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殖民與去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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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一番「『去中國化』及沒實行『去殖民化』令香港內耗」言論,無懸念地引起了不少回響。不過,陳佐洱的言論有其正面意義,原因是「去殖民化」、「去中國化」、「後殖」、「戀殖」等詞彙的意義,向來在香港語境之中含混不清,此時拋出這類言論,或可令更多人從歷史角度回顧九七的意義,以及香港當下處境。

換個角度看,陳氏言論當中的兩點,其實不無道理:其一,香港還未「去殖民化」;其二,在現時香港的政治氣候中,「去中國化」的危機確實存在。

新加坡學者關詩佩,在2010年的論文〈親近中國? 去中國化? 從晚清香港「總督」的翻譯到解殖民「特首」的使用〉裡,觀察細膩、見微知著地從香港首長稱號九七前後的變化,思索於香港脈絡之中,「去中國化」、「去殖民」與「再殖民」之間的關係。文中末段的總結,很具啟發性:

「總督這個職級本來就是明清以來中國官制裡地方最高官吏的職級,是地地道道中國的官位,當中根本不帶有半點殖民色彩或意味……而事實上,在1997年後以『行政長官』取代『港督』,其實才是西方的概念和術語,甚至就是一種商業運作的機構行政總裁(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理念。我們不知道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有沒有細察中國歷史及文化,但是,當我們明白『總督』一詞的由來時,我們實在不能確定:從港督變成特首,是真的能夠做到去殖的效果,還是進一步自我殖民呢?」

2013年,《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歷史在這裡沈思〉,對北京想像中的「去殖民化」,亦有相當精彩的批評──文章指中方渴望實現的「去殖民化」,客觀效果卻是「去中國化」。文中所舉的一個例子,是成立於1920年代、港督金文泰時期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當時這所學院成立的目的,是以推崇舊學、建立香港自身的「文化中國」身份意識,「跟近代民族主義的中國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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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即是說,英人當年的治術精要,是透過保留某種古老「中國」,以抗衡中國大陸新興的「中國」想像、作為中港區隔方式。這與親中人士喜歡強調英人著意「同化」的殖民地時代印象,有著一定距離;英人時代留下的東西,也就成了有中國文化餘韻、如前政協主席李瑞環「紫砂茶壺論」所說不能去掉的茶垢。可是,中方著意實行的「去殖民化」,就是希望把英人時代留下的、不利權力集中的都清洗掉。

英人善用在地文化元素的陰柔管治手腕,背後一大動機,是為避免觸怒民眾,以節省鎮壓所需的成本;而事實上,英帝國的擴張過程,並非經「中央政府」仔細規劃、著力延伸權力的結果。

有關當時英國主事者對殖民地看法,由加拿大學者Stephanie Williams所寫、參考英國殖民地部大量殖民地總督的書信與各類文件、在2011年出版的Running the Show: Governor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857-1912,是值得一讀的著作。書中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提到曾任英國首相的Benjamin Disraeli,早在1852年便聲言殖民地將會獨立,這多少反映建立與維繫殖民地,並非英人首要熱衷的事(Disraeli原話: “These wretched colonies will all be independent, too, in a few years, and are a millstone round our neck.”)。

"Benjamin Disraeli by Cornelius Jabez Hughes, 1878" by Cornelius Jabez Hughes, British (1819 - 1884, London, England London, England) - Harvard Art Museum/Fogg Museum, Historical Photographs and Special Visual Collections Department, Fine Arts Library.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Commons.
Benjamin Disraeli by Cornelius Jabez Hughes, 1878” by Cornelius Jabez Hughes, British (1819 – 1884, London, England London, England) – Harvard Art Museum/Fogg Museum, Historical Photographs and Special Visual Collections Department, Fine Arts Library.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Commons.

前港大校長、歷史學家王賡武在近著The Eurasian Core and Its Edges: Dialogues with Wang Gungwu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中,也有相類觀點。書中他舉例,指英帝國擴張之時,在所羅門群島之中,英人只選最細小的圖拉吉島(Tulagi)建立據點,因為這方便他們以最低成本管理。這都呼應了三聯出版《香港走過的道路(增訂版)》當中的一段話:「英國佔領香港的目的,並無領土野心,只是為了加強對華的貿易。一直以來,英國亦無同化香港華人的打算,只要能夠維持社會秩序,港府一般都能容忍華人依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過活。」

作為海洋國家,英人的權力觀,與大陸國家大相徑庭。海洋無邊界,人事經常流動,不同於大陸人事相對固定、易於行使中央集權的特點,所以海洋國家傾向以節衷與尋求合作、而非訴諸於強權與力量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大陸國家的一個例子是法國,因著權力觀的不同,英人的殖民地駐軍人數比法人少,亦因此,法國殖民地的解殖過程,比英國殖民地血腥與暴烈。

海洋與大陸國家之別,所以與九七前後的香港發展相關,是因為於中國歷史之中,海洋的政治重要性相對地低,中國與法國一樣、都可被歸類為大陸國家。如果有關「殖民」意涵的關鍵詞,是「支配」與「從屬」,那麼九七後的香港,其實更接近於「殖民地」狀態;有些學者認為香港在九七之後自動處於「後殖」時代,實在是捉錯用神。

事實上,按內蒙作者楊海英在《沒有墓碑的草原》的說法,中國早已在內蒙古建立了「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曾企圖製造「沒有蒙古人的內蒙古」。這都是中國治下的香港、經常聽到「權在中央」一類說法的政治背景。

至於「戀殖」相類用語出現的時空,則可回溯至台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爆發前夕。日治下的台灣人希望透過學習「日本文明」、取得進步,從而抗衡日人身份政治同化與擠壓,這使日語流行。後來國民政府來台,嘗試廢除日語,遇上民意反彈,使得官員批評民眾被「奴化」、「日本化」,結果激起更多眾怒,釀成民眾大規模反政府、繼而受政府暴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

歷史似乎總是以不同方式重覆,可惜的是,很多時候,人類都不能認真從中吸取教訓。

此為文章增補版,原文刊於香港《蘋果日報》
鄺 健銘

鄺 健銘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隨後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並曾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文章散見於香港《信報》、《明報》、《亞洲週刊》、《陽光時務週刊》、《立場新聞》、《Pentoy》、《Breakazine》、The Diplomat、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當代評論》、台灣《風傳媒》、《關鍵評論》、中國《參差計劃》等。
鄺 健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