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歷史之眼:卡爾‧休斯克的思想旅程(二)

Print Friendly

上集:卡爾‧休斯克的學思歷程(一)

從哥倫比亞到哈佛,不僅校園空間轉換,更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不論在社會、政治和學風上都大不相同。或許我大學時對兩校的刻板印象,使我誇大了兩者之間的差異。但刻板印象也有事實基礎,僅在校園結構上,哈佛就展現出它對大學與社會間關係的概念,和哥倫比亞完全不同。

哈佛雖然位於市區,但卻不是城市的一部份。從韋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俯瞰的景觀,與賽茲.羅圖書館看下去車水馬龍的城市街道截然不同。一片碧綠如茵的草地圍在城鎮櫛比鱗次的屋宇之中。配備豪華房間與侍者餐廳的校園廳舍,雖然分隔了圖書館與校居教師的空間,但也結合了財富和學術,使兩者都能互蒙其利。

即便成員皆來自社會賢達,哈佛卻是堅強的學術堡壘,有效地抗拒政治力的入侵,這一點和哥倫比亞大為不同。哈佛不像哥倫比亞,沒有學生集會的場所,因為學生根本不覺得有集會的必要。倘若真有政治議題在哈佛校園中發酵,新生也不太可能牽涉其中。哈佛幽靜的環境,使我能心無旁騖地沈浸在學術研究之中;同時也讓我能靜下來,沈澱心中對前景的困惑。

韋德納圖書館。來源:維基百科

哈佛的授課方式,和哥倫比亞相較,要比兩者在校園建築上的差異來得更大。對哥倫比亞的學生來說,講師就是老師,指導學生研讀文本並回答問題。但在哈佛,講師更像教授,不僅淵博,更是學有專精的權威,授課內容自也不在話下。當時盛行的十九世紀歷史思想,及其對發展的構築和敘事結構的強調,更使這種授課模式顯得權威十足。

在此時期,我遇見了人生的貴人,威廉‧朗傑(William L. Langer)老師。既然我無緣依循畢爾德的指路明燈,成為他口中謹小慎微的專家學者,就只好採納朗傑老師的忠告,廣泛選修各種課程,磨練諸如經濟、外交、思想和社會各面向的各種史學研究技巧。這時期的修課經驗使我獲益良多;尤其跟隨朗傑老師學習,更讓我心中疑懼學術生涯的陰霾一掃而空,也找到了值得追尋的學術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對我的學術思路和價值觀最具啟發意義的,並不是現代史課程,而是在古希臘史的課堂上,與弗格森(William Scott Ferguson)老師一同研讀古典文獻的時光。雖然身為現代主義者的我對古希臘文一竅不通,弗格森老師依然誨我不倦。

每週我們都會進行兩小時的討論,書單由老師指派,主題遍及探討遠古希臘部落的人類學、亞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Athenian Constitution),和羅馬治理希臘的統治結構。我的資格考當中特別有一科是古希臘喜劇作家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s),由弗格森老師指導。在準備的過程中,我首次將一位作家的作品,全都放在社會權力的場域中析論。弗格森老師啟發批判思考的教學令我茅塞頓開,使我由古代史意識到整合文化並加以分析的可能性。老師豁達大度地傾囊相授,更讓我永誌不忘。

亞理斯多芬胸像。亞理斯多芬是古典希臘時期重要的喜劇作家。來源:Wikipedia

然而好景總是不長。1936年我入學時相對平靜的哈佛校園,到了1938年,隨著全美國在山雨欲來的國際情勢中繃緊神經,政治議題也在校園中不斷發酵。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學生,都對美國是否應該參戰的議題表達自己的立場,在公開場合激烈地辯論。

對一個學者來說,政治激情一旦被挑起,就得面臨一個兩難的抉擇:究竟要認同超脫世俗政治的文學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1],還是要效忠自己的國家?在哈佛的兩段個人經驗,讓我對此問題有切身的感受。

第一次是在1940年,擔任大一歷史課助教時。授課老師梅理曼(Roger B. Merriman)教授精力充沛又老於世故,令人想起老式學院派作風。同時他也是英式貴族政治熱情的擁護者。梅理曼教授和部分哈佛教師,堅信教授擔負著社會責任,有義務讓課堂上的大學新鮮人明瞭戰爭的本質,明白美國參戰的必要性。

