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被遺忘的台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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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動亂時代,許多人從中國來到台灣。但是,卻有另一群人是從台灣出發前往中國,從此與親人故土別離一甲子。他們是1946年台灣最優秀的一群青年,滿懷著理想與使命,肩負著建設新台灣的美好願景,前往中國的名校就讀。原本想要衣錦還鄉,然而,等在他們眼前的,卻是與他們一心所繫的親人與故鄉,從此別離……

光復前後的台灣高等教育

日治時期,日本人設立了許多專門學校,例如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等。另外還設立了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台北帝國大學。

除了台北帝國大學,其他學校都是介於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的學校,教學內容主要是農林醫工的技術養成,並非文史法政的知識陶育。日本人盡量避免培養出具有進步思想的台籍知識份子,以防帶給殖民統治困擾。因此,台灣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微乎其微,除非到內地(日治時期,台灣人稱日本本島為內地)求學,或是海外其他地方,這當然不利於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

抗日勝利,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這種狀況也沒改善,主要原因在於本省人才不足。日本人撤離,各學校立即出現真空狀態。台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台灣大學,師資便嚴重缺乏,必須留任日籍教師,並且透過外交管道聘請數名旅居日本的台籍教授返台任教,才能勉強開課,而且許多大二以上的專業課程還開不了。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這所現今台灣最好的大學在當時有多麼困窘。

教育處處長范壽康在《台灣新生報》的文章
教育處處長范壽康在《台灣新生報》的文章

島內高等教育還不夠完備,令想要繼續升學的學生感到非常苦惱。同時,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於全國各省舉辦公自費留學考試,每個省分都錄取了若干名小留學生赴歐美深造,偏偏就獨漏了台灣。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言,該年度留學考試因作業不及而無法舉行,這顯然又關上了台籍學生的另一扇窗。對於台灣教育的難處,時任教育處處長的范壽康於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台灣新生報》南部版發表一篇題為〈推行國語不遺餘力,學生總數約一百萬〉的文章中就有提到:

為便於各位記憶起見,再以下列數字來說:大學國立的一所,即臺灣大學,省立的一所,即合併在各地之若干專門學校,施行綜合的管理。中學,省立的和地方辦的總計二百所。小學,一千所。……學生人數時有變動,但其總數為全省人口六分之一弱,即一百萬左右。……在接收當初的時候,本省大,中,小教師是日本人多,在二萬人中要佔到一萬六千人以上,迨後把這批日本教師陸續遣散,以本省及國內來臺教師來補充。

范壽康提出的數字,相當明確地證實戰後台灣各階層教育都缺乏教師的情況。日籍師資佔到八成,可想而知,戰後日籍教師陸續返回日本,台灣各級教育必然會發生師資不足的情況。

三天後的七月二十八日,教育處第一科科長褚應瑞於《台灣新生報》南部版發表題為〈一月來之本省高等教育〉的文章,這篇文章闡述得更加清楚詳細。《台灣新生報》把他的名字誤殖為褚應端,實際上應該是褚應瑞。當年的報紙訛字不少,為呈現原貌,所有的錯字和標點符號,我都一字不改地轉述。部分內容如下:

已往本省的高等教育,除臺北帝國大學及醫專以外,還有農工經濟三所專門學校,大學裏除醫科而外,其他各科系機乎全部為日本人所獨佔,本省學生真如鳳毛麟角不可多見,至於專門學校,也很少有本省同胞的參加,我姑且舉一個例子,臺中農業專科學校創辦已二十七年,畢業學生已近千人,而本省同胞僅佔四十四人,其他各校,自可想見人們都說臺灣的科學發達,這科學的發達是完全以本省人為基層或下層工作的,真正的設計創新,都在日本人手中,這祇要看學術機關的情形,便可以瞭然。

此外前面說過本省已往的高等教育,幾全部為日本人所獨佔,這兒還要加重一句,即高等教育的文法科是絕對為日本人獨佔,本省人休想染指,日本人不願意本省人有政治領袖的才幹,於此可以充分的證明。

