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歷史之眼:卡爾‧休斯克的思想旅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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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爾‧休斯克 Carl E. Schorske, 1915-2015(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譯者:謝柏暉

我的人生與學術結下的不解之緣,始於孩提時期。根據家人略為斑駁的記憶,我在紐約斯卡代爾(Scarsdale)讀幼稚園時,在豪爾老師炒熱氣氛的鼓勵下,自告奮勇地獻唱了一首名為黎明(Morgenrot)的德文歌曲,為我帶來了麻煩。這首我在家中耳熟能詳的曲調其實相當灰暗,訴說著黎明戰場上,戰士面對死亡宿命的沈思。

時值1919年,美國對戰時敵人的厭憎依然記憶猶新,豪爾老師因此暴跳如雷,立刻把我這名她口中的「小德佬」抓到校長辦公室。幸好校長明辨是非,沒有把政治和教育混為一談,並立刻把我升到一年級貝爾太太的班上。貝爾太太是位好老師,總是鼓勵我認真學、少唱歌。

這段人生早期的插曲是我日後學術生涯的序幕嗎?恐怕不盡然。但這的確是一齣當時不自覺的前戲,預見了我日後觀察文化與政治交互影響的學術興趣。

卡爾‧休斯克。來源:The Guardian

I

六十年代早期,我在柏克萊大學講授歐洲智識史的課堂上,便特別探討相同的文化素材,如何在不同的國家與社會中,有不同的使用方式。其中一堂課,我談到莫理斯(William Morris)[1]和華格納(Richard Wagner)[2]這兩位藝術家兼思想家的異同。雖然兩人的智識思路頗異其趣,但莫理斯和華格納卻不約而同地在思想的歷程上,共享幾個文化交會點。莫里斯起先以亞瑟王傳說支持一種信仰美感宗教的存在,繼而熱衷於北歐神話和民間藝術,終而成為社會主義者。華格納的思路歷程與莫里斯相似,但方向相反。他先是一位基進的社會主義者,而後致力於北歐神話,最後以亞瑟王式的英雄「帕西法爾」(Parsifal)[3]成就了一種帶宗教色彩的藝術。

華格納(左);53歲的莫里斯(右)。來源:Wikipedia

 

在授課當下,一幅自小熟悉的莫里斯畫作突然從我腦海中一閃而過(事實上,此畫出自瓦茲[George Frederic Watts][4]之手,畫風近於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s])[5]。這幅畫的彩色複製品就在我家樓梯轉角,主角是圓桌武士之一的加拉哈德爵士(Sir Galahad)[6],一身閃亮的盔甲,俊秀的臉龐流露出女性般的敏感氣質,籠罩在謎樣的藍霧之中,堪稱前拉斐爾派畫風的傑作。

在課後的思索中,我想起母親對莫里斯的熱愛,特別是他的《吉妮薇兒的辯白》(Defense of Guenevere[7],以及維多利亞時代起源於蘇格蘭的中世紀復興文學作品。父親則恰好相反,總是難掩對女性化加拉哈德爵士的鄙夷。華格納的羅恩格林(Lohengrin)[8]或尼貝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才是父親心中理想中世紀精神的展現。父親所愛好者,不僅是華格納的音樂,他更認同齊格菲(Siegfried)在神話中作為堅定社會主義者的角色。[9](這種看法見於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完美的華格納迷:評《尼貝龍根的指環》〉[The Perfect WagneriteA Commentary on the Niblung’s Ring]中的詮釋,和門肯[H.L. Mencken][10]反女性主義的解釋。)就華格納歌劇冗長乏味的條頓騎士神話、門肯令人難以忍受的男性沙文主義,與父親對蕭伯納的認同而言,母親展現了難得的包容。

想起父母親在這些議題上相左的主張,使我驚覺到我在課堂上對比莫里斯和華格納的作法,其實是我在家中耳濡目染的結果。佛洛伊德會說,我身為歷史學家的職業生涯,實際上是在處理一個家庭問題,只是用比較理想化的形式呈現罷了。不論如何,這段插曲的確說明我的家庭背景,在形塑我對文化的興趣,以及提供我相關知識方面,影響了我人生方向的選擇。

佛洛伊德。來源:維基百科

就我所知,父母親並未刻意要我朝學術領域發展。雖然他們自學有成,也對學問抱持敬意,但他們的教育方式主要不在於學術的追求,而在於一種自然而然知識能力的培養。音樂廳、劇院和博物館不僅是父母親休閒的場所,更是他們的孩子受教育之處。

我對音樂的喜好,不只源自父母親在家中的教導,更來自於和他們一同加入合唱團的耳濡目染。當父親有兩週長假時,家中總是行程滿檔:從新英格蘭區的歷史景點如康科特(Concord)、緬因州的舊港口、南北戰爭時服役於紐約州德國兵團的祖父曾經奮戰過的古戰場,到東岸和中西部的大城市如費城和聖保羅,都在我家的旅遊路線上。藉由精深的文化知識、人生經驗和信念,父母親也啟發了我對政治領域的認識。