然而,同時也有包括我在內的部分學生,儘管彼此政治立場迥異,同樣地堅信大學課堂不應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並以具體行動抗議。參與抗議行動的同志包括金尼(Barnaby C. Keeney),後來成為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首任執行長,還有沃夫(Robert Lee Wolff),日後哈佛的拜占庭史教授。大一歷史課這次經驗讓我學到,撇開個人原則不談,相同的學術價值觀,如何可能維繫政治立場針鋒相對的人們,彼此之間的友誼。

第二段經驗牽涉到思想的本質,在我身為歷史學家的意識中,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印記。

當時研究生歷史俱樂部舉辦了一系列活動,我們開玩笑地仿效當時共產黨的用語,稱之為「黨小組會議」(cells),學生會員要在其中討論正規課程沒有處理的問題。我的「小組」選擇討論當代歷史書寫問題。我們關注的焦點,放在不同國家的歷史著作,如何因晚近歷史事件的衝擊而產生演變。我檢視了威瑪共和與第三帝國的史著,不只著眼於它們受到的政治壓力,更注意到歷史書寫中特定的文化傳統,與新現實環境的遭遇,如何導致對過去歷史產生新的解釋。我更赫然發現,某些國族主義色彩最濃厚的歷史學家,如何明目張膽地利用哲學相對主義,來為他們教條式的國族主義辯護。

我以這種方式操作知識社會學,不僅可以了解其他國家的歷史著作,更能讓我及我的同行認知到,吾人在研究歷史之時,其實也是身處歷史之中。這種情境或許能讓我們的歷史研究,更有知己知彼的優勢;但也可能因為當局者迷,而落入謬誤的陷阱。最重要的是,這樣的理解使我們意識到,史家的現實社會立場,可能對歷史研究產生影響。這一點是懷抱實證主義信念,堅信客觀立場存在的前輩史家,未曾思及之處。

珍珠港事變爆發前幾個月,我加入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轄下的研究與分析分部(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服役;那是一個類似大學研究所的機構。我的同事包括許多德國流亡學者,也有一個菁英經濟學家團隊;凱恩斯派和馬克思派的學者,都在其中並肩合作。與這批傑出人士共事的經驗,對我學術思路的啟發和幫助幾乎無法估計。這段經歷也讓我了解,熱衷研究當代政治的我,並不適合擔任規劃政策的工作。

1946年役期屆滿時,我不僅年過而立,育有二子,且尚未獲得博士學位。不過我很幸運地在韋斯理安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找到一份教職,一待就是十四年。在我教學相長的學術生涯中,韋斯理安大學這段時期對我學術生涯的本質,和我身為歷史學家的自我定位,無疑有著關鍵的影響。時值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國的政治和學術文化,正經歷大規模的轉變。不論我在哪個大學任教,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但唯有在韋斯理安這樣的小型大學,我才有充分的自由,能在一個學科疆界日益強固的時刻,以跨學科的視野面對這樣的文化變遷。

更幸運的是,在巴特菲爾德(Victor Butterfield)校長精挑細選下,幹勁十足的教師團隊,著實令我獲益匪淺。這樣的學術環境,使得大戰結束時的韋斯理安大學校園,瀰漫著一股朝氣蓬勃的批判研究精神。我日後文化史研究中,跨學科的取徑,就是在韋斯理安大學這段教學生涯中鍛鍊而成。

Winter at Wesleyan 2013

在韋斯理安大學教書的頭兩年,我就像那些從戰場上歸來的學生或教授一樣,沉浸在重拾睽違五年學術生活的喜悅之中。對即將面臨的學術抉擇,以及陷入兩難將帶來的轉機,全都一無所悉。

我擔綱的大一西洋文明史,是由一位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聘助理教授引進韋斯理安大學開設的新課程。講授這堂課,對我來說就像重溫十四年前大一聽課的時光。一堂四節課的時間,讓我能游刃有餘、好整以暇地引領學生一窺西方文明的堂奧,揭櫫在文明進步的樂觀前景之下,人類理智應與國家社會攜手並進的前提,以及在此前提之下事與願違的衝突和悲痛。

在構思一門十九世紀歐洲史的進階課程時,我以一次大戰前的模式,探索各國各自的歷史與國際情勢發展間的關係。我在歐洲智識史的課堂上,也以不同國家的比較來探索思想的社會史;這種取徑高度的原創性雖然令我相當自詡,但此原創性仍是深具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家中受薰陶的美國新啟蒙運動(American neo-Enlightenment)[2]色彩。其中心要旨,乃是理性主義的歷史,及其與政治和社會轉變之間的關係。儘管在構築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思想發展架構上頗具效力,新啟蒙運動的解釋力,卻隨著二十世紀的趨近日益遞減,隨著與之相關的理性主義和歷史主義,在凝聚歐洲文化想像力量上的衰退而一蹶不振。