大學和專門學校的教授已往幾全部為日本人,在日人遣送回國的時候,一時便有不及補充之感,至於臺大和農專工專,至今還留用着大批的日人教師,這實在是極大的遺憾。

更有某校校長,請教育處向外交部特託日本美軍總部將本省籍留住日本的十幾位教授都請他們回省任教,這種熱忱,是獲得了相當的效果,但數量總還有限,大有粥多僧少之感。

教育處第一科科長褚應瑞在《台灣新生報》的文章
教育處第一科科長褚應瑞在《台灣新生報》的文章

日治時期台灣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有限,教育資源盡數掌握在日本人手裡,造成本土出身的人才不夠充足。戰後日本人撤離,又出現了缺乏師資的困境。教育處雖有心辦好高等教育,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還得留用日籍教授、甚至透過外交部聘請海外的台籍教授返台補充師資,以暫時滿足台灣學生對升學的需求。

在這些因素之下,公費生考試遂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升學管道。只要通過選拔,就能直接保送大陸各大學,非常具有吸引力。在當時,不論是師資、名氣或歷史傳統,北大、清華、復旦等校都遠勝台大,遠赴異地求學自然是個很好的選擇。

再換個角度來想,假設今天台灣的大學全部停辦,台灣人又無法到歐美國家留學,想念大學和研究所的學生肯定會一窩蜂往大陸各大學湧入,恐怕連黑龍江大學都能看到滿滿的台灣人去報考。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本土高等教育還在重建的情況下,公費生計劃成了想要繼續深造的台灣青年最好的一條出路。實際上,它也吸引了符合資格的年輕菁英前來報考,一時俊材雲集。省行政長官公署也樂觀其成,畢竟這是國民政府培養本省人才的方法之一。能夠吸收許多素質好的台灣學生,以政府官派的名義保送他們進入大陸名校,學成之後返台進入政府單位服務,對於國府統治台灣而言,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情。

然而,公費生政策所代表的意涵並不是如此簡單,放在那個年代的時空背景,它有著遠遠超越培育人才的更重要意義。正是因為如此,參與公費生政策的年輕學生才會在那個動亂的年代選擇了他們的道路,堅持了他們的信念,然後跳入了戰後極為特殊的一群台灣知識份子的命運裡。

動搖認同的三大事件

公費生登陸的時間,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同年十二月,北平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給予公費生初次震撼的沈崇事件。

沈崇案掀起反美帝運動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晚,北京大學先修班女學生沈崇在東長安街平安戲院看完電影回家途中,被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和下士普利查德在東單附近性侵。此事隔日見報,轟動全國,引發一連串反美帝國主義運動。

沈崇事件後來翻案頻頻,但不論真相為何,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沈崇案確實造成極大的反美效應。全國各大城市,南京、上海、北平、武漢、重慶等,老百姓和學生紛紛上街遊行,抗議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抗議國民政府和美國人聯手欺負中國人。而且不只沈崇事件,凡有美軍駐紮之處,都傳出美軍士兵毆打中國人卻無罪的案例,更為學生的反美情緒火上添了油。

公費生所在的大學,也都有學生投入反美帝運動。台灣學生在日治時期從未見過大規模學生運動場面,一下子衝擊他們對國民黨的認同。許多人發現,國民政府不只在台灣為人民所厭惡,在大陸也是人人厭惡的權貴惡霸。慢慢地,他們從單純對政府不滿,變得愈來愈懷疑其統治正當性。

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潮

延續沈崇事件的熱潮,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上海學生發起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八週年的活動。接下來兩個月,這場活動擴張成比沈崇事件規模更大的學潮,史稱「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

運動的第一波高潮出現在五月二十日,在首都南京、華北重鎮天津這兩處示威遊行的學生,遭到國民政府軍警鎮壓、毆打,數十名學生受到輕重傷,史稱「五二○血案」。此後,運動一發不可收拾,全國各地都湧現了學潮。

當時因國共內戰,經濟情況愈來愈糟糕;加以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無力解決經濟問題,通貨膨脹非常嚴重,致使民怨沸騰。學生在校園裡的伙食,一般由校方供應,但是各學生餐廳都有伙食短缺的現象;雖然不至於餓肚子,但天天都吃不飽,讓學生們把憤怒全部轉嫁到政府頭上。在推波助瀾之下,讓此次運動的規模、持續時間都比沈崇事件更上一層樓。