父親身為德國出生的雪茄製造商之子,也因這門在社會上略有爭議的行業,而具有某種基進性格。作為紐約市民,父親曾經替亨利‧喬治(Henry George)[11]與賽茲‧羅(Seth Low)[12]助選市長。思想上,他追隨基進的自由思想家羅伯‧英格索(Robert Ingersoll)[13]。一次世界大戰更使身為銀行家的父親成為社會主義者,至死不渝。他對美國參加一次世界大戰根深蒂固的憎惡,不論是出於反帝國主義或是身為德國人的情感,都讓他本質上仍為進步的政治傾向,染上一抹苦澀、疏離的色彩。這一年,父親四十五歲;正值此刻,我來到了這個世上。或許是這個原因,我也傳承了身為德裔邊緣人的敏銳情感。

猶太裔母親在我高中時代也曾受到歧視;因此,我有了第二種邊緣人身分。或許是身處社會邊陲的感受,讓我對歷史深深地著迷;既保持戒心,又深受吸引。對我和父母親來說,政治特別地重要;它不只是決定生活的主要力量,也是一種倫理責任。

II

1932那年,我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順著賽茲‧羅圖書館那尊母校雕像的角度往下俯瞰的空間,正是校園生活種種矛盾和拉鋸上演的舞台:將紐約市區對切兩半的116街就在眼前穿過校園正中央;花崗岩日晷的巨大球面,矗立在南邊的對街旁。這處街角也稱為哥倫比亞的海德公園,那年學生會長選舉中所向披靡的諾曼‧湯瑪斯(Norman Thomas)就在此處辦過集會。這裡也是我宣讀牛津誓言(Oxford Oath)[14]之處,矢志絕不支持政府任何戰爭行動。

但也正在此地,我帶著矛盾又困惑的心境,見證反戰的情緒如何漸漸化為反法西斯的義憤填膺;在希特勒進軍萊茵非武裝區,和墨索里尼侵略衣索比亞的事件爆發之後,激進的政治立場,不僅和大學生的自我期許之間再也沒有衝突之處,更為求學生活帶來了正面的衝擊。

賽茲‧羅圖書館前雕像。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在哥倫比亞大學引以為傲的學術文化底下,大多數的課程都在歷史女神(Clio)掌握之中。在那個年代,個別獨立自主的學科是難以想見的,因為所有的科目都受到歷史觀點深刻的影響。在十九世紀取代哲學成為學問之后的歷史女神,地位顯赫雖不如往昔,影響力依舊無所不在。大學部唯一的必修課,四個學期的當代西方文明緒論,便在她的控馭之下。

這門課是本著二十世紀初年「新史學」(New History)的精神設立的,結合了實用主義、民主與基進社會主義,彰顯了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15]、畢爾德(Charles Beard)[16]和杜威(John Dewey)[17]對哥倫比亞大學文化的影響。這門課的大一課程有三本教科書,講的都是現代歐洲史;分別談論經濟、社會與政治,以及思想三個面向。

學生的任務是要由材料當中形成一個綜覽全局的觀點,以便為二年級美國當代史析論的課程做好準備。大學部主要課程的結構,也反映了歷史做為一種理解模式的主導地位。這與今日大多數人文學科課程,重視自身分析與理論關懷的傾向相當不同。當時不論文學、哲學還是經濟學,都難以擺脫歷史觀點對人類活動解釋的影響。

由於擔心思考受到侷限,我並沒有選擇歷史主修,反而選擇了四個學期的人文學科研討課(Colloquium)。這門課讓我得以發展出自己的研究方向。研討課的重心放在經典名著的討論上;授課方式蘊含的古典精神,在當時實用主義文化盛行的校園中,格外獨樹一幟。授課的教師們,例如哈達斯(Moses Hadas)、魏斯布魯克(Theodoric Westbrook)、崔林(Lionel Trilling)和布拉森(Jacques Barzun),都是青年才俊。他們在文本舞台上的思想交鋒,讓我首次嘗到智識思辯帶來的純粹愉悅。