面臨現代思想和藝術的分裂和零碎,我以尼采作為現代思想先鋒的代表。他正好站在時代的交界點上;前半段是我成長時期的文化時空,後半段則是由美國方興未艾的後啟蒙運動(post-Enlightenment)[3]所構築而成的心智環境;其概念的多元既令人困惑,又充滿威脅,但開放性卻令人夢寐以求。不過在尼采之後,渾沌再度掌控了一切,我也陷入一片茫然。但概念上的危機卻為我日後的研究帶來轉機。我由是著手研究文化現代主義的出現,及其與歷史意識間的斷裂。

尼采。來源:維基百科

雖然我時常在教學時探索現代文化的未知領域,我的研究依然深受我在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和二次大戰的那幾年中,經歷的政治經驗和價值觀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戰略情報局服役期間,分析納粹主義長達五年之後,我再也不想用納粹主義的思想起源當作我的論文標題;我在戰前為研究這個題目投注的心血,也只好忍痛放棄。我轉而以德國社會民主(German Social Democracy)作為我的論文主題,並同時涉及現代德國問題的通論性研究。

不論何者,背後都牽涉到世界政治的走向。美俄兩大強權,都在各自佔領的東西德國複製自身的面貌:東德是反民主社會主義,西德是反社會主義民主。於是原本存在於德國的工人政黨,也沿著兩德蜿蜒參差的邊界裂成兩半,一邊是共產黨,另一邊是社會民主黨。

但事實上,兩者在一次大戰前隸屬同一個政黨,同時信奉社會主義與民主。於是我的問題浮現腦海:為何原本的統一不再能夠持續?是什麼樣的歷史動力,使得民主和社會主義在德國無法並存?這個歷史問題,當然無可避免地受到現實政治環境的影響,但我還是希望我的結論能夠免於現實的左右。我了解到我從事的工作並不只是歷史分析,而是在為一度曾經生氣蓬勃的政治運動譜一曲輓歌,哀悼歷史毀滅的無情。

在德國社會民主的歷史研究之外,我還同時為外交關係協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美國對德政策與當代德國問題。在此處我經歷了一段不似政府,也不像學院的學術歷程。協會中由杜爾(Allan Dulles)領銜的德國研究小組成員,不僅才識卓越,更是來自美國各界的政商名流。重要的是,他們看待對德政策的態度,與對奧地利或芬蘭截然不同。後者總被視為對蘇聯妥協的籌碼;但前者,則是在美蘇兩強根本上衝突的態勢之下,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

我深信促成統一且永久中立的德國,對美國來說是最好的政策;我曾服役的戰略情報局也支持這種看法。對我來說,這似乎是唯一能夠稍微彌補雅爾達協定(Yalta Accord)造成的傷害,並阻止歐洲永久分裂的手段。不過協會雖然慷慨地出版了我對德國問題的分析,但卻回絕了我的政策提議。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嘗試在體制內影響美國的政策。

雅爾達會議(又稱克里米亞會議)三巨頭:邱吉爾、羅斯福和史達林。來源:維基百科

美蘇從戰時結盟的合作無間,到冷戰體系下的結構性敵對,轉變看似不費吹灰之力,實則對美國的文化,且不僅是學術文化,造成了深刻的影響。不只大學成為外來勢力攻擊的對象,被貼上共黨顛覆陰謀大本營的標籤;從「新政」以來寬容、多變的自由基進傳統的斷裂,及隨之而來的中間與左派陣營的敵對,都對整個思想的大環境,留下難以磨滅的烙印。

衝突在1948年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4]參選總統時達到政治最高潮,我也在此次大選中為華萊士積極奔走。失敗的結果扼殺了大環境更為全面的改變,使得這種改變對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影響,要到1947年後的十年間,才能在不滿現狀的革命中看出端倪。樂觀的社會與哲學觀點,和與之息息相關的自由和基進政治立場,都在冷戰和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被迫轉變。