公費生參與這場運動的人數也多了,許多台灣人的事蹟被記載在歷史中。其中最悲壯的,莫過於武漢大學的台灣公費生陳如豐。

陳如豐是台南縣下營人,一九四六年入武漢大學政治系。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爆發後,武漢大學的學生積極響應。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凌晨,國民政府為了逮捕武漢大學的共黨師生,出動上千名軍警在大半夜包圍武漢大學。軍警人員依黑名單強行逮捕學生,部分學生逃到屋頂和軍警對峙,並試圖用各種方法營救被逮捕的同學。軍警人員見學生反抗,遂開槍還擊,機關槍掃射的聲響為這不安寧的深夜更添混亂。

最終有二十四名師生被捕,十餘人受傷,三人死亡,史稱「武大六一慘案」。死亡的三名學生中,其中一名正是陳如豐,他是第一位犧牲於國民黨政府之手的公費生。事後,與陳如豐同樣來自台南的公費生林慧慶,代表武漢大學台灣同學會發表了〈悼陳如豐君〉一文。武大師生將陳如豐葬於張家山北側,校方還在校園內建立「六一紀念亭」,亭中有一紀念石碑,今仍可見碑文。兩岸改革開放後,陳如豐的家人才到武漢大學掃墓,並捐獻一筆資金做為陳如豐紀念獎學金。陳如豐的家人長年往來於兩岸掃墓,二○○七年才把他的骨灰遷回台灣安葬。逝世後的六十年,陳如豐終於回到台灣故土。這一趟三小時的航程,他整整等了一甲子!

六一紀念亭碑記
六一紀念亭碑記

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

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人認同轉變

公費生積極參與學潮運動,突顯了一個關鍵問題:這些由政府重點挖掘培養、並以公費派遣到大陸求學的台灣青年,為什麼僅僅登陸半年就紛紛起而投身反對國民政府的運動中呢?導致他們認同改變的轉捩點,就是一九四七年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其實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台灣人對國民政府的統治已有諸多抱怨。外省官員的貪污腐敗,國軍的囂張跋扈,都讓台灣人感到非常失望。原本期待來自祖國的政權,能在台灣回歸後創造一個人人平等的安樂社會,可是事與願違,這份期待就轉變成不滿。時日積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幾乎所有台灣人多多少少都抱有反對政府的情緒,終於在一場導火線引爆後擴張成全台範圍的政治抗爭。

如此嚴重的事件當然會傳到在大陸念書的公費生耳裡。公費生非常理解台灣人厭惡國民黨的原因,畢竟當他們還在台灣的時候,或多或少也有這樣的情緒存在。不過,公費生明白台灣人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摩擦不利於台灣的未來發展,也明白台灣脫離祖國已久,文化語言等各方面都還無法磨合,造成治理上的困難。所以,他們才帶著雄心壯志考取公費生,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扮演台灣與祖國之間的橋樑,促使台灣盡速融入祖國的發展,建設成一個美麗島。

可是到了大陸之後,沈崇事件讓公費生親眼目睹祖國大陸的反政府運動,刺激了他們的想法。緊接的二二八事件,讓公費生心中對國民黨的失望與厭惡變成徹底的絕望。絕望之餘,這批讀書人紛紛開始尋找未來的另一個出口。

很快地,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潮遍地開花。公費生對國民政府的憤怒還未消解,故鄉親友的犧牲之痛尚未弭平,因此一個個選擇站出來反對國民黨,投身到這場浩大的學運中。

中國共產黨的聲援

就在公費生處於悲痛、憤怒、猶豫、激昂等各種複雜情緒中的時候,許多人開始接觸到中國共產黨,以及逐漸在年輕學生之間傳布開來的共產主義思想。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共產黨透過延安電台和《解放日報》表達對台灣人民的支持。三月二十日的《解放日報》社論是這麼說的:

台灣人民和平的自治運動,由於蔣介石政府的武裝大屠殺,迫得起而自衛,到本月八日已發展成為武裝的鬥爭……

如果略為溫習抗戰勝利後台灣發展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蔣介石對於台灣的統治,其野蠻程度,超過了日本帝國主義。台灣人民在蔣介石法西斯統治下的生活,比當日本帝國主義的亡國奴還痛苦。

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

因此,台灣同胞的自治運動,是一定勝利,而且不久就會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贊揚台胞的英勇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