羅馬詩人魏吉爾正在寫作《埃涅阿斯記》,後方歷史女神(手持羊皮紙捲)和悲劇女神(手拿面具)顯靈給予靈感。來源:Bardo Museum

正在這個時候,投入學術研究的念頭首次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高中以來就夢想成為演唱家,但現實殘酷。大三那年,我明白我的音色難以企及藝術歌曲演唱家的標準,也不足以勝任我夢寐以求的莫札特歌劇角色。就在同一年,我選修了布拉森的十九世紀智識史。布拉森淵博的學識,精闢的解析,令課堂上的學生為之傾倒。由於布拉森當時正著手撰寫白遼士(Hector Berlioz)[18]傳記,課堂上也因此平添許多和音樂有關的討論。我在這門課上的收穫,不只是和同學一起接受老師薰陶的經驗;我更發展出與眾不同的想法:假如智識史可以把我的兩個主要興趣,也就是音樂與政治結合在一起,研究兩者在時間上的關係,那該是多麼地引人入勝。我於是計畫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但在那個時候,我無法下定決心。雖然我自詡為對思想有興趣的知識份子,但我仍對自身是否適合學術工作有所懷疑。弔詭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求學經驗,竟然不能解答我的疑問。大學期間,我只準備過一次研究論文,其他的寫作經驗只有課堂報告,主題也限於評價或解釋某個議題或某份文本。符合學術標準、要求引證自身論點的寫作經驗,在我的大學生涯中付之闕如。不只如此,我還發現學術著作多半枯燥乏味;少數發人深省、引人入勝的傑作,卻又令我望之卻步,因為我自認無能比肩。

找到人生目標而興奮泛紅的臉龐,也因苦於舉棋不定而面無血色。我需要一盞為我指引方向的明燈,於是我求助於畢爾德。當時他人正在紐約參加美國歷史學會1935年大會。就在賓夕法尼亞飯店的房間內,畢爾德毫不掩飾他對當時史學畏首畏尾、謹小慎微作風的輕蔑。他認為在此風助長之下,史學在公民領域中應有的批判功能已經喪失殆盡;他也沒有忘記為我陷入兩難的症狀開一帖藥方:「把論文主題放在像是某個非洲殖民地生產的錫這樣的商品上,寫成課堂報告;然後將此主題寫成論文,再將研究範圍擴大到其他國家,寫成一本專書。一旦投注心力,浸淫其中,學術殿堂必然有你一席之地。」

我也曾求助於大學時的講師崔林。在當時基本上仍是反猶主義盛行的哥倫比亞大學中,他已擔任了四年的講師。結果是被澆了一盆冷水。想來我也是蠢得可以,像我這樣有二分之一猶太血統的人,竟還以為能在學院中混飯吃!

對於我的疑惑,畢爾德和崔林都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學術的呼喚和學院難堪的現實環境之間,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然而,對我來說,他們的回應都未觸及我關懷的核心,那就是我這個人究竟適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的問題。於是我想除了親身嘗試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答案了。抱持著這樣躍躍欲試的心情,我在1936年秋天進入哈佛大學研究所。不過我當時對學術生涯仍有遲疑。

續集:卡爾‧休斯克的學思歷程(二)

本文節錄自:陳建守主編,《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台北:獨立作家,2014.05),頁86-110。
作家生活誌:http://showwe.tw/books/books.aspx?b=2912
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4108

[1] 莫理斯(1834-1896)為英國織品藝術家、作家、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與前拉斐爾畫派有密切關係。其著作對《魔戒》作者托爾金(J. R. R. Tolkien, 1892-1973)有直接影響。

[2] 華格納(1813-1883),德國著名作曲家、劇作家。

[3] 「帕西法爾」(Parsifal),華格納著名歌劇,描述傳說中亞瑟王騎士尋找聖杯的故事。

[4] 瓦茲(1817-1904),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畫家。

[5] 前拉斐爾派是1848年開始的一個藝術運動,認為拉斐爾時代以前古典的姿勢和優美的繪畫成分已經被學院藝術派的教學方法腐化,因此取名為前拉斐爾派。

[6] 加拉哈德爵士(Sir Galahad),傳說中亞瑟王圓桌武士之一。

[7] 《吉妮薇兒的辯白》即The Defense of Guenevere and Other Poems,為莫里斯詩作。吉妮薇兒為傳說中亞瑟王之妻,其與圓桌武士之一的蘭斯洛(Lancelot)的愛情故事,是很多中世紀傳說的題材。

[8] 羅恩格林為華格納著名歌劇,以聖杯騎士為主題。

[9] 齊格菲是華格納連篇樂劇《尼貝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的主角。

[10] 門肯(1880-1956),美國知名批評家與散文作家。

[11] 亨利‧喬治(1839-1897),美國政治人物、作家、政治經濟學家,曾參選1886年紐約市長。

[12] 賽茲‧羅(1850-1916),美國政治人物,出身紐約布魯克林區,曾任紐約市長及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13] 羅伯‧英格索(1833-1899),美國政治人物、演說家。是美國稱為「自由思想黃金年代」(Golden Age of Freethought)時期(1856年至19世紀末)的主要思想家。主張自由思想應基於科學與理性,而非權威、傳統或宗教。

[14] 牛津誓言(Oxford Oath)源於1933年,牛津大學的Oxford Union投票通過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為英國國王及英國而戰。

[15] 羅賓遜(1863-1936),美國著名歷史學家,20世紀上半葉「新史學」奠基者。

[16] 查爾斯‧畢爾德(1874-1948),美國著名歷史學家。

[17] 杜威(1859-1952),美國著名哲學家。

[18] 白遼士(1803-1869),法國浪漫時代著名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