這個時期的韋斯理安大學,就像一塊純潔無暇的三稜鏡,將大環境下思想改變的各色樣貌,層層折射而出。部分社會科學系所的行動派自由主義者,包括原本沒有宗教信仰者,率爾改宗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5]的「新正統新教」(neo-Orthodox Protestantism),政治立場轉為悲觀。年輕一輩的「美國研究」(American studies)學者,則由帕靈頓(Vernon Louis Parrington)開放式的民主文化,轉向米勒(Perry Miller)清教徒式的道德實在論。[6]

大學生則風靡於新崛起的文化權威。在他們眼中,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7]處理權力課題上展現貴族般的脫俗睿智,和齊克果(Kierkegaard)[8]衝突矛盾的悲觀主義,遠比彌爾(John Stuart Mill)[9]的道德理性主義,或馬克思的鬥爭觀點,來得更引人入勝。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也很受歡迎。這種斯多葛(stoical)形式的自由主義,在大學生中隨政治信念不同,各有卡繆與沙特的擁護者。

在這波文化價值受到重新評判的浪潮中,唯有佛洛伊德令我感到振聾發聵、耳目一新。我的佛洛伊德轉向,來自於兩位我向來親近,但政治信仰南轅北轍的學者。朗傑老師援引佛洛伊德來深化他那利害攸關的政治學;而以自由主義者之姿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崔林老師,則以佛洛伊德調和人文理性主義,與本能力量存在的問題。

佛洛伊德轉向竟也見諸我兩位政治立場基進的朋友,讓我對1952年得知這個消息的日子印象深刻。古典學者布朗(Norman O. Brown)[10]和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11]都是我在韋斯理安大學的同事,兩人不約而同地走在由馬克思轉往佛洛伊德的道路上,由政治的基進主義邁向文化的基進主義。理解人與社會的前提,似乎確實由社會歷史面向,轉向心理學領域。

位於北倫敦漢普斯特得的佛洛伊德銅像,就在他晚年住所(現為佛洛伊德博物館)附近。來源:Wikipedia

這一切的轉向,都將美國的知識份子引向馬克思主義者以外的歐洲人業已思考半個世紀的議題,即鑒往不能知來,歷史不能引領進步。雖然歷史受到信賴的程度不如往昔,但在學術界仍有其重要性。不過歷史作為發人深省的意義之泉,卻較以往更加乏人問津。形式主義、抽象藝術、精細的內在分析,以及理論在各學科中空前的重要性,都讓各學門對其主題的理解,與歷史解釋的模式漸行漸遠。對智識史來說,此趨勢不僅影響教學功能,也對學術方法造成衝擊。

於是,智識史課堂上的學生所思所想,僅為理解各自本科系中已不再受到重視的思想家。智識史課程,於焉扮演保存其他學門乏人研究思想家的角色。在新興英美分析學派定義問題的方式下,黯然失色的許多重要哲學家,如叔本華(Schopenhauer)[12]和費希特(Fichte)[13],因而還能在智識史領域保留一線香火。歷史學家現在得守在哲學史臨終臥榻之側,傳承守護的責任,讓哲學家的思想不受埋沒。經濟學方面,因追求數學統計帶來的興奮刺激,而遭到放棄的歷史遺產,如普遍社會理論,甚至社會政策問題,也在智識史中受到保存。

叔本華(左);費希特(右)畫像。來源:維基百科

 

 

這看來是個發展智識史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有利也有弊。

我們(歷史學家)根本沒準備要承擔這個重責大任。雖然史家稍稍注意到了思想的內在結構,也找到了將智識史從意識型態中提煉出來的方法,並將複雜的藝術和思想作品精煉為歷史潮流或運動的展現。但由這幾個學門發展而出的分析文化產物的新方法,卻恰恰凸顯這些印象主義式的方法如何地不合時宜。兩道難關因而在歷史學家眼前矗立。史家一方面必須彰顯在與文化相關的眾學門中,受到其中學者排拒的歷史學依然具有不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史家還要同時在自身的歷史分析方法,遭到非歷史分析方法譏為膚淺和無用時,挺身捍衛自身的觀點。

在文學議題的討論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首次浮現。當我對韋斯理安大學服膺新批評(New Criticism)理論的朋友們指出,他們的研究乃是將文本抽離其賴以存在的歷史脈絡時,他們則指控我過度相對化的作法,將會摧毀文本的本質。一位火冒三丈的同事還對我撂下康明斯(E. E. Cummings)[14]的名言:「文本不證自明」(let the poem be)。

