來變得非常暴力,甚至互相殘殺,使得日本民眾討厭運動。不是激進的運動消失了,而是因為日本激進的運動一直還殘留,所以才沒有一般民眾的運動。」柄谷行人如是說。

跨過了1970年的界線時,無論是左派或者右派,一些熱血的理想主義者們眼見目標終究無法達成,而開始轉向以激進的手段宣示自己的理念,也藉此或許實現某些期待。

1970年3月,赤軍聯劫持了一輛載滿日本乘客的飛機飛往北韓,想在平壤創立「日本革命村」,以作為長期的革命準備。這些「恐怖分子」中,年紀最大的也不過27歲。

後來,更發生了一件震驚全日本的-─淺間山莊事件。這件事其實只是「連合赤軍事件」中的一小部分。由於在赤軍在山岳基地的訓練過程中,發生了一些意外與摩擦,於是組織的首領便開始了「總括」。總括的意思是自我檢討與幫他人檢討,但不適僅限於口語檢討,還有「打罵式教育」,因此往往最後造成了死傷的結果。

最後,在只剩下五名成員的狀況下被警方尋獲,於是他們逃亡到了淺間山上,挾持了山莊負責人的妻子,在與警方經歷10天的激戰後,才畫下句點。過程被NHK與各大電視台直播,更創下日本單日有史以來最高的收視率。

事件之後,他們被日本政府大力掃蕩。僅存的赤軍聯成員在丸岡修、重信房子夫婦帶領下,逃亡海外,成立日本赤軍,變成國際恐怖份子。他們更陸續策畫了許多驚動世界的「恐怖行動」,像是像破壞新加坡的煉油廠、襲擊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3)等。

這年,同時發生了另一件大事。

享譽國際的日本小說家三島由紀夫由於對於日本文化受到美國箝制,而且對於日本民族精神逐漸衰微、帝國的輝煌事蹟無法再建等深感憂慮。

「日本人發財了,因而得意忘形,可是精神層面卻依然是十分空洞的,你們知道嗎?」他這麼說到。

於是在11月的時候,偕同四名友人衝進了位於市谷的自衛隊基地,向在場的自衛隊隊員發表幾十分鐘的簡短演說後,當場切腹身亡。

三島由紀夫闖進自衛隊演講。
三島由紀夫闖進自衛隊演講。

雖然三島的死亡包含諸多面向的因素,不過,或許這也象徵著一個激情年代的終結。日本步入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經濟不再維持高峰,社會不再有大型示威活動的失落的數十年。

 

(五)

在並不遙遠的過去,那種破壞性的盲目,曾踐踏了國內和周邊國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則是擁有這種歷史的國家的其中一位國民。作為生活於現在這種時代的人,作為被這樣的歷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憶者……

假如日本人再次將過去那種意識型態制度化,用以取代戰後道德性的思維,那麼,我們為了重建已然崩頹的現代化社會的人性價值而進行的祈禱,也變得徒勞無益了。作為一個人,我無法不去想像這一切。

                                    ──大江健三郎〈曖昧的日本的我〉

儘管安保條約允許日本擁有自衛權,可是在憲法第九條的保護下,關於武力的許多決定因而無法讓政府對於軍隊的安排隨心所欲。

歷史總是充滿巧合,50多年後的今日,岸信介外孫,同時現任日本總理的安倍晉三打算推動新安保法案(*4)過關,並著手進行修改和平憲法,以解禁集體自衛權、擴大自衛隊在海外的活動。

這樣的舉動,似乎喚醒了人們關於當年反安保與不願再被捲入戰爭的那段抗爭記憶。

於是,引發了廣大日本民眾的不滿,在相隔40多年的2014年底人們再次站上街頭,再次為對於和平的渴求發聲;各領域的許多著名人士,如電影導演宮崎駿、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等也都挺身反對新的安保法案通關。

出處:https://www.facebook.com/saspl21/photos/pb.252421591633075.-2207520000.1445139699./423880451153854/?type=3&theater

從2012年二度執政以來,安倍就不斷嘗試推動所謂的「積極和平主義」,同時曾公開表示 :「現今的時代,沒有國家能只靠別國來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如果美軍在日本近海遭到攻擊,這樣的狀況也會波及我們,這並非單純只是他國的事,而是我們自身的危機。」

60年代後被稱為「政治冷感」的新一代學生們組織了「學生捍衛自由民主緊急行動」(シールズ,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簡稱SEALDs)與安倍政權對抗,他們網站的首頁上寫著 :「我們尊重戰後七十年以來建立起的自由與民主」,「為了守護面臨危機的日本憲法,我們明確表明三項立場:立憲主義、生活保障、安全保障」,「這就是民主的樣子。我們是SEALDs」。

然而,自民黨 (安倍所屬的政黨) 的高層依然不斷使出抹黑的手段。這次他們把參加示威的這個學生團體形容成「在日小流氓連合軍」,意圖強加這種右翼的歧視性字眼在反安保的學生身上,企圖掀起民眾對於他們的反感,可是似乎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SEALDs招集行動的宣傳海報。
SEALDs招集行動的宣傳海報。

〈朝日新聞〉採訪了一位參與抗爭的大學生上村征良,他表示:「現在正值暑假,我當然也想好好享受暑假生活,但說不定只要我參加抗議活動,便能阻止安保法案通過,我不想要事後滿懷後悔地活下去。」

而這個不斷被批評為「戰爭法案」的提案,最後在2015年9月19日凌晨兩點,還是在參議院因自民黨佔絕對優勢的狀況下通過。


*1  全學連成立於1948年,原本是為了阻止大學理事法案、以及國立大學學費調漲三倍的法案通過而成立。在那年的6月,發起一連串的全國性罷課、與示威遊行。主張改革保守的教育體系、學生有參與政治活動的自由、及調漲學生打工的低薪資。

*2  團塊原本是地理名詞,指沉積岩中主要構成物與周圍不同的礦物質所形成的結晶。而團塊世代的意義,類似西方的嬰兒潮世代,主要是指戰後幾年間出生的人們。

*3 同時他們也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互通有無,以幫助巴勒斯坦對抗以色列的「恐怖行動」最為人知,也因此成為了西方世界的眼中釘。最為人所熟知的便是在以色列盧德國際機場的慘案,奧平剛士使用衝鋒槍和手榴彈的突襲,造成了上百人傷亡。最後,他在引爆炸彈後自殺,因此贏得了巴勒斯坦人的尊敬與感謝,在事件發生後一段時間出生的巴勒斯坦嬰兒,許多皆以他的姓名「 Okudaira」 命名。

*4 新的安保法案,是由《自衛隊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周邊事態法》等十部法律修正案綜合構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與另一部「國際和平支援法案」所組成。

徐祥弼

徐祥弼

在台南出生長大,得過文學獎若干。現就讀政治大學。
徐祥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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