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笑抗日神劇的我們,看待歷史是否也落入同樣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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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記得在去年(2016),網路上流行一些諷刺中國抗日神劇的文章,這些文章都在嘲笑中國播放的抗日戲劇中,充斥著許多不合理的情節。劇中有一句神對白是,八路軍將領向士兵喊話謂「同志們,抗日戰爭已經第七個年頭了,還有最後一年,大家一定不要放棄。」[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SKlWARs5mo

根據網友的統計:在抗日神劇中死去的日本人總人數,可以高達億人之多。當然,這些統計單純只是開玩笑的性質,但從中可以察覺在多年的黨國教育下,中國人對於日本侵略的記憶,全然是負面而缺乏整體的認識。

事實上,若是觀察近代中日兩國的交往,往往是在侵略與交流之間渡過的。因此,在中國長期活動的日本人士與組織,自然成為值得研究的對象,而黃福慶教授的《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實為探討這些在華日本人士與組織的重要著作。

《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

明治時期的日本,不少民間人士組織標榜「亞細亞主義」之團體來研究中國問題,像是東邦協會、同文會等組織。有些組織甚至深入中國內地,在中國內地各大城市設立支部,以從事各種研究與教育工作。例如,在上海成立的東亞同文書院就招收了不少日本學生就讀,並以調查工作為他們的課業之一。在日俄戰爭期間,東亞同文書院的學生就擔當著軍事偵探的任務。因此,自明治至昭和前期,東亞同文會等組織一直在日本對中國的經略中,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

到了二戰以後,東亞同文會的附隨組織,依然以研究東亞問題為主要使命。在「保全支那」的論調下,日本醫學界也開始關注中國與亞洲的醫療。舉例來說,東亞同文會底下的同仁會,就是由日本政府贊助運作經費,以促進中國與亞州各國醫學技術之普及為目標。隨著日人在中國內地的活躍,同仁會亦開始在中國各地設立支部,此舉亦提升了中國的醫療水平,對於華北等地區的醫學普及貢獻卓著,當時就有一批中國醫學人材因此機遇遣至日本深造。

1917 年歐戰的完結,中國因參與戰勝國一方,得以享受到退還庚子賠款的權益,中國成為庚子賠款的受益者。當時的日本亦要退還庚款,在日本國會討論後,認為日本應將庚子賠款運用在奬勵中國之文教事業。因此,日本制訂「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以庚款與山東關係的收入作為資金。日本嗣後於 1923 年設立對支文化事務局,由外務省亞細亞局長兼任局長,以管理對華文化事業的一切事宜,並設立「對支文化事業調查會」,以審議中國文化的相關事業。

由於日本在運用庚子賠款時,必須要與中國取得協議。因此,在 1923 年由汪榮寶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日本對華文化事業協定」,亦稱為「汪出淵協定」, 此後的日本政府即以此協定來施行庚子賠款,這筆款項將運用於中國的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與留學生補助。但是,由於庚款的運用完全操之於日本一方,中國無權過問,這致使中國人大為反感,深感條款之不平等。在中日兩國的一些有識之士看來,學術上的合作確實能突破國家之間的紛爭,以修復中日兩國的關係。但因為日本政府在處理相關事務時,仍以謀取其在中國之利益為其準則,致使中日雙方沒法達成單純的學術合作。

照原先的協議,庚子賠款之部分經費,應當用於補助中國留日學生的留學開支上。但日本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上,卻完全不尊重中國的態度,使得中國對日本之反感日漸增加。相較之下,日方在設立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所時,卻願意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妥協。例如,日本在北京設立了人文科學研究所,用來招聘中國文人整理《四庫全書》與撰寫提要,《續修四庫全書》成為該研究所的重要成績,而這項成果也成為戰後台灣商務印書館《續修四庫全書》的基礎。在自然科學方面,自然科學研究所在戰後歸併至中央研究院,成為日後中國科學院的根基。

相比當時日本的其他殖民地,日本在中國所興辦之報刊甚多,根據統計高達 106 種,對於中國的傳播媒體造成很大的影響。在馬關條約簽訂以來,大量日本人開始進入中國從事各種不同的事業,為日資報刊提供了潛在的讀者群。從報刊辦報地點的分佈中,可以看到日資報刊大多集中於上海、天津、大連等地,皆為日本在中國的重點區域。自清末報律頒布以來,中國本土的報刊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打壓,擁有治外法權所保障的日資報刊便具有言論戰場上的優勢。除此之外,通訊社亦是日本在中國的傳播機構的重點之一。

1914 年,日本在上海設立的「東方通訊社」就是日本第一所在國外經營的通訊社,其創立之原意是為了反擊德國系統的遠東路透社,並為日本收集與放送中國消息。歐戰結束以後,東方通訊社擴大規模,成為日本外務省在中國的正式通訊機關,向中國報紙投送文稿,來傳達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1926 年,東方通訊社與新成立的國際通訊社合併,成為「日本聯合新聞社」,仍持續向中國報刊供稿。

成立東方通訊社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1864—1923)

有媒體,就必定會有立場的存在,而這些日資傳播媒體對於中國政局的看法為何?《漢報》等報刊起初對於維新派甚為同情,發表的言論或多或少對於晚清政局造成重大影響(如提前揭露慈禧另立新君,造成此事破局),某程度上促進中國政治的開明。但是,日資報刊的言論方針受制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因此在日俄戰爭期間,即轉向保存清廷的立場,主張中國應走預備立憲之途。民國建立以後,為配合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與利益,這些日資媒體與中國民意開始出現分歧,逐漸敵不過排日風潮,營運嚴重受到打擊。

由於受到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使得我們時常忽略日本在中國文教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我們往往不自覺地以「倒放電影」的方式去探討歷史的過程,缺乏對複雜歷史情境的敏銳感。因此,我們評判這些在中國長期活動的日本人士或是在思考歷史時,實應不以刻板形象來加以評斷,真實的歷史有其複雜性,不可能像電視劇中的角色那樣黑白分明,而這也是《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替我們補上的一堂歷史課。

[1] 可參見百度百科對抗日神劇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