然而,這位同事卻也教導我如何重新閱讀文本;如何以形式分析,彰顯仍停留在觀念與論述內容的歷史學家所無法企及的意涵。建築、繪畫、神學等其他領域的同僚,也都讓我學到形式分析的梗概,使我能夠應用他們各有專精的方法,以概念上更為嚴格的手段,來進行歷史分析。

上述我曾經歷的種種困難,諸如在尼采之後渺無頭緒的茫然、冷戰大勢下全球和國內的政治變動、學術文化的去歷史化,以及智識史更為精準的要求,都在五十年代,共同決定了我的學術走向。我日後致力於探索現代文化意識的歷史起源;這種意識特意抗拒歷史的影響。對我來說,共同的社會經驗對文化創造力的衝擊,只有在有限的歷史脈絡中才能衡量。一座城市,因而成為最合適的研究對象。

我和韋斯理安討論課堂上的學生一同尋覓這座城市;從巴黎、柏林、倫敦到維也納,就像童話中誤闖熊穴的金髮小女孩,不斷尋找最合己意的事物。[15]當我選擇維也納時,直覺「就是它沒錯」。[16]維也納是二十世紀許多重要文化流派,毋庸置疑的生產中心;其中有一成員往來密切、疆界界定明確的知識菁英社群,對當時席捲歐洲的個各家思潮,抱持開放的態度。在韋斯理安大學同僚們多年的薰陶之下,我已累積足夠的知識和視野,能夠進行多學科的研究。

續集:卡爾‧休斯克的學思歷程(三)

本文節錄自:陳建守主編,《時代的先行者--改變歷史觀念的十種視野》(台北:獨立作家,2014.05),頁86-110。
作家生活誌:http://showwe.tw/books/books.aspx?b=2912
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34108

[1] Republic of Letters譯為「文學共和國」,源於法文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其中des為定冠詞,lettres專指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故republic of letters意指文藝復興時期,研究古典文學的人文學者所嚮往認同的社群。時至18世紀啟蒙時代已經成為一種傳統,乃文人集體身份認同的代表。

[2] 新啟蒙運動通常指的是,在啟蒙時代後,仍贊同並推廣啟蒙運動之中心價值:如理性、民主、自由等。

[3] 相對於新啟蒙運動,後啟蒙運動指的則是,在啟蒙時代後,對於啟蒙運動核心價值的質疑甚至推翻,如質疑理性或是強調宗教信仰的重要。發生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美國的第二次大覺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即為一例。詳見:Milan Zafirovski, “Counter-Enlightenment, Post-Enlightenment, and Neo-Enlightenment,” in The Enlightenment and Its Effects o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Springer, 2011), pp. 279–332.

[4] 亨利‧華萊士(1888-1965),美國左派政黨「進步黨」於1948年推出的總統候選人,主張與蘇聯和解、廢除種族隔離等政策。

[5] 尼布爾(1892-1971),美國神學家。

[6] 「美國研究」,又稱「美國文明」(American civilization),為一以美國為對象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含括歷史、文學、批判理論、法律、媒體、電影、人類學、社會學等範疇。一般咸認帕靈頓(1871-1929)是「美國研究」的奠基者;以文化取徑研究清教徒知名的哈佛史家米勒(1905-1963),也對此領域的締造貢獻卓著。

[7] 布克哈特(1818-1897),瑞士裔文化史家,其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Ein Versuch)是歐洲文藝復興研究的扛鼎之作,亦是開啟現代文化史研究視野的重要史學名著。

[8] 齊克果(1813-1855),丹麥哲學家、神學家、作家,存在主義之父。

[9] 約翰‧彌爾(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是十九世紀古典自由主義者,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

[10] 布朗(1913-2002),美國人文學者。

[11] 馬庫色(1898-1979),德裔猶太哲學家、社會學家,新左派之父。

[12] 叔本華(1788-1860),德國知名哲學家,悲觀主義者。

[13] 費希特(1762-1814),德國哲學家,唯心主義者。

[14] 美國詩人康明斯(1894-1962),有時也因其詩作而小寫為e. e. cummings,為美國二十世紀最重要,也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

[15]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金髮小女孩與熊)是英語世界最家喻戶曉的童話故事之一,描寫金髮小女孩誤闖三隻熊的居所,嘗試三熊各自的食物、座椅與寢室,最後在最適合自己的床上睡著的故事。

[16] 「就是它沒錯」(just right)一語,同樣出自「金髮女孩與熊」童話,其中當小女孩找到最適合她的事物時,便說:「就是它沒錯」。