由於路途遙遠,共產黨對台灣人民的聲援恐怕傳不到遙遠的島嶼,但公費生多少可以接收到這些訊息。早在考取公費生之前,就有不少人聽說祖國大陸有一個正在跟國民黨鬥爭的共產黨,甚至有些人還會在書店私下購買各種「進步雜誌」來閱讀,並且偷偷地與同儕交流共產黨的各種思想主張。

沈崇事件發生後,地下黨組織紛紛派人接觸公費生,拉攏他們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據一位公費生所言,當時台灣人幾乎都反對國民黨政府,因此非常自然而然地傾向了主張平等與民主的共產黨。而後二二八事件發生,讓更多台灣人感到迷惘無助又徬徨;這時候又接收到共產黨支持台灣人民抵抗暴政的訊息,理所當然心向共產黨的公費生愈來愈多。就在國共內戰的那幾年間,陸陸續續有公費生與其他台灣人加入共產黨,並且希望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統一中國。

在這幾次事件過後,公費生的政治認同有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或許當公費生站出來反對國民黨的時候,政府已經無法理解,為何這些當初熱情響應公費生計劃的年輕學生,居然不到半年的時間就完全站在與政府相對的立場。眼下國民政府只為了保衛它的政權而戰,什麼交流兩岸文化、學習祖國精神以建設新台灣的願景,早已顧不上了。

混亂的局面中,陸陸續續有公費生擔心受到戰火波及,在家書的急召下,放棄公費資格返回台灣。但是,依然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公費生選擇留在大陸,最終在兩岸隔絕之後,再也無法返回台灣。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那個當下因各種原因而留下來的公費生,萬萬沒想到命運從此就被改變。他們沒有失去信仰,沒有忘記初衷—學習專業能力,交流兩岸文化,用以建設新台灣—但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人生,將與新中國的各種波瀾息息相關,再也無法獨善其身。


1946本文由沐風文化提供,出自《1946,被遺忘的台籍青年》

作者簡介:鐘明宏,1980年生於新北市,台大政治系政治理論組畢業,目前為專業文史工作者。 大學期間即赴中國自助旅行,畢業後曾赴廣東東莞工作。十餘年來,足跡遍及齊齊哈爾、哈爾濱、北京、天津、上海、武漢、成都、南寧、東莞、廈門等城市,熟悉中國各地方鄉土風情。 他結交了許多中國朋友,熟悉中國人民對台灣的認知與想法,常年與中國友人交流兩岸關係與政治,非常熟稔這方面的議題。2010年起,積極投入研究滯留中國的台胞歷史,特別精通1946年台灣公費生的相關事蹟。

本書簡介

1946年,即台灣光復隔年,為了促進台灣本地的高等教育發展,以及盡快與分裂50年的祖國重新融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舉辦了一場考試,錄取了一百名台灣青年,以公費方式派遣至大陸各大名校就讀。他們是台灣史上首批由政府特意栽培的知識份子,而這也是兩岸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官方交流活動。

然而,這群公費生「登陸」後,迎接他們的卻是一連串社會事件與學運思潮:沈崇案所掀起的「反美帝運動」、因五四運動28週年而興起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潮」,以及遠在家鄉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這些事件造成這批公費生對國民黨政府越來越不滿,思想越來越左傾,其中不少人因此轉而認同甚至加入共產黨。

1949年,國民黨潰敗至台灣,部分公費生在家書的急召下返回台灣,但依然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公費生選擇留在大陸,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他們大多認為,以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勢如破竹的態勢,拿下台灣是遲早的事。然而,沒有人預料得到,這卻是分隔一甲子的開始;許多人長眠大陸,一輩子都無法回到台灣故土。同時,如同驚弓之鳥的國民黨政府,也刻意淹沒這段歷史;而他們的親人也只能在記憶中找尋他們的蹤跡,白髮人與黑髮人自此永別。

六十年過去了,多數公費生皆已離世,絕大多數台灣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然而,本書作者的高中同學,恰好是其中一名公費生的獨子,因而意外得知這段被遺忘的歷史。於是,他耗費多年抽絲剝繭,親自前往北京、上海、哈爾濱、武漢等城市,逐一找到這些滯留在中國的老人家。透過多次訪談與拍攝,終於以最完整的紀錄寫下這群現已高齡九十有餘的公費生傳奇。

他們是大時代悲劇的見證者,這本書將為您娓娓道來這些見證者的